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商务印书馆的十五年

    作者的我和商务

    最早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作者是在于根元老师带领下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2003年出版）。只是那时都是于老师直接跟商务印书馆联系，我对馆里的编校运作等情况因此没有太多的认识。

    2004年，承蒙赵金铭和齐沪扬二位先生邀请，我承担了商务印书馆系列对外汉语教材中《华文教学概论》的编写，其间分别在上海师大和商务印书馆开过两次论证会。该书于2007年正式出版。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华语研究录》《中国社会语言学》（第3版）等。作为作者，我一次次领教了商务印书馆编辑水平的高超，工作态度的严谨，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

    我在写作中一直追求语言的平实和可读性，有时候甚至还对自己的东西有些沾沾自喜。但在《华文教学概论》的编校过程中，才发现自己的功夫还差得很远。袁舫女士一次次电话、电邮联系，核对每一个细节，确认每一个疑问。其中，为了华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区别，我们讨论了很久。有一段话我认为自己说得很清楚了，责编袁舫却来电话问是什么意思。这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责任编辑尚无法理解的话语，学生或普通读者如何明白？这促使我后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后来发现，我当时的概括的确没有抓住本质：我们只是从教学对象的不同去讨论区别，而没有从教学目标上去思考。我也由此总结出一条“规律”：如果一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说明白，实际上是作者自己没有想明白，或者想得不是很明白。

    201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语研究录》是我本世纪前十年在海外华语、华文教学等方面的一些研究和思考，文章都是国内或国外报刊公开发表过的，也都经过一轮轮的编校。这次编辑出版，责编蔡长虹女士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提出的疑问密密麻麻。初版于1999年的《中国社会语言学》201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3版，前两版经过多轮校读，我自己也一遍又一遍地校对，但到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刘建梅女士手上，又发现了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此外，戴军明先生在编辑《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2015年出版）、《全球华语研究文献索引》（即将出版）中，其政治的敏感，业务的熟练、专业，都使我和我们的团队感到由衷的佩服。作为作者，我曾经想过的是荣耀，而多年下来，我更感到在商务印书馆出书多么幸运。这里的编校过程是自己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也是保护自己学术声誉的一个屏障。这些都因为商务印书馆有一支力量雄厚的编辑队伍。我永远会记住各位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些年来，作为作者，我先后参与主编或主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主编《中国语言生活要况》《华文教学研究丛书》《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全球华语研究文献索引》等，还担任《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副主编等。

    “员工”的我和商务

    说自己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主要是因为我担任《语言战略研究》杂志执行主编，此外我还是词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当然，后两个是虚的。

    2014年开始，《语言战略研究》开始构想。从刊物理念，到刊物名称，到运作方式，田立新司长、李宇明先生、周洪波先生多次就杂志进行讨论，我也参与其中，收获颇丰。在当今中国申办一个新杂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商务印书馆凭借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近些年在语言服务国家方面的积累，赢得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了批准。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和同事到有关部门就申办一个杂志的事去汇报，对方讲了申请新杂志的基本要求，其中举了商务印书馆的申报《语言战略研究》成功的例子。他指着面前的一大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看看人家的基础，对商务印书馆的赞许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心里真是偷着乐，因为他并不知道我就是《报告》的一个参与者，也不知道我就是《语言战略研究》的执行主编。

    商务印书馆的做事效率很高。2015年6月5日获得批号，7月中旬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上，征稿启事正式摆在各位与会者的面前。随后的约稿、审稿、编稿，真可谓环环相扣，故事不断，2016年1月15日正式推出创刊号。

    作为直接参与人之一，我亲历了杂志初创，头三脚难踢的过程。好在是商务印书馆，有足够的学术地位，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杂志编委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国际影响力，体现了商务印书馆开放包容的文化，国外知名专家积极加入到编委会中，国内编委更是召之即来，有求必应，开诚布公，敢于担当。而各期的名人谈、多人谈更是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人脉优势，时有亮点出现，引发关注。这就是我们干起来很累，却又兴致勃勃的原因。

    去年六期杂志，从主编到编委，用李宇明先生在年度中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话说，大家都是“义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自己是商务的“编外义务员工”。这种运作模式也很有意思。编辑部把清样寄给我，我从头到尾通读一遍，把改过的稿子用手机拍下来，通过微信发回编辑部，以便及时调整刊出。这也真是发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馆里更是动用优质的编辑，对他们来说没有节假日，没有白天黑夜，因为投入的人很多，我无法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编辑部原来人手很少，早期真正的编辑只有海燕，俊玄、桂林也都参与其中，还有叶青老师帮忙；再到后来，增加了姜贺；现在，把玥妍调过来做编辑部主任，再加上戴燃，编辑部成长起来，工作也越来越有序。

    多年来，我目睹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汉语世界》《家国情怀》《世界语言生活状况》《世界语言生活报告》等等的设计、开题、审稿等，我都有幸参与其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已经成了“商务人”。周洪波先生曾经笑谈要我到商务工作算了。我说，现在已经够累了，再到你这里，不要把命交了啊。周总是个工作狂，多年来，没有看到消停的时候，要么工作，要么抱个电话。他不知疲倦，是个“神人”。没有他好像就无法运转，而有了他，我们就得一直跑，一直转，无法停下来。

    我最怕接到周总的电话。到北京华文学院任职前的几年里，我随时都有可能接到他的电话飞北京，可谓“召之即来”。我后来曾给周洪波开玩笑说，我到北京工作最大的受益者是商务印书馆，为馆里节约了大笔机票和旅馆费用。

    《家国情怀》曾记录了和冯学锋“被关”的故事。其实我被扣留是家常便饭，我每次到商务都有被扣留的危险。发展到后来，只要是周洪波通知的会，我都会多带几件衣服，以防“不测”。

    作者兼“员工”的我和商务

    还有些情况下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作者还是员工了。这里说两件事。

    一是《全球华语词典》。2002年12月下旬，我接到商务印书馆通知，到北京参加《华语词典》（当时的名称）筹划会议。这事源于两个因素。2002年6月，在南昌一个学术会议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周清海教授向时任商务印书馆汉语室主任的周洪波建议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同年11月，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语信司司长的李宇明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周先生又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杯酒允词典”的故事（邹煜，2015：120）。我从2000年起开始关注海外华语，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商务邀我参加《华语词典》应源于此。这次会议讨论了《华语词典》编写的意义和基本设想，但当时对于海外华语有研究的人还不多。随后的几年里，围绕华语词典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2005年1月，正式定名《全球华语词典》后的第一次编委会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召开。同年，暨南大学成立了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全球华语词典》是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说，本世纪初我的南洋之行使我进入华语研究的蓝海的话，《全球华语词典》毫无疑问则是一支强大的助推剂。《全球华语词典》到后来的《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写，使我们对全球华语有了更多的认识。《全球华语词典》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胆识和开放态度。词典的英文名称一开始有些纠结，我建议直接用HUAYU，商务印书馆就大胆采纳了。就我所知，这是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把“Huayu”引入英文。

    编词典的这些年里，还遇到了一群好朋友，志江老师的睿智，刘一玲的犀利，都使我受益良多。我永远都会记住这一群“小伙伴儿”！

    二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4年1月，李宇明、王铁琨、周庆生、周洪波和我在教育部参加绿皮书编写会议，午饭后周洪波的五杯咖啡又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编写的动议和随后的落实，自此开始了我每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生活。

    2011年9月30日，我刚从泰国回来，周洪波来电话，要我赶到北京，利用国庆假期，编加《报告》英文版的中文底本。我2号即赶往北京。除了我，周总还抓来了许小颖、蔡冰，一个黄金周，我们就在商务印书馆埋头改稿。这次改稿，我和周洪波同时面对一篇稿子，讨论修改。这次改稿真正体会了洪波“眼睛之毒”（侯敏教授语）和“刀子之快”，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逃过他的眼睛，经他砍过的稿子，简洁精炼，原来不起眼的东西经他一“拨弄”，马上成了“亮点”。我从中学了很多。也是在这次改稿中，我们意识到了以往稿子的诸多不足，这为后来的《报告》的“缩水”奠定了基础。

    从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和《报告》这两件事看，我是作者；但从后来的大量的编务工作等来看，我也算是“员工”。说到这里，想起别人也有些说不清的。余桂林从《报告》一开始就为《港澳台篇》撰稿，至今为止，年年不误，成了专栏主笔；而且每年到他的稿子，大家就会觉得很省心，说，桂林的稿子好办。由此看，他则既是员工，也是作者了。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年初的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刘丹青教授提醒是中青年沙龙的15周年，而这也正是我从走近到走进商务的15年。要回忆的东西实在太多。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些年来，如果不是一直跟这个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出版社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