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批评界对经典诗歌的固有审美是诗意的、美化的,所谓美文的东西。而从2010年左右至今,我就一直在反思和疏离这种标准,即所谓的去经典化。这个过程是包含在新的经典和非经典的对立之中的。诗歌作为一种鲜活的状态,它和我们当下生活状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关系在哪里?五十年前的诗歌并没有办法包含我们当下新的文化心态、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非典、登革热这样的词汇和概念,无论那些诗写得多好。这是因为这些物质形态、生活方式都还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我希望持有一种更开放的状态面对诗歌的原因,我们不能根据传统形成的对好诗的批评趣味、阅读趣味,来限制当下发生学意义上的东西。
——诗人欧阳江河日前在深圳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他的诗歌审美观(《晶报》“深港书评”2017年11月11日,《欧阳江河:我一直在反思和疏离固有的诗歌标准》)。
长篇小说原来是一种对整体的渴望,而现代性的特点之一就是全体的丢失,中心的损失。人不再是一种人,而是变成几种不同的人。现代长篇小说的目的本来是将时代精神解析出来,但现代性并没有通过长篇小说了解自己,因此它失败了。为什么好的现代长篇小说多半是未完成的,或是碎片式的?因为它抓不住现当代历史的本源。因为一百年的历史越来越复杂,连长篇小说也没办法全部反思清楚。能克服这件事吗?恐怕没办法。
——德国学者顾彬曾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引发争议,在现居北京的他看来,如今并非长篇小说的好时代(《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11月4日,《对话顾彬“是语言,让我找到我的路”》)。
生活中的荒诞很多,但大家可能想不到其中的联系,看到而又想到,这就是作家要做的工作了。只想到事情还不是好作家,还要想到事物背后的道理,只想到一层道理不是好作者,还要想到许多层道理。有趣就在于事物背后的荒唐与事物本身的荒唐相比往往呈几何倍数增长。
——刚刚推出长篇新作的作家刘震云对于作品中的幽默和荒诞有自己的理解(《北京晚报》“书乡”2017年11月3日,《刘震云:我讨厌油嘴滑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