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书

    一个小作者，一个大作家或是大学者，即使再伟大，也离不开报纸、杂志、出版社编辑的辛勤栽培。这如同一个人，当他从摇篮里爬出来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如果没有父母的搀扶与教导，不知会跌多少跤。

    我的第一本书是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在法国的日子里》。这本小书的出版，前因后果，献出精力、智慧和思想的人，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是恩人。

    1974年春至1977年秋，我在巴黎第三大学和后来的国立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不仅游走了法国许多地方，接触过各行各业的法国人，深感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情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那时中国还正处在“文革”中，我便异想天开地尝试着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的异国生活诉诸文字，告诉祖国人民。我的第一篇游记散文寄给《人民日报》国际部，不久陈特安先生客气地给我回了一信，说文章写得可以，但最后审稿没有通过。1977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我写了一篇《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巴黎》，记述巴黎的中国人和法国人对这位伟人的哀思。这篇文章我寄给了《解放军文艺》，诗人李瑛将此文发表在该杂志1977年的第一期的首篇。从此，我先后在《朝花》《人民日报》《文汇报》《奔流》《散文》《散文百家》等三十多家报刊发表此类散文。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朝花》杂志的儿童文学作家崔坪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再多写些散文将其编成一本书呢？”我说，“从北大读书时起，我写得最多的是诗，《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都发表过我的诗。写诗的人可以写散文吗？”他笑着说：“散文既是叙事的也是抒情的，写诗的人一定能写好散文。”就这样，我从此认真写起散文来，那时，我常常一天之内就写好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并修改、誊抄好，寄出去发表。我将其中的文章选出26篇辑成一集，名曰《在法国的日子里》，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是张佳佩女士。当时的副总编辑、诗人屠岸先生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审阅书稿，光给我改正字句和错白字整整108处。出版社请茅盾题写书名，美编黄炜以毕加索著名的绘画“和平鸽”与法国国旗设计了精美绝伦的封面和数张插图，还和马克宣绘制题头图。最后，社长兼总编辑严文井先生给这本小书写了一篇《序言》。这本书能有如此这等高规格的待遇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严文井先生在序言里引了我许多文章里的“镜头”之后说，“这是一部游记，但不是一个匆匆的旅游者浮光掠影的记载。我们不仅从这本书中看到了法国的风景，名胜，博物馆和画廊，等等，还从大城市，小市镇和农村的无数普通人身上感触到了法国现代生活的脉搏。作者有自己的欣赏，但不是一味赞扬。他注意到了各种不同的现象，发现了现象里面所寓含的矛盾。它是真实的，深刻的，因此我又不愿意仅仅把它当成一般的游记。作者执拗地从各个角度探索法国人的心灵。他通过诱人幻想的薄雾，坚定地走在法国的地面上，既看到美，也看到丑；既抓住热情，又抓住冷酷。因为没有回避丑和冷酷，美和热情就成为令人可信的实在的东西了......”

    从审稿者、书名题签者、作序者和封面设计、插图等等，高规格的待遇，都为这本小书增光添彩无限。

    1981年这本散文首印2万6000册，后又加印，还被北京市借版作为中小学的课外读物增印了7万册。书中的《心愿》和《新结识的伙伴》从1982年起选入教育部十年制小学课本长达二十多年。1982年文化部、教育部、共青团组织和全国总工会组织“文革”后第一次少年儿童读物评奖，我的《在法国的日子里》与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同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1983年冬，丁玲说她要访问法国，想看看《在法国的日子里》，我给她送去了这本书。

    我曾数次赴法国各大学讲学长达七八年，尤其“文革”十年，在少有国人能够自由踏出过门的时候，我却得天独厚地游走了欧洲，此类写作也愈发不可收拾，发表关于欧洲各国风情和文化记忆的游记散文多达二百余篇，还出版了《欧罗巴，一个迷人的故事》《人生遗梦在巴黎》和《在巴黎的天空下》等散文集，其中的多篇散文被收入《中国当代散文精华》《现当代中华散文名家名作》等散文集。因为发表游记散文较早，有人评论说，我是“文革”后开启国外游记散文的“第一人”。

    36年转瞬而逝，但在我的生命里，唯独没有逝去的是我忘记里对于李瑛、崔坪、张佳佩、屠岸、茅盾、严文井、林默涵等人的感谢、感激和感恩，还有那些曾在文学及其研究领域给予我文启发、指点、帮助的文坛的前辈与朋友。没有他们，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许就没有我日后的陪伴我的文学与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