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与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三人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如期开始上课（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然而，开课仅两个月，南京失守，武汉震惊，长沙临时大学也不得不另做考虑。

    1938年2月，长沙临大奉命迁往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张、蒋、梅三人任常委，梅贻琦兼任常委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均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工作实际上落到梅贻琦一人身上。这也是梅贻琦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在恶劣、复杂的环境中把舵

    国立西南联大在刚建立便遭遇许多困难，三校师生历尽艰苦，转徙数千里，来到边陲昆明，在经费、校舍、设备均奇缺的情况下，史无前例、平地而起地成立一个中国最大的大学。梅贻琦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安排这么多人的食宿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解决校舍、增添教学设备的基础上，稳定并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解决校舍缺等问题，梅贻琦需要和当地政府不断协调，以得到他们的支持；为了教学设备短缺等问题，梅贻琦需要往返于昆明、重庆之间，以最大的可能获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得到必须的经费。

    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父亲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质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至就业安排等均取得了有关方面的支持。每年父亲必须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大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不定什么时间起飞，可能一天走不成，第二天再来试。1941年春夏父亲和郑天挺、罗常培两先生到重庆办事，以后去了四川叙永分校看望师生，又到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况，最后到成都访问了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北大、清华、南开均是全国知名的大学，虽然共同组成联合大学，但各校都有自己的传统，而且各有校务会议，各有校长、系主任和教务长等组织系统，其师生状况、教学设备、研究经费各有不同，思想、关系均很复杂，梅贻琦却在张伯苓、蒋梦麟的支持下，公正负责地理顺并处理好三校的关系。无论条件多恶劣，他始终跟大家患难与共，善于汲取各方面的意见，不仅继续得到清华大学师生的鼎力支持，也赢得了北大、南开师生的普遍赞同。

    联大教授郑天挺后来回忆：“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联大和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有了这样的把舵者，就有了三校师生精诚团结、互帮互助的基础，他们得以共同创造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处处以公心处理事务

    抗战期间，除西南联大之外，还组建过其他联合大学。然而，西南联大直到抗战结束、各校北迁后才分开，可谓持续时间最久。之所以能够这样，与梅贻琦处处以公心处理事务的风格很有关系。

    以前与李凌先生（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聊天时，他常给我讲一件事，这件事可以看出梅先生处事的风格。

    当时，昆明是在龙云的管辖之下。龙云号称云南王，云南地界基本上是他说了算。梅贻琦主持下的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其办学原则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这样的办学原则，当时如果不在昆明，如果没有龙云的暗中保护有关，是无法做到的。

    对学生的进步活动，龙云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在蒋介石派来军统特务时还主动将消息透露给进步力量，使西南联大不致于因军阀的干涉而走歪路。

    应该说，龙云对西南联大的重要性，梅贻琦心里有数。

    但是，一码归一码。

    当许多达官贵人的子女想入西南联大就学的时候，龙云的女儿自然也想进去。梅贻琦的回答是：“想成为联大的学生，我们欢迎。但必须考试合格。”结果，龙云的女儿参加统一考试后，由于没过录取分数线，梅贻琦便拒绝其入学。

    龙云很恼火，认为梅贻琦不给他面子。

    然而，他很快知道这么一件事：这次统一考试，梅贻琦的女儿也参加了，也没有过分数线——结果，也没有进入西南联大。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龙云的态度发生变化。他哈哈一笑，此事就这么过去了。

    西南联大方方面面的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

    梅贻琦对校内事务的处理方式，也基本如此，这是赢得三校师生普遍敬重的关键，也是联合大学能长期联合的基础。

    以学生学习为第一要务

    梅贻琦是一位爱国者，但他的一贯主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活动。早在清华校长就职典礼上谈到国事时，他就说：“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在西南联大，梅贻琦依然是这样的主张。这样的主张与革命救国的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但客观事实是，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在他的主持下，“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维持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历经九年，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光是科学家，既有两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又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也有研制“两弹一星”郭永怀、陈允芳、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等元勋，还有包括唐敖庆、涂光炽等人的大批院士……

    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这样评价：

    梅校长是道德境界，他非常重德。我认为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我们这代人受梅校长的影响比较大。若不是采取他的教育思想，这么多人才就不一定出得来了。

    梅贻琦以学生学习为第一要务，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做特别处理。1941年，美国志愿空军来华参加抗日战争急需大量的英文翻译时，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三四年级的男同学参军，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1943年11月10日，梅贻琦又在新校舍和工学院动员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从1941年到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突出的贡献。

    鼓起勇气，从容前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越南，云南一下子从后方变成了前方。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距前线只有400多公里，日机几乎每天都要到上空轰炸，西南联大的校舍也曾数次遭轰炸，人心惶惶。此时的梅贻琦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但他镇定领导，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弦诵之声没有中断。日机一来，师生们就必须跑警报，疏散开来以减少损失。这个时候，紧张的氛围不免使大家慌乱，但梅贻琦的镇定起了很好的稳定作用。何兆武深情地回忆：“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神态平静和安详，不失仪容，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帮助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同学们一付镇定剂，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此时，西南联大的经济情况也更加艰难了。为摆脱困境，梅贻琦想方设法开办咨询机构“清华服务社”，承接业务，将所获利润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的同人。

    同一年，梅贻琦在昆明公祝会上答辞，说：“不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在这样的努力与坚持中，梅贻琦与西南联大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梅贻琦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