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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弃世，其藏书由中大图书馆保存。共计线装书1300余册，平装书370余册。线装书中，经史子集都有，以史部资料和集部的诗文集最多，这与他当时做“元白诗笺证”和钱谦益（牧斋）、柳如是诗词笺证有关。如《元氏长庆集》（线装、平装各一套）《白氏长庆集》《白香山诗集》《牧斋有学集》（12册本两套；6册本两套），《牧斋有学外集》《牧斋尺牍》《牧斋投笔集笺注》《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这是他的工作用书，书上留有藏主的印鉴手泽。
陈寅恪的藏书本很丰富，但迭经战乱迁徙，遗散殆尽。这批藏书应是他1949年元月定居广州后购置的。就文献资料蕴含的价值意义而言，其中的线装书并不怎么突出，都是常见版本，它们的价值是反映了陈寅恪学术演进与资料搜集的脉络线索。倒是在370余册平装书中，有十余种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唯物史观方面的读物更为出人意外，学界迄未知情。虽然数量不多，但一叶知秋，见出陈寅恪学术视野的另一面，具有近世学术史掌故史料价值。这十余种著作即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讨论参考资料》《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中国通史陈列计划草稿》（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的参考资料》《苏联货币流通史略》《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问题译文集》《南诏国内的族部组成和奴隶制度》《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多期《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从1954年2月创刊到1966年3月停刊，共出99期，陈寅恪收藏的24期始于1954年，终于1966年，其他的或在“文革”中遗失）。这些书刊可能有三个来源：一、有关部门寄送；二、单位发给的读物；三、著作者赠送。因没有看到原件，不能一一落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陈寅恪对唯物史观派的旨趣底蕴和学术动态并不隔膜。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大势已化经为史，视儒家经典为史料，结合文物考古新材料和新传入的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学理研究中国古史，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一时蔚为热门。先有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接着郭沫若、丁山、傅斯年、徐炳昶、蒙文通、何炳松继起，都有传世之作。在这股学术大势的激荡中，“史料派”与“唯物史观派”应时而出。
“唯物史观派”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前期、后期。它发端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郭沫若的著作为先导，此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在三四十年代也努力以唯物史观研究解读中国历史，号称“新史学五大家”。
1928—1937年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以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研究为突破点，运用“新科学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推出三部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唯物史观派”权威郭沫若的成名作，也是唯物史观派的开山之作。该书首次用唯物史观解剖中国历史，开始了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探索。郭沫若采用西方唯物史观，把中国历史放在亚细亚社会、希腊罗马时代、封建时代等背景和架构中予以分析论说，对中国现代社会进程的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迄今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诸多专题研究，基本没有突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学术框架。“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彦堂）虽然反对唯物史观，但对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仍相当推崇，曾说“唯物史观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和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体系”（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论的认识》，台湾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第8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2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印行，此后不断重印再版，陈寅恪收藏的是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但至今没有发现陈寅恪评论此书的材料，他对郭沫若的另一本书《青铜时代》（1945年3月由重庆文志出版社初版，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再版，1957年科学出版社沿用人民社的改排本再版，1961、1962年重印）更感兴趣。1961年3月，郭沫若曾前往中山大学拜会陈寅恪，事后，陈寅恪评价郭沫若最好的著作是《青铜时代》（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增订本，第297页）。
郭沫若古史研究的最后成果是《十批判书》。这是一部有计划、有系统的著作，1946年出版后，声誉远在《青铜时代》之上。陈寅恪不随时流心许郭沫若古史研究最好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十批判书》，而称赞他的《青铜时代》，是否别具只眼，有待索解。另一位“史料派”领军人物傅斯年亦不看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看重郭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可谓与陈寅恪同调。
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界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的探讨，称之为“五朵金花”。“五朵金花”本无赞誉之意，其出处是1957年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认为当时的史学界对于上述五个问题的讨论过热过多，没有“百家争鸣、百花开放”，只开“五朵花”，后来机缘巧合，1959年上映的电影《五朵金花》风靡一时，“五朵金花”遂成为史学界这一时期光辉业绩的雅称美谈。
“五朵金花”的要点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用于解决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承担着意识形态使命。其中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时间最为长久，影响也最大。“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肇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焦点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1949年后旧事重提，1955年8月，《历史研究》编辑部将这五年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一年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再次将1955年8月至1956年8月的讨论文章收集起来编成《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两本书共收入讨论文章185篇，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许多著名史学家的名字，以尊奉唯物史观的历史学者为主，也有从旧史学阵营过渡而来的知名史学家。另有一些以史料考证见长的“旧史家”没有参与“五朵金花”的大合唱。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柳诒徵、朱谦之、刘文典等人。他们之中有的已经开始学习唯物主义政治读物，但一时还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理论来写文章，有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学术境遇的转换，自“五朵金花”讨论后，与唯物史观主导的主流史学话语体系渐行渐远。
陈寅恪解放后被封为“旧史学”的权威，又以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闻名士林，自然不会参与“五朵金花”的讨论。从学术、学风上分析，他也不会对运动式的学术活动感兴趣。然而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为核心的中共史学界并没有因此疏远陈寅悟，在接下来的《历史研究》编委、学部委员评选中都频频致意这位远在南国的史学大家，使陈寅恪在这两个机构中都有一席之位，并寄送资料。
在陈寅恪的这批藏书中，有两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刊物，《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所下辖三个分所：第一所（古代史所）所长由院长郭沫若兼任：第二所（中古史所）所长原拟请陈寅恪担任，陈辞谢不就；第三所即范文澜执掌的近代史所。如果陈寅恪1954年初北上任职，新史学的一号、二号与旧史学的首座共掌文衡，这阵容够强大的。但文人学士“离则双美，合则两伤”，南北相望，比同在一城甚至一楼更好些。郭、范、陈虽然“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彼此尚能尊敬如仪。陈寅恪对唯物史观著作成果并不深闭固拒，对延安中共史学动态亦有兴趣了解。1944年10月傅斯年有延安之行，陈寅恪请傅斯年向范文澜索取延安新刊中国史数种，认为即使学术旨趣不同，获其书仍有读藏之乐。傅斯年有没有带回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甚至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暂不知晓。不过陈寅恪此举却反映出他学术视野之宽广和对范文澜的态度。而范文澜对陈寅恪亦颇敬佩，北平解放不久，即请陈寅恪的弟子周一良给老师写信，代他向陈寅恪致意。《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创刊号）于1954年7月出版，收录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等五篇长文。陈寅恪收藏的这一册，极有可能是范文澜或他让手下寄给陈寅恪的。
中科院下属单位历史研究所的所刊《历史研究》是1954年2月创办的。1958年历史研究所机构调整，第一、二所合并，仍称“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独立，称“近代史研究所”。在“百家争鸣”口号下创刊的《历史研究》，集中体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它从1954年2月创刊到1966年3月停刊，共出99期，发表文章约一千篇，刊登了大批用唯物史观研究、解释历史的论文，其中以“五朵金花”的争鸣尤为热烈。这些颇具特色的文章，对于推进中国古代史、经济史等诸多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记录了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征，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
陈寅恪在1954年《历史研究》第1期、第2期发表了两篇论文《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论韩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史学界对“唯物史观”之外的史学并未全盘否定，对史料考证性文章与理论探讨政论性文章并未作左右袒。然而“考据之作”的好景不长，随着“厚今薄古”口号的提出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将史料考证划归资产阶级史学方法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1958年，在“厚今薄古”中，陈寅恪成为史学界批判的人物。此后他再没有给中大历史系本科生上课，也没有再发表论文，而将兴趣转向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人物，风格已偏向于文学与史学之间，写出名著《柳如是别传》，并因欣赏柳如是的《金明池·咏寒柳》词，把自己晚年眠食之所取名为“寒柳堂”。
但陈寅恪在坚守中学术视野仍然开阔。他收藏上述唯物史观著作和《历史教学》《近代史资料》《外国学术资料》《民族问题译丛》《考古》《考古学报》《考古通讯》《文物参考资料》《学术资料》等刊物即是明证。他也自信未尝曲学阿世，其人其学不会湮没，曾说“后世相知有别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话语系统、言说环境的变化，学术大势再次翻转，“实证史学”从边缘走向前台。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旧史学的代表人物，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依然熠熠生辉。从1981年起，《历史研究》推出的关于王、陈、傅的文章逐渐增多。“史观”与“史料”不可偏废，论从史出，终于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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