叶圣陶书信日记里的马一浮

    自1937年秋从苏州西迁，由杭州、武汉而入川，一直到抗战胜利，叶圣陶居川八载。“渝沪通信”和“嘉沪通信”是保存下来的他在重庆和乐山与在上海孤岛的朋友们的通信，收件人主要是他的朋友“开明四老”夏丏尊、章锡琛、王伯祥和徐调孚，有时为了节省邮资，也作集体收件人，这自然也是为了让书信能够在朋友间传看。这些书信真实记录了他在寓川期间的生活和交游，包含着我们了解“抗战”这个非常时期的日常生活以及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宝贵资料。“嘉沪通信”中关于马一浮的文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

    “嘉沪通信”记录的是叶圣陶在乐山期间的生活，叶至善在整理摘取这些书信和日记中有关马一浮的记录时明确说，“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乐山，我的父亲与马一浮先生有过不到两年的交往。”这些记录大致围绕复性书院之创设以及马一浮与贺昌群的“离合”而展开。贺昌群与马一浮乃浙大同事，而与叶圣陶则是“文学研究会”时的旧识。书信中一开始就说明，是贺昌群介绍叶圣陶与马一浮相识。对于马一浮，叶圣陶可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名”：“闻其人光风霁月，令人钦敬，则他日得追陪杖履，亦一乐也。”及至初见并陪同出游数回，印象则为：“其人爽直可亲，言道学而无道学气，风格与一般所谓文人学者不同。”复性书院是“嘉沪通信”中有关马一浮之文字的重心，而叶圣陶本人对于书院的态度和马一浮的观感似乎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这其中一个主要的透视点就是贺昌群与马一浮的合与分。

    叶圣陶在书信中记录了马一浮就创设复性书院与当局的“约法三章”：“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释奠于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对于其“所不为”，叶圣陶未置可否，但想来应是“钦敬”至少是无异议的；但对于其“所为”——以六艺为教，叶圣陶则在肯定其“重体验，崇践履，记诵知解虽非不重要，但视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同时，对于所谓六艺统摄一切论，则表示“殊难令人置信”。分歧的核心似乎在于叶圣陶相信马一浮所论“意在养成‘儒家’”，而他则认为“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至于马一浮念兹在兹的书院，叶圣陶则谓“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

    “嘉沪通信”中还记录了叶圣陶的朋友圈中对于开办复性书院的不同意见，例如郑振铎“不赞成昌群兄去浙大而来此，调孚兄以为此系开倒车”，而其争议的焦点仍然在于指责六艺统摄一切论“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试问一切学艺被六艺统摄了，于进德修业、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马先生亦无以对也。”叶圣陶并且断言，“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

    也正是在这个基本的争执点上，凸显了熊十力、贺昌群与马一浮的分歧。贺昌群本是1939年4月下旬离开浙大，从宜山来乐山追随马一浮“佐理”复性书院事务，但据叶圣陶是年6月8日记载，贺昌群其时就已“与马先生谈书院方针，意见颇不一致。马主学生应无所为，不求出路，贺主应令学生博习各种学术，而不忘致用。”这种分歧也存在于马一浮和熊十力之间。熊十力本是马一浮拟聘来书院，但“熊来信亦与昌群意同。”显然，这种分歧并未在此后得到调和，据同年6月19日致夏丏尊信所云：“复性书院尚未筹备完毕，而贺昌群兄已有厌倦之意，原因是意识到底与马翁不一致。昌群兄赞同熊十力之意见，以为书院中不妨众说并存，由学者择善而从，多方吸收，并谓宜为学者谋出路，令习用世之术，而马翁不以为然，谓书院所修习为本体之学，体深则用自至，外此以求，皆小道也。”此而外，叶圣陶还担心马一浮与熊十力会陷入“两贤相厄”，并结论说，“弟固早言马先生于其他皆通达，惟于‘此学’则拘执（理学家本质上是拘执的），今果然见于事实矣。”到了7月6日给诸翁的信，则宣布，“昌群兄已与马先生分开，声明不再参与书院事。”并且说，“其分开不足怪，而当时忽然发兴，辞浙大而来此，则可异也。”

    我手边没有记录马一浮与贺昌群此后往还的资料，而只能查到熊十力离开乐山后，马一浮给他的信：“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怅惘之怀，靡可言喻。”信中那种“空山寂寥……霜寒风急，益令人难为怀也”之感叹则不禁让人想起叶圣陶书信中所记录的马一浮那阙《旷怡亭口占》：“流转知何世，江山尚此亭。登临皆旷士，丧乱有遗经。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长空送鸟音，留幻与人灵。”1939年6月15日致沪上诸友信中，叶圣陶写道：“前六句于其胸襟、学养及最近之事业均关合而得其当，表现之佳，音节之响，无愧古人。昌群兄有一诗和马先生，其中‘娓娓清言承杖履，昏昏灯火话平生’二句，身分交情俱切而馀味不尽，亦佳。”

    最后还有个“版本学”的说明：恕我孤陋寡闻，一直到上个月在临城的新华书店见到重版的《我与四川》，我才知道天壤间尚有“渝沪通信”和“嘉沪通信”这样的文字。初读之下就产生了为撰一小文之念，但又私忖以叶圣老之望重士林，他的这些文字断无可能没有引起过关注，抑或没有被讨论过。果不其然，我不久就在一本关于马一浮的论著中看到对《与马一浮先生交往琐记》的引用，一时还以为叶圣老尚有这样一篇独立的回忆文字。引用者标明此文载于华夏版《马一浮遗墨》。如我在别处自供过的，这册书，我先后收有两个版本（印次），一是多年前的某天，接小女放学回家路上，在杭州申花路幼儿园附近的地摊上得到的，那应该是个初版本，至少是初版本的重印本。两年前在定海的一家特价书店看到一本品相好得多的，稍作犹豫就重收了。于是即刻找出这个本子，见版权页上写明此书系1987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我手里的是1999年1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本，然遍检之下却没有找到上述这篇文字，而我以为应该是初版或初版重印的那册《遗墨》却遗落在杭州而一时无从追索。我于是想到求助于图书馆。浙大舟山校区图书馆的吴颖骏先生通过西溪校区的毛一国馆长特批才从杭州帮我借到了已属“特藏”的这册书，这是个平装本，版权页标明系1991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我来不及再去确认此书到底还有没有一个1987年的初版本，就匆匆翻到了叶圣老的那“篇”琐记——原来这并不是一篇独立的文字，而是叶圣陶的贵公子叶至善受《遗墨》编者之托从“嘉沪通信”和同期的日记中摘抄出来的关于马一浮的文字。从日记时间来判断，这些日记中的内容并未载于《我与四川》一编中，因为后者所载日记似最早始于1940年11月22日，而“嘉沪通信”中关于贺昌群离开复性书院的那一笔记载则未被叶至善摘录，概因为那段文字中并未提及马一浮，从而逸出了摘录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