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敦煌文学研究的新成果

    敦煌文献中有明确纪年的文书，最早为英藏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最晚为俄藏Дх1696“宋咸平五年壬寅岁（1002）五月十五日记”的写经经卷，前后跨度约600年。在这批文书中，与文学相关的文献极为丰富。钟书林教授的《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文学研究》以敦煌本土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从若干专题入手，系统考察了这五六百年间敦煌作家生平创作情况，并对李暠西凉文学与中原文脉、P.2555陷蕃组诗研究与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从《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看唐代中期的唐蕃关系、《李陵变文》与中晚唐内外政局、《王昭君变文》与唐蕃长庆会盟的政治关系、中晚唐敦煌政治风云与悟真诗文集原貌探微、悟真与京城两街诸寺高僧及诸朝官的诗歌酬唱，以及P.3963、P.3259悟真纪念文集与张承奉、曹议金政权等多方面专题深入探讨，充分彰显出5至11世纪敦煌文学的独特背景，可以视为当代敦煌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我在阅读过程中，对下列四个方面的论述印象深刻。首先，作者注重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在密切关注敦煌文学的同时，兼顾同时代同一题材在不同地区、不同作家笔下的不同表现，视野非常开阔。作者长期关注东汉文学，著有《范晔之人格与风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后汉书〉文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士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著作。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后，选择的博士后出版报告题目是《东汉文学纪事专题研究》，并顺利结项出站。作者对陶渊明也有过系统的研究，著有《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陶渊明研究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作者对敦煌文献也有过工夫，著有《敦煌文研究与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基于这样广阔的学术背景，钟书林的研究摆脱了“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把自己完全封闭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使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荣新江《中国古史研究十论》）的僵化研究模式。过去多认为《李陵变文》创作时间为敦煌陷蕃时期，是敦煌人为自己落蕃身份的自我辩护的写照。本书《北朝至唐代中后期的敦煌文学走势与中原政治格局》有一节，从《史记》《汉书》到变文，以李陵为中心，分析人物形象变化，并辅之以中晚唐时期诗文作品为内证，将《李陵变文》的创作时间推定在中晚唐时期。结论可以信据。过去对于五胡十六国文学情况，关注与重视程度不够。该书洋洋洒洒，用五万多字的篇幅，对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家作品进行横纵比较，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时期的文学风貌。不仅如此，作者通过探讨敦煌文学与中原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原文学是如何影响敦煌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创作的，敦煌边疆地域文学又是如何与中原文学进行联系与交流的。这样的研究，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不仅是局部的，也是整体的，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文学的总体风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次，作者关注到敦煌文学文献中的不同文体特色。按照通常看法，敦煌文学大约有30多种文体，包括：表、疏，书、启，状，帖、牒，书仪，契约，传、记，题跋，论说，文、录，颂、箴，碑、铭，祭文，赋，诗，偈、赞，邈真赞，歌谣，曲子词，民间曲词（儿郎伟、佛曲），变文，讲经文，因缘（缘起），押座文、解座文，小说，话本，诗话等。与传统文人常用文体（如《昭明文选》分类）最大的不同，就是实用性。敦煌文学追求实用，而又雅俗兼备。如敦煌文献中的写经题记，实开后世题跋之先河。又譬如邈真赞，我从张志勇的《敦煌邈真赞译注》知道，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长期流行着这样一种风俗，人死后，家属或者朋友要请人画像，有的可能是生前就已画好。多数情况是从人死到下葬前七日内完成，不仅作画，还要写赞，当地称作邈真诗，也有真仪赞、图真赞、邈影赞、写真赞、彩真赞等不同称谓。这种文体，图画与文字相辅相成，以赞配图，图文并茂。这类作品，在叙事赞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大量的宗教史料、美术教育、民间信仰、画像构图、画法技巧等问题，具有文学、史学及艺术研究的独特价值，与中原流传的画像赞，又多有不同。诚如作者所说，这些作品十分讲求文采，追求骈俪之美，使人能够感受其绚丽多姿的审美追求，充分展现出它们应用性与文学性兼具的艺术风格。这在其他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能见到的。

    第三，在文本整理的基础上，作者还勾勒相关作品研究与作家生平事迹，重点论述刘昞、宋繇、李暠主导下的文坛走向。譬如，我们过去对于李暠个人创作活动与群僚的文学雅集，所知不多，即便有所涉猎，也多一带而过。本书钩沉史迹，从不同专题入手，深入描述，对李暠西凉文学集团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多所创获。又譬如，敦煌文学有一个特殊内容，即唐蕃关系问题。这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的一个晴雨表。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一环节，从敦煌P.2555陷蕃组诗入手，探讨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并从敦煌陷蕃组诗创作背景，考察唐代开元后期的西北外交关系，从而进一步推论出陷蕃组诗作者身份为大唐出使塞外戎乡的“富有宰相之望”的吏部尚书李暠。与此同时，作者还对《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一文细加疏证，探讨唐代中期的唐蕃关系，从而得出这篇作品的创作背景与具体创作时间。此外，还对《李陵变文》的创作时间与中晚唐的内外政局、《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与唐蕃长庆会盟的内在关系，将敦煌文学作品的诞生与中原政治、军事、文化诸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敦煌文学与中原文化诸关系的认识，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视野。此外，本书还对过去不曾留意的李暠妻尹氏、国师刘昞、僚属宋繇等人的文学创作，分别进行专节研究，如对刘昞的研究，是在伏俊琏《〈人物志〉研究》之后的重要成果。

    第四，个案研究的丰富、深入，是本书给人厚重之感的一个重要因素。譬如对于悟真及其诗文集的研究，就很精彩。悟真是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的重要本土作家，也是迄今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作品最为丰富的敦煌本土作家。历来颇受重视，但主要侧重于悟真生平及文集的简要勾勒，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该书分七个专节，内容涉及广泛而丰富，第一次对悟真诗文集原貌展开深入研究，得出这样几个值得重视的结论：第一是对S.4654《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的考察，认为是无名氏题赠给悟真的一首诗。这首诗，原本是一首佚名作品，置于悟真大中五年入京与京城大德高僧及诸朝官酬答组诗中。有人将其拆分为两首诗：《又赠沙州僧法和（下阙）》《（上阙）悟真辄成韵句》，认为它们“分别为二首诗诗题的前后部分。因钞写舛行致使前后二诗题‘拼接’，前诗未钞而佚去。前者为赠悟真诗，后者究其诗意，应非赠悟真之作”。也有人将其看作一个整体，把诗题校改为《又赠沙州僧法师悟真辄成韵句》。本书从诗题中“和”字切入，认为“和”应是“禾上”的合体，禾上，即和尚。原《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实际应当是《赠沙州僧法禾上（和尚）悟真辄成韵句》，是某人赠给悟真的一首诗。第二是将P.4640卷《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乾宁碑》）判归悟真所作，并由此考察他晚年与李明振家族执政之间的微妙关系。第三是从文本内证出发，将P.4660、P.4640中一些佚名碑铭、邈真赞作品定为悟真所作，进一步丰富了对悟真诗文集的整体认识。第四是结合文本内证及敦煌归义军史，详细考证了P.3963、P.3259悟真纪念文集与张承奉、曹议金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P.3963、P.3259悟真纪念文集，过去学术界关注重视很不够，一般学者仅提及篇名而已，个别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作有校录，但限于当时条件，错讹不少。本书对此文重新校录，认为P.3963、P.3259悟真纪念文集系为纪念悟真去世30周年而作，反映了悟真晚年与张承奉政权的微妙关系，以及曹议金政权建立初期佞佛的政治背景，并发掘出一些与当时归义军政权之间重要的史实关系，极大地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第五是进一步为曹议金是粟特曹国人后裔的说法提供新的佐证。关于归义军政权曹议金是否是粟特曹国人的后裔，曾有广泛讨论，颇多分歧。本书在爬梳敦煌遗书以及深入探究P.3963、P.3259悟真纪念文集时，也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进一步佐证曹议金是粟特曹国人后裔的说法。

    作为合作导师，我有机会较早通读全书，并提出一些建议。譬如，我希望标题再质朴一些，不要刻意追求形式，准确最重要。我还建议作者将综合思考与文献考订有机结合起来，认真打磨，修订完善。作者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对全稿作了系统修订，并希望我对他的研究成果做一些评价工作。客观地说，我对敦煌学没有发言权，但是通过阅读钟书林的著述，确实学到很多东西，也常常引发联想。以上所述，就是一些肤泛的读后感，很想与大家共享，故不揣谫陋，表而彰之，权作引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