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侠”习俗出发认识中国古代社会

    1960年，《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由弘文堂出版，在日本学界引起轰动。众多日本学者认为，要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是以此书为轴心而展开的，并不过分。在经过修订和增补之后，岩波书店于1996年10月推出了《新版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日前，该书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出版。

    此书的作者是被称为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研究三大支柱之一的增渊龙 夫先 生。 增渊 龙 夫（1916-1983），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原专攻德国中世纪经济史，二战结束后开始转向以先秦两汉为主的中国史研究。后升任一桥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讲授东洋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者，增渊与日本史学者网野善彦，在日本被并称为以社会史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先行者。

    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寻求日本国家近代化选择的理论依据，学术界对于西洋史和东洋史的研究如火如荼。在东洋史的研究方面，毋庸说是以中国研究为核心。在探究日本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日本非支那（中国）论”和“中国文化母体论”两大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以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为其代表人物。

    二战以后，日本史学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对战前历史认识的反省，增渊龙夫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增渊氏尖锐地指出，究竟以怎样的姿态以及怎样的方法对过去的历史认识进行反省，这一点更加重要。增渊提出：不去超越那种仅仅站在外侧一边考虑问题的治学方式，要理解别国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增渊龙夫主张站在中国社会的“内面”，历史地理解中国社会。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进行内在的、历史的理解，即为增渊氏历史研究的基本姿态。他以独一无二的问题视角、开拓创新的研究手法，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大大推进了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把握和细部了解。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的研究，着眼传统中国的秩序结构，从内在的逻辑观察中国社会的结构。作者注意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构成、国家行政机构的成立中，“任侠”习俗的重要影响，并展开了关于普通人之间人际结合关系理念及其实际状态的实证性研究。作者的研究以《史记·游侠列传》为基础，从中国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感情切入，将“任侠”作为关键词加以展开。他从社会史的研究立场，对任侠习俗、官僚制的性格以及专制主义经济基础成立等方面展开精湛研究，成为中国史研究之典范。

    另外，增渊先生对于史料的开发和运用之全面，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首先是对于新出土材料，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充分重视。其次，先生对众所周知、人人唾手能及的思想史材料、正史和散见各处的地方志、石碑文等各种材料网罗搜索，展示了他高超的史料操纵运用能力。在受史料制约而研究上困难重重的古代史、古代经济史中，能够纵横驰骋搜索材料，在史料的运用上又不失其严谨，显示了增渊先生的学术功力。

    笔者还想指出的是，较之关注本书的学术观点和具体论证，也许我们更应该学习和继承的是增渊先生所展示的内面的、总体性把握的历史研究方法。正如日本学者原宗子所言，“作者所一贯主张的对于‘历史的内面的理解’一语的意义，以及构成历史根底的‘心和情’研究，仍然散发着熠熠光辉，丝毫没有任何缺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