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

    《古文观止》，是我自上中学至今六十多年来的良师。此书收录了自《左传》至明末的两百多篇文章，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文，三百多年来没有一个文化人没有读过它。我认为，此书对民族精神、素质的塑造，功不可没。

    据我粗浅的感知，阅读或吟诵《古文观止》，如注重文采，则多取唐宋文；若注重义理，则应取先秦文。这两句话，前者易于理解，后者需要略加解释。

    请读《郑伯克段于鄢》篇，其中的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古往今来多少恶人的作为都应验了这句话。《石碏谏宠州吁》，“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于今何尝不然，尤其是对“官二代”“富二代”？《祁奚请免叔向》叙说退休的老臣祁奚请求晋君赦免了贤人叔向，结句是“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二人之德于斯可见。这些篇章蕴含人生哲理，我很爱读，尤其在我进入老年之后。以上几篇选自《左传》。源于《战国策》的《唐雎说信陵君》，文短而精悍，我多次读过，每再读一遍，心灵即接受一次“再教育”。兹将原文迻录于下：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雎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我最服膺的是这一句：“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不可忘”就是铭记的意思。用一个词儿来表达全句的思想，我以为非“感恩”莫属。在战国时代，在西汉季年刘向校雠整理《战国策》的时代，汉语里尚未有“感恩”一词，我查了《汉语大词典》，陈寿著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里方出现此词。我又想了解现代词典收“感恩”一词的情况，我多年前在南京地摊上淘到的一本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国音词典》，里面收录了“感恩”一词，而民国时期的《辞源》（正续编），未收语词“感恩”。

    近年来“感恩”一词很是流行，耳濡目染，我在写作时也用了起来。2013年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是我五年来撰作的论文汇集，40万字。写《自序》，到了结尾时，我怀着满腔的感情写下了这么一句：“本集诸文的思想渊源和学术渊源，端赖中外先贤的教导、启迪，在此谨表示我的‘感恩’心情。”

    如今我要再次写下“感恩”一词。

    我生而有幸，欣逢商务印书馆双甲子馆庆，兹向商务印书馆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表达我的“感恩”心情。

    名称有它的历史发展脉络，如果研究中国现代的图书出版机构名称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说，第一代是“印书馆”，此后是“书局”，再后为“书社”，当今通用的是“出版社”。《孟子·离娄上》里有“天下之大老”一语，可以借用来形容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它是中国出版业的“天下之大老”，它是我国最早的、最负盛名的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由屈辱到崛起，由贫弱到富强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商务印书馆对国家、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莫大焉。

    “大至于天下，小至于个人”，作为一介学人，在这里简要叙述我“受恩”于商务印书馆的一些情况。

    如果从中学懂得读书开始，估计六十多年来我读了商务印书馆的几千本书，现在我拥有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和杂志当逾千册。这些书，如果分类的话，主要有两类，一个大类是语言学的书籍和刊物，另一个小类是哲学书，当然还有其他如史学、外文等类的书，不赘。

    1957年，我在本科三年级分专门化的时候，选了语言学作为终生学习、工作、研究的事业，于今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为一甲子，恰好是商务印书馆双甲子的后一半。读了商务印书馆这么多的书，“受惠多矣”。这里先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我有《现代汉语词典》的试印本、试用本、第一至第七版，在我读书、教课、写作的时候，它们是我时时求教的良师益友。要说明的是，我的第五版、第六版都是商务印书馆赠送的，我在拜读之后还为这两版各写了一篇书评，胪陈得益之多，也不揣谫陋，提了些许建议，当然，这不足以回报于万一。受赠的那装帧精美，红色与金色交相辉映的《辞源》（第三版），既解答了我的不少疑难，也为我的陋室带来了喜庆的气氛。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学类的书籍和刊物，数量最多，质也最高，于我，一言以蔽之曰“获益良深”，难以一一缕述。这儿仅举一本薄薄的书——《方言调查字表》为例，我做方言调查时自然离不开这个罗盘。我在几个高校开音韵学课约三十次，每次第一堂课开书单，要求学生必须购置三本书，其一便是《方言调查字表》，我给了它一个别名《现代韵镜》，以与音韵学的经典宋代《韵镜》配套。仅此一书，我为商务印书馆推销了几百本（去年我应邀在南师大授课，八十多个学生，人手一册），不过要紧急声明的是，讲这个细节并无索取提成的意思。

    不可不为前面讲的“另一个小类是哲学书”这句话做点说明，因为会有朋友问，你是语言学工作者，怎么收藏哲学书？我作答如下：我自将身许与语言学的六十年来，做过许多文献研究，也做过若干田野调查，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步入老年前夕，我惶惑、我焦虑：花甲之后如何度过“余生”？如果不想优游度日，仍旧继续做学问，该怎么做？当然可以继续做数量的积累，但是此非“上策”。人，应该有精神、有志向，应该致力于质的提升。那么，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在西方的某种语言学说的后面，做跟随式的研究；一是走“坚实、会通、创新”之路，为中国语言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而奋斗。我不自量力，步武前修，师法大画家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所以我近十几年，读了哲学、史学、文学、文献学甚至古人类学、社会学的若干论著，目的就是力图克服朱德熙先生所指出的当今学者“陋”的弊病，会通多学，以臻胜境。在摸索中，我的体会是，诸学中哲学更为重要，我读了冯友兰、张世英、何兆武、朱光潜诸前辈的大著。为什么要读哲学书？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指出，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理论思维即哲学思维的能力，我十分服膺此说。这篇短文写到这里，该点睛了：读哲学书，绝对不能不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部大丛书有五百本，是百年来几百位精通外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打造的精品书库。以前我购过、读过语言学类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萨丕尔《语言论》、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四本，但是对其他类的书则“置之不顾”。这十几年我“变法”“转型”，因而对这套大丛书里黄皮书即哲学类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购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黑格尔的一些书。罗素的《西方的智慧》（实为《西方哲学史》简明本）我读过两遍，它对我撰写《哲学札记》一文（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很有帮助，因此2016年我见到商务印书馆的可供书目里有罗素的《哲学大纲》《哲学问题》《罗素自选文集》三书，我立即邮购回来。我认为，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坚持“不崇洋不排外”的方针，既要了解、研究中国的学问，也要了解、研究外国的学问。我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书，旨在拓宽自己的视野、充实自己的头脑，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语言学书以及一些哲学书，学问稍许有了点长进，我“感恩”，我牢记住两千年前中华民族先贤的教导：“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