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写传记

    现在一谈起人物传记来，似乎都是指长篇的，二三十万字，甚至更多，总归是一本书，往往是一本厚厚的书。其实传主的重要性有高下，有关史料有多寡，读者的要求也是各式各样的，所以传记的篇幅可以有种种不同，就如小说一样，长篇、中篇、短篇、微型，不妨同时并存，作者可以各显神通，读者亦得以各取所需。

    现在的情形恐怕是长篇的太多，来不及拜读。如果充斥着琐碎的细节或肉麻的自吹，更不敢多读。多写点小型、微型的传记如何？

    中国古代的传记是一般都不太长，《史记》《汉书》都是如此，到中古时代，单篇的人物传记甚多，也都不长，甚或更短。

    这种微型传记有两种常见的模式。一种是只记载传主的若干片段，而可读性很好，同时具有史学和文学的价值。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其一，西晋作家夏侯湛（243-291）的《辛宪英传》（《三国志·魏书·辛毗传》注引）。辛宪英（189-269）是他的外婆，曹魏名臣辛毗的女儿。该传记叙了她三件事，每一件都显示了这位杰出女性的水平：

    宪英聪明有才鉴。

    初，文帝与陈思王争立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颈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弟敞为大将军曹爽参军，司马宣王将诛爽，因爽出，闭城门。大将军司马鲁芝将爽府兵，犯门斩关，出城门赴爽，来呼敞俱去。敞惧，问宪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尔。明皇帝临崩，把太傅臂，以后事付之，此言犹在朝士之耳。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独专权势，行以骄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不可也。且为人死，为人任，亲昵之职也，从众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诛爽。事定之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

    逮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从子羊祜曰：“钟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后会请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见钟会之出，吾为国忧之矣。今日难至吾家，此国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请司马文王，文王不听。宪英语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

    宪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三件事按时间先后安排。第一件还在她出嫁之前，虽然年纪很轻，已大有观察力。后两件都涉及复杂的政治问题，而她竟能像一位高级分析师那样把局势看得雪亮，她为亲属提出的对策也非常明智，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可惜当时女性不能从政，否则她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政治家。

    正文之外一头一尾非常简明，前面一句是总体评价，结尾一句写到她的去世时79岁。79现在不稀罕，那时是少见的高寿，所以要特别提到。

    其二，萧统（501-531）的《陶渊明传》。同夏侯湛《辛宪英传》一样，这里也是重点写了传主几件有意味的事情。陶渊明（365-427）是多次当过官的人，这里自然要涉及他这方面的履历，但非常简要，而且大抵与公务无关，例如他担任彭泽令期间的三件轶事，每一件都很不俗。第一件——

    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力”是当时的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陶渊明要求儿子要善待人家，表现了很难得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二件，他原打算拿全部公田三顷（代替官俸的土地）种高粱，以作饮酒的资源，遭到夫人的抵制以后，让步为只用六分之五即二顷五十亩种高粱，留五十亩种水稻——似乎全家人可以不吃饭，或吃饭的重要性只有他喝酒的五分之一。诗人气质，酒徒本色，一览无余。第三件，“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此事后来成了常用的典故。

    用夏侯湛、萧统似的办法写点片段式传记如何？为什么一定要弄那么长，让人没有时间和勇气来拜读呢？

    另一种模式是虚拟一个人物，借着为此人立传来写自传，写自己的思想风貌和处世态度。在这种模式下一般不去写具体的生平经历，而用写意的手法勾勒一幅自画像。这样的精神自传，可以举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为样板，笔者曾经详细分析过此传，结论说，此传实乃阮籍“一生的精神自传，他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从儒家到道家再到杂取儒道二家之精华、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安身立命之基本的‘大人先生’，走完了他短暂而精彩的一生。”（《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页）

    “大人先生”就是阮籍。

    更典型的微型精神自传要数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最为精彩：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味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酬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我们读这种微型精神自传要特别注意其中所描写的精神风貌，这里的要点在于：完全不在乎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下，吃、穿、住都不讲究，清贫而淡定，“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此其一。用诗人的潇洒态度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此其二。用写作来自娱，表达自己的情志，此其三。最有趣的是其四：嗜好饮酒，讲究尽兴和自然，醉了以后迅即退出，一向不至于失态。

    五柳先生就是陶渊明。

    读精神自传不必拘泥于顺便提到的细节。传中说先生“宅边有五柳树”，陶渊明家未必就是如此这般，宅边有几棵什么树，除了有象征意义之外，大抵无关紧要。

    但是细节如果涉及精神风貌，那就不同了。即使是片段式传记也应选取一点传神的片段，例如萧统《陶渊明传》里记载了传主的这样两个方面：

    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

    一说其破琴，一谈其酒德，都很别致，能见出其风格。如果他家里有琴，高兴的时候就弹一曲，太普通了，不必入传。如果他请客喝酒，完全按世俗的套路进行，那也不必入传。

    现在的若干传记，包括他传与自传，其中多有一般常见之弹琴喝酒之类，建议一笔删去。

    李霁野曾经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协助许广平为之作传，鲁迅1936年5月8日回信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这段话流露鲁迅绝顶的谦虚，也表明他认为传记中应多记传主的思想和言语，亦即注意精神的方面。

    鲁迅担心可有可无之传记太多，将塞破图书馆，就一般的意义而言，这话今天读去颇觉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