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的出版接力

    孙中山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孙中山全集续编》（5卷5册）、《孙中山史事编年》（12卷12册）分别于2017年7月、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于11月11日在中山大学举行新书发布。《续编》由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李吉奎、林家有、周兴樑诸位先生编纂。《编年》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主持，该系十余位青年学者参与编撰。

    中华版的《孙中山全集》（1981年～1986年）出版至今，已三十余年，目前除中华版外，台北有两种《国父全集》，大陆有人民社尚明轩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全集》、广东人民社黄彦先生主编的《孙文全集》。《续编》的编辑出版，或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何不重编全集，而是对《孙集》续补呢？”关于《孙集》存在的价值及编纂《续编》的意义，书局的资深编审陈铮先生和我的同人李闻辛、张玉亮相继在《中国出版史研究》上刊发了专文，不赘（参见陈铮：《〈孙中山全集〉出版始末忆述》，《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李闻辛、张玉亮：《〈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编辑出版——兼谈〈孙中山全集〉的修订，《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4期）。

    作为两书的项目负责人和责编，谈点编辑印象。

    一

    算起来，我跟孙学出版的缘分，是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结下的。1998年—2001年，我跟随李吉奎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他在书房给我和张金超、刘海彬讲授“孙中山研究”的课程，后又到广东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讲授“辛亥革命史研究”，我跟着去听课。就在那时，我得知黄彦先生正在编辑《孙文全集》，印象颇深。

    毕业论文答辩后，历史系陈树良老师问我为何选择去中华书局，大概因为那时中华正走下坡路，也不做近代史出版了。但接着桑兵老师的一句话让我深受鼓舞，很清楚地记得他说：“中华有什么不好，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2001年，我成为一名编辑，入局也晚，当时《孙集》原责编陈铮先生已退休，近代史编辑室亦无建制。2004年，我负责《孙中山全集》的版权续签，此事便成为我关注孙中山研究与出版的开始。曾多次动念，报告书局领导重新修订或重编《孙集》，同时修订重版《孙中山年谱长编》，然而蹉跎数年，未有实际行动。

    真正让我提振信心的，是一篇文章给的启发。2009年10月，《近代史研究》上刊发了徐秀丽撰写的专论《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文章从引证的角度,分析了1998年—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学者、学术论著、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以及研究重心和议题的集中与转移。大量数据表明：该研究领域的“高被引作者名单”中，即被引200次以上的作者名单中，孙中山位列第一位，后两者是梁启超、毛泽东。被引200次以上的37种著作，排在首位的是《孙中山全集》，接着是《毛泽东选集》《饮冰室合集》。细看上述数据，深感孙中山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1990年代以来孙学已算不上显学，但他留下的著作，对其本人的研究，始终受到关注。中华版《孙集》，如果不进一步完善，日后随着新出史料的刊布，势必被淘汰，成为过往。

    2012年7月，近代史编辑室恢复建制，并改名为近现代史编辑室。5至7月间，团结报社的杨博文先生三次来局，送来他新刊于《团结报》的文章（《试为〈孙中山全集〉照片补注》，刊于《团结报》于5月24日等）。据杨先生透露：他拟对中华版《孙集》编辑补编，建议我们修订或重编全集，他表示可以先写样张交给编辑部。当时，我已闻尚编《全集》即将出版，黄编《全集》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杨先生的来访，给了我很大触动，必须行动了，这么重要的书不能在我们这代就这么没了。

    我立即向陈铮先生请教，希望重新开启《孙集》的续编工作，谈了初步的想法和计划。据陈先生忆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华就有编纂《孙集》“索引”和“补编”的动议，后因种种原因搁置了。我仔细查阅书稿档案，档案中完整地保存了编著双方的往还信件，以及其他珍贵的文字记录。如1994年3月28日陈先生致函黄彦先生，有谓：

    年前承告《孙中山全集》补编与索引共2册。据此，我们已将此项列入二季度发稿计划……年初已与中大联系过，他们已同贵所商妥，索引归你们编制……补编名称如何称谓，也请在交稿时确定。我们初步考虑有两种称谓，即（一）《孙中山全集补编》；（二）《孙中山全集续编》。

    1996年9月26日，黄彦先生给陈先生的复信中说：

    全集补编未能完成，至感歉疚。补编之所以未能完成，一因工作量大而时间未抓紧；二因当时补入资料除移植台北、上海二版本所收外，新添的不多……

    还有其他编者如林家有、李吉奎、邱捷等先生写给陈先生的信，从收集资料、书稿体例，到交稿、处理校样、编制索引等，关乎书稿的所有事情，都与陈先生有商讨。

    2012年10月20日，陈铮先生很认真地给编辑室撰写了一份《出版〈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粗略设想》，提出八条实施意见，重点指出：“《全集》不全，早有补编计划”，建议“补编书名改称《孙中山全集续编》”，“既出《续编》，理应对《全集》加以必要的修订”。

    29日，我向书局提交了《〈孙中山全集续编〉工作开展思路》的正式报告，重点介绍《孙集》续补的必要性，各家孙集的编辑、出版情况。鉴于原《孙集》的编纂三方，已有两方在新编全集，建议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独立承担《续编》的编纂工作。理由如下：该所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学术梯队完整，原《孙集》编者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周兴樑教授均是领域内资深专家，于史料及编辑体例熟稔，质量有保证。次日,时任书局总编辑的徐俊同志迅速批下意见：“应抓紧办理。”

    11月5日我去拜访来京开会的桑兵教授，向他请益。桑老师建议如中大一方独立承担，最好“分时间段、分卷，每人单独编写”。他向我透露，他正组织人力准备编写《孙中山史事编年》，表示今后“《史事编年》遇到的新资料，可以共享”。他说2016年出版，正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时机刚刚好。我又给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吴义雄诸位教授打电话，一一听取他们的意见。邱老师表示，“须有人能主持协调，《续编》不必求全，但国内期刊、报纸等已有资料不能遗漏。外文有好的译本可选用，不好的要重译。须年轻人加入，检索资料，新老搭配”。我立即决定赴粤，面商整体事宜，争取能较快落实，并特地将陈铮先生请出山，一同前往。

    11月13日我先期赴粤，陈铮先生和张玉亮编辑于次日晚到达广州。李吉奎老师得知我们已入住中大紫荆园，15日上午特来拜访陈先生。下午，我们三人来到永芳堂贵宾厅，历史系主任吴义雄、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桑兵、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赵立彬，以及林家有、李吉奎、周兴樑教授等（邱捷教授临时有事未到会，由其博士生李兴国代表），很高规格地接待了我们。双方就续补《孙中山全集》举行座谈，交换意见。会议首先由陈铮先生发言，他回顾了中华与该系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以及中华版《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出版过程中他与老师们的交往，介绍了编辑《续编》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些设想，如人员构成、编纂总则等，希望继续得到老朋友们的支持。在座的教授们一一发言表态，林老师、李老师、周老师欣然接下编辑《续编》的任务，桑老师表示愿意共享《孙中山史事编年》的资料，吴老师则表示愿在经费、资料等方面给予支持。经过讨论，双方议定：由林家有、周兴樑、李吉奎、邱捷教授组成编写组，以林家有教授为编写组召集人，陈铮先生为编辑组联络人。会后编者依《孙集》体例，划分任务，收集资料。预计2014年底前交完定稿，2016年出版。为了解决网络使用、电脑操作诸问题，李兴国博士协助邱捷老师参与项目。

    回京后，我复次向林家有等几位老师确认以下事宜：一、资料收集和编纂，质量第一，近年公布而中华版《孙集》漏收的要齐全，同题异文或不同人翻译的酌情处理。二、初稿由陈铮先生统一审读一遍，再交编辑部审稿，以便与《孙集》体例衔接。三、编写组个人承担的内容独立署名，按年代、按卷，分工负责。新人参与，署名同等对待。四、1912年以前部分由邱捷、李兴国负责,1913年—1919年由李吉奎负责（后该系张文苑老师亦参与进来）,1920年—1923年由林家有负责,1924年—1925年由周兴樑负责。

    二

    2013年12月6日—8日，受暨南大学刘增合教授之邀，我去广州开会。彼时《孙中山史事编年》已申报国家社科重大课题，虽此前我多次向桑兵教授表示过出版意向，但并未签约。7日下午我单独拜见桑老师，沟通了一些细节，定下在中华出版，预计2014年底完成初稿，2015年完成定稿，2016年出版。2016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届时《史事编年》《全集续编》同期上市，意义不言而喻。

    几年间，两部书的编者、作者耗费了大量精力编写书稿，校订资料，核对史事，修改书稿。初稿交来后，编辑部作了分工，我总责两新书，2016年初李闻辛加入《续编》，潘鸣、李闻辛加入《编年》。《孙中山全集》的修订重版，由张玉亮、李闻辛负责。编辑组亦按卷、按册划分任务，落实审稿、退返、送审、修改、通读等责任。编辑审读初稿与校样，及时核实问题，并向编者、作者反馈疑问，很快就能得答复。该两书编辑出版中，双方沟通十分有效。《续编》的四位编者，不辞辛劳，前后两次勘定文字，随时补充新发现的资料，并写信来报告进展、沟通情况。第一次校样看完后，2015年11月11日李吉奎教授来信嘱咐：

    孙给小池张造函件及“中日盟约”，段云章、俞辛焞等人的书已收入，望能坚持收入。

    2016年2月24日，周兴樑教授来函，意味深长地说：

    还是要认真细看，即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的“字字经心经血”。

    2016年8月10日，邱捷教授发来邮件，讲述了他当时的状况：

    补编是我几十年来最难做的一件工作。我的视力不行，看电脑要戴眼镜，看文稿却不能戴眼镜，所以每打一句都要重复戴眼镜脱眼镜的动作。查网络资料也特别辛苦。我自己也算尽了很大力……把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

    定稿后，林家有、李吉奎老师还不断寄来新收资料，哪怕是从新刊文章中收集到的只言片语。2016年8月18日，李老师来信：“邮上几篇处理稿，请麻烦补入《续编》。”21日，林老师也说：“又有一件孙中山的佚文，请你在《孙中山全集续编》上加上。”编辑《续编》的几位先生，均已七八十高龄，期间李吉奎、周兴樑老师曾经住院，林家有老师也是带病完成初稿的。这其中的辛苦，是外人很难体会的。但只要是和书稿有关的事，哪怕是核对一条资料出处，一个标点，他们一点都不含糊，严谨负责，精神令人感佩。

    撰写《史事编年》的作者，均为中青年学者，每一卷均有直接负责人。编著双方专设“孙中山史事编年编辑”的QQ群和微信群，通过文字、截图等方式，把问题放在群里，相互切磋，无距离沟通。从内容、体例、引文、索引，到某一个记事日期、一个人名、一个字，编辑的疑问与作者的反馈，群里随时讨论。当然这其中离不开主编桑兵教授的大力督促和跟进。凡遇到书稿修改、体例调整、核实文字等，桑老师总是嘱咐我：“务必在群里通知到具体作者，作者即使没有及时看到，也有人会通知的。这其实对他们也是个监督。”这方法直接高效，省了许多环节和时间。前言、凡例、后记等，最后均由桑老师亲自改定，其他流程，他也直接把关，严格要求。书稿付印前，桑老师还发来微信：“最好将封面、内封、版权页等有相关信息的部分，让我再看一下，以免出现问题。”审慎严谨，于此可见。

    在两书出版后，《孙中山全集》亦修订重版，改正了文字错讹和硬伤，也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孙集》出版三十年后，有了《续编》，二书合成完璧。《孙中山年谱长编》出版二十年后，又有了《孙中山史事编年》，成功地将孙中山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

    三

    2017年8月28日晚，中华书局官微发布了《孙中山史事编年》出版的消息，一直关注该书出版的上海师大历史系邵雍教授，第一时间发来微信，示以祝贺。他预言：“孙学研究范畴，多少年后能真正留下的，中华子孙都接受的，也许就是此三书了。”这些话，姑且当成勉励。时间是试金石，一切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终究是会抵得住大浪淘沙。《编年》《续编》的样书出来后，我向陈铮老师报喜，告以孙中山三书的出版情况，也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并约他写点文字。中华在中华近代史领域的出版，前世故事最清楚的莫过于他了。得知前两书即将上市，另一种也付印，陈先生很高兴地应下了写文章之事。当时我便大发其感慨：“中山大学的孙学研究，从陈锡祺先生、陈胜粦先生到段云章、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周兴樑诸先生，到桑兵教授、赵立彬教授，再到八〇后学者，有四五代人了。他们在孙学研究路上坚持、坚守半个多世纪，培养了大批人才，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成果，非常了不起；而中华书局呢，在此领域做出版，默默耕耘数十年，甘于幕后。从刘德麟、陈铮先生，到李占领副总编辑，到我自己，再到张玉亮、李闻辛等年轻编辑，四五代编辑不也是同样在坚持和坚守吗？”

    两部书，共17卷，740余万字，凝结了许多人的心血，作为责编，其实我最想表达的是一份敬意，感谢一切应当感谢的人，若非背后有强大的作者团队，若非有诸多中华人的努力，是做不出好东西的。因此应向编辑《续编》的老先生们致敬，向主持《编年》的桑兵教授和他的团队致敬，向中华的编辑同人致敬。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人的辛苦付出，对学术近乎偏执的执着追求，今天我们才能做得更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