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为何迟迟未认识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到来

    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去大约10年了，人们一直试图揭开一个谜，为什么美联储这个调控经济的美国中央银行竟然迟迟认识不到危机的到来。最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社会学家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与其合作者布伦戴奇和舒尔兹利用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Market Committee）自2000年到2008年72次例会会议记录，找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NeilFlig⁃stein等人的文章《美联储的视角：在未能预知到2008金融危机上文化、认知和框架的因素（Seeing Likethe Fed：Culture, Cognition, and Framinginthe Failureto Finan⁃cialCrisisof2008）》，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2017年10月期。

    美联储是美国的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保持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是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制定利率及信贷政策的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则是其政策制定的主要机构。

    2008年的金融危机，直到雷曼兄弟投行破产的第二天，即2008年9月16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依然没有认识到金融危机到来了，且会有很大的破坏力，需要及时调整政策，调低利率。弗雷格斯坦等人发现，委员会认知迟钝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是框架分析有问题。框架分析（Frameanalysis）是社会学家戈夫曼最早提出的理论，研究人们是如何在特定具体情境中对外部世界的本质达成一致认识的。构造一个框架就可以帮助我们对经验赋予意义和秩序，对无穷尽的事物进行定位、感知、识别和贴标签。这样，这个框架就规定了，人们会看到哪些事实，哪些则会被忽略。框架是个过滤器，过滤掉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成为人们的盲点，人们甚至视而不见。

    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首要分析框架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通胀、价格稳定、就业等宏观实体经济，而忽略了第二位的分析框架，即金融和银行系统，小看了金融工具对房地产的作用，未意识到所占比例不大的虚拟经济风暴会波及整个经济，破坏巨大。

    作者对2000年到2008年总共72次的会议记录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即使在2005年一次讨论房地产泡沫的会议上，依然是宏观经济学作为主要分析框架，而金融和银行系统仍处于次要地位。

    第二个原因在于文化与认知上的“积极偏向（positivebias）”问题，也即是“积极不对称(positiveasym⁃metry)”问题。就是说，人们在认知上有一个倾向，总是愿意朝正面的、积极的、好的方面想，不愿意想可能糟糕的方面。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赫然揭示出那些委员们的这个倾向。比如，2005年6月底的一次会议上，虽然报告里说到，房地产虚高达到20%，但会议上15个人中，8人认为没有泡沫，而且引用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分析，振振有辞，认为不用调整政策；另外7人中则有4人认为经济风险低，也不认为需要调整政策；即使说风险高的3人，也主张保持标准政策。结果无一人认为需要采用对付泡沫的政策来调整经济。

    这种低估负面消极面的认知，再加上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整个委员会的认知严重地偏到了“积极”一方。即便到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第二天的该委员会的会议上，17人中10人关注的是增长，5人关注的是通货膨胀，只有一人认为应该调整利率。他们依然没有认识到金融危机已经到来并且后果严重。伯南克在总结中说：“金融市场得到了与会同仁的很大关注……然而，近来增大的金融压力对经济的近期后果如何依然难以评估。”17人中，只有一个人提出应对金融问题可能最糟糕的事情的发生，虽然这个人也是经济学博士，但专业方向在银行学，他的研究关注金融部门与整个经济的联系。这个人在金融产业上没有相关利益，更加客观，而且曾经有过金融和银行系统的工作经验。所以他成了极端的少数派，仅仅一个人。

    上面说到分析框架和认知上的“积极偏向”问题，可以解释为什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迟迟认识不到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如何应对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这对一个机构或公司的决策和危机管理很有启发意义。

    通过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年72次会议（基本上每六周一次会议）的分析，弗雷格斯坦和合作者发现，委员会会议参与人员背景构成上有问题：比如宏观经济学训练的人员超过60%，而金融和银行方面的则才14%，这样宏观经济学框架成了首要的分析框架，把其他的事实通过这个框架都过滤掉了。

    所以弗雷格斯坦等人在文章里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这个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人员构成不同的委员会，人员的背景搭配要更多元，专门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分析和决策进行质疑。这样可以多元框架来分析，看到的事实更全面，以避免单一主导框架分析的片面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降低“积极偏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