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许多死去的城

    在西域，我见过许多死去的城：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交河、高昌、阿里麻力、天山深处的乌孙城、帕米尔高原的朅盘陀……它们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故城。死去的城是时间的遗作，人埋黄沙，文字死去，细节吹散，一座座幽灵之城诞生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考古报告和探险发现都缺乏细节的鲜活生动，说明人类的智慧其实包含了巨大的无知。人被“生”局限着，其想象力扶不起一根枯朽的木柱，修补不了残墙上最小的缺口。尽管死去的城浑身伤口，四面漏风，但它们是紧闭的。或许人可以学会欣赏废墟之美，但他永远进入不了死去的城。──不是人遗弃了城，人才是死去的城真正的弃儿。正如死亡到达之前，人就是死亡的弃儿一样。

    诗人同样是“死亡的弃儿”，倚仗语言，苟活人间。但这个“弃儿”尝试进入、并且能够进入死去的城，不是凭籍旅行癖的体能，而是借助于他的语言和想象，他的命名与创造，他的“物哀”——凝视对象和空无而产生的悲欣。当诗人的心灵分身术在远方、在湮没的故城找到一个承载空间，意味着已参与对记忆和遗忘的双重拯救。毫无疑问，这是美和想象力在拯救世界。

    事实上，通过活着的城和死去的城，诗人在创造一种心灵现实主义。前者的代表作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后者的典范当属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但卡尔维诺自己声称，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更接近“泛指意义上的城”。他为11类55座城市取了女性的名字，并把这些作品视为“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虚构之城没有正史和稗史的佐证，也缺乏地理和遗迹的依据。

    死去的城布满死去的语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发现过20多种人类曾经使用过的语言文字，大多数已难于破译，也就是说，大部分变成了死去的文字。我在十几年前的一首诗里写过：“听哪，亡灵们已开始劳作/以木乃伊的身份，在沙漠里奔走、呼号：/‘我的血，我的肉，我的家园，在哪里？’”而今天的语言现实大约是：活的语言已被收购，在废品站里呻吟、哭泣，只有死去的语言，住在钢筋水泥和公文机要里发威。

    而在生活之城，在热闹与便捷、严峻与不堪并存的现实中，我对西域消失的部分更感兴趣，它能有效点燃我的历史想象。或许我已患上严重的单相思：如此迷恋世界消失的部分。我去楼兰之前曾写过大量与它有关的诗作，2005年去过之后却只能写散文和游记了。这使我想起日本的井上靖，他的近百篇（部）中国历史小说中最出色的部分当属西域题材，1958年左右写《敦煌》《楼兰》时，他还没有去过中国西部。20年后，73岁的他到终于来到敦煌莫高窟，感叹说：“真没想到敦煌竟与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井上靖一生都未到过楼兰，倘若有一天他真的到达了，想必会发出同样的感概：这里的景观，除了消失的罗布泊和芦苇荡，沙漠、落日、柽柳、胡杨等等，居然都是我小说想象的样子！

    这就是想象的魅力，诗与文学的魅力。世上有些地方只属于我们想象力的势力范围，楼兰即是。这也可能是我去过楼兰之后反而写不出诗的原因之一了。楼兰作为一个遗址，是过去与现在、虚幻与真实、消失与呈现的同在，是时间与空间的混溶。这种混溶与同在，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亦如诺瓦利斯所言：“有一种精神的当下，它可以通过融合将过去与未来视为同一，这种混合就是诗人的元素和大气层。”（《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

    为了生活和诗，更为了诗里的“元素”和“大气层”，我愿意认识更多死去的城。每一座故城、每一个遗址，都如此慷慨，在为我们提供新的视点和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