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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主题出版如何才能出精品

    ——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

    本报记者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10月18日   05 版)

        从1997年至今,25年来,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的4部作品,连续被中宣部列为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推荐书目。“十九大”召开前夕,他的《那山,那水》(红旗出版社出版)又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推荐为“十九大”献礼图书。这是国内首部以“两山”重要思想诞生地安吉余村发展之路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这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一个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何建明的一部《落泪是金》引起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直接资助额超过3000万元,同时还有力推进了国家相应政策的出台,使数以百万的贫家子弟获益。

     

        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学作品的感召力如此之大,自己笔下刻画的人物命运和情感,不仅表达着人民的心愿和心声,更承载着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

     

        从《根本利益》到后来的《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为了弱者的尊严》,再到《那山,那水》,何建明越来越感受到,如果一个好的故事感动人,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

     

        “讲中国故事,是我的立身之本。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伟大变革与进步,所经历的拼搏与奋斗,都被我纳入笔下,成为故事的源泉。”何建明说。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共产党的色彩,他们或是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与故事,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当代所发生的中国好故事。党性、时代性和人民性,是“何建明作品”的共同“标签”。他说:文学上的“党心”,其实就是“人民心”“时代心”和“时代的文人心”。

     

        被列为“献礼图书”的台前幕后

     

        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每一部作品都有许多“台前幕后”的故事。

     

        “不为民办事的官就是腐败之官!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办,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根本利益》主人公梁雨润这句掷地有声的话,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灵。2002年7月,何建明的这部作品一经推出,便赢得了中央纪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高度评价,称其为一部适合党政干部学习的好教材。作为一名党员,何建明很早就意识到,党的中心工作、出发点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三个代表”中有一个就讲“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四个字看起来好像很朴实,实际上很有深意。《根本利益》出版后反响强烈,首都的几家重要报纸天天连载,全国广播电台有400多家连播。中国广电总局给机关每人一本《根本利益》,后来电影局责成将此书改编并拍成了电影。梁雨润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被推荐为“感动中国人物”,成为全党学习的榜样。

     

        一位纪委干部的反腐败故事,反响之热烈出乎何建明的预料,这说明人民群众一直非常关注反腐败的话题。一位河南的女同志甚至专程到北京来找何建明谈阅读《根本利益》的体会,她就是后来成为全党学习榜样的任长霞。后来,《根本利益》被列为中宣部的“十五大”献礼图书。

     

        “十七大”时,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被中宣部列为推荐书目之一,后来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奠基者》。这部记述大庆油田大会战的故事,出版后有十几个省的领导作了指示,要求省级以下干部学习。宁夏的区委书记甚至要求全区处以上干部看完这书后每人要写“读后感”,并在《宁夏日报》上发表。而结集出版的“读后感”竟然比《部长与国家》原著还厚。中央电视台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成为2010年的新年开年大戏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而被列为“十九大”献礼图书的《那山,那水》,出版一周之内竟然连续加印了三次,12万册图书被全部订购,成为许多地区的重要学习读物。

     

        这是第一部用文学形式表现习近平执政理念的作品。浙江省安吉县一座叫余村的小山村,在2005年发展经济开矿办厂时,环境遭到了破坏和污染,村民们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二者之间很难做出取舍,一直犹豫不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前来视察时果断指示: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此,余村便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想的指引去发展经济,关闭了矿山等污染企业,保护好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旅游农家乐、水上漂流、绿色生态种植、白茶、竹艺加工等产业。

     

        十几年过去了,余村从山到水到空气再到百姓的经济收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越来越美、村民收入越来越高。守住了“绿水青山”,也得到了“金山银山”。余村的成功,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犹如一盏引路的明灯,照耀着余村人前行的步履,余村成为“中国最美乡村”,安吉县也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最佳人居奖的县城。

     

        “文学的表达跟理论表达不太一样。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尽可能地用真实的人和事来表达,《那山,那水》基本实现了我的目标。”何建明说。

     

        《那山,那水》的成功创作出版,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的文学阐释,也是浙江推进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的成功案例,通过加大对文学原创精品的扶持力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和重大本土题材,为文化浙江建设注入更多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源泉。

     

        其实,就何建明每一部作品的影响力而言,都堪称精品力作。

     

        “精品”是主题出版优良产品的系统工程

     

        所有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在“讲故事”。何建明认为,讲述中国故事是有讲究的:有人讲中国的黑暗或愚昧,有人讲中国的光明和精彩。站在什么立场讲什么故事,是当代作家首先应该解决的命题。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实地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为人民代言,关注弱势群体,塑造时代英雄,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

     

        将怎样的题材纳入自己的写作范围,何建明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国家大事、党的大事,人民群众特别关切的事,再苦再累,时间再紧也必须去写。这是几十年来他一直的作风和文风。

     

        “生活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写国家大事、写党的大事、写人民的大事,是中国作家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责任。”何建明在所有的“大事”当中,选择的方向是:重中之重、能以小见大的人与事,还有人民群众特别关切的事。比如2014年,国家设立第一个国家公祭日,是当年的12月13日。何建明接到写作任务,要求书稿必须在半年之内完成。要采访调查、要创作修改,这在一般作家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尤其何建明还是在岗工作的一名领导干部,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怎么办?何建明别无选择。

     

        “写作的过程就像打仗一样,拼了!创作国家大事题材的作品几乎都是拼出来的。我的全国劳动模范就是这份干劲的回报吧!”何建明说,12年前,国务院给予他的这份荣誉,大概是他一生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作为有着40年创作经历的作家,对于主题出版如何出精品,何建明也有他独到的见解。

     

        有些人认为,主题出版出不了精品力作,这是片面的观点。在何建明看来,这些年有关部门强调并且认真经营主题出版,是非常值得推崇的出版思路和方法。主题出版是个特定概念,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关乎国家大事、人民十分需要的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对这样的精神产品,无论是选题还是作者,到成为出版物后的推荐宣传等都十分重要,每个环节必须认真精细地做好。甚至精细到作者的选择,像工程公开招标一样,必须找到合适于这一题材的作家。在完成稿子后,出版社的编辑发行等后续工作,有的时候要比选题和选择作者还要下功夫,才可能实现一部精品。

     

        《那山,那水》的创作,就经历了这个过程。何建明认为,主题出版做得好与不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题材本身,它是整个优良产品的系统工程,缺少某个环节都不可能实现“精品”的目标。

     

        从精品到经典

     

        何建明既被誉为“主旋律”作家,也是作品能够深入民心的作家。在报告文学写作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他的“中国故事”题材在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无一不关系到国家大事,无一不关系着民生利益。

     

        何建明说:“准确地说,我应该是个时代的歌者,或者说是时代的记录者。‘主旋律’的概念被一些人误解了,本来是个很好的名称,结果慢慢的因为有人把主旋律归为‘主题好’‘艺术不咋样’的东西。这是完全不对的。‘主旋律’其实说的是时代性、现实性和人民性。设想,我们这些作家的作品内容,缺少时代性,没有现实性,又不顾及人民性,有谁会理会?”

     

        他认为,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主旋律的作品。把为时代呐喊、为人民写作的现实作品,简单理解为好主题不好看的“官样文章”是片面和歧义。真正的主旋律作品,既高扬时代性、人民性和现实性,还一定是有广泛的读者群并具有当代文学较高水准的优秀艺术品。

     

        一些人一听“主旋律”,似乎就认为都是些“表扬稿”,这也是片面的理解“主旋律”。何建明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表扬并不一定就不是批判与批评,很多时候有艺术的领导者,为了批评某个人、某些现象和某个事件时,并不直截了当针锋相对地批评批判,而是通过表扬的方式反其道行之。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尤其是在当下,直接的批评往往不容易被接受,一次“给足面子的表扬”,反而能够很好地达到批评的目的。这是十分可取的工作方法。“为什么用在文学上,很多理论研究者和批评家就找不到这样的类比和联想呢?因此,我要在此慎重地指出:优秀的、正能量的作品,其实包含了对那些低俗丑恶现象的强烈批判性,只是它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不一样而已。我恰恰认为,那些听起来看起来很激烈的‘批判性’作品,貌似狂风暴雨,其实是缺少批判的基础和客观性,点不到要害上,甚至缺乏起码的对被批判对象的基本尊重。”何建明说,这样的“批判性”其实很低级。

     

        句号并非完全代表一部作品的完成。多年来,何建明在如何保持作品生命力、使作品走向经典化方面,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何建明曾经对自己的作品、也对中国当代报告文学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是如果想成为优秀和经典的作品,至少要有十万册以上的发行量。一部没有读者的作品,怎么可能称之为好作品呢?二是至少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一版再版。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不会因为时间关系失去影响或读者的。唯独报告文学,最容易被因为“新闻性”强而被时间淹没,这一点关乎文体本身的要核;三是能够改编成影视作品。能够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报告文学和非虚构作品,艺术性或文学性一定很强;四是文字及相关的故事要美,要优美,要精美。叙述情节要像小说一样精彩,抒情时要与散文比高低;节奏感上要如诗歌一般充满旋律之美。优秀的报告文学必须是美文,只有这样的文体要求,才可能有经典,作品才会有生命力。目前,何建明已经有十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有的还获得最佳故事片和“五个一”工程奖。

     

        何建明讲述的中国故事,不但在国内受到欢迎,也备受国外读者的青睐,有十几部作品被翻译到海外,仅《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就有七个不同语言版本的国家出版。《根本利益》在印度发行了八千多册,还上了当地重要报纸的头版新闻。描写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事件的《死亡征战》已被列入三个国家的翻译计划。所有这些都说明,只要把中国故事写精彩,全世界都会关注和喜欢。

     

        报告文学和非虚构作品是新的文体,新文体的成熟需要很长的时间与实践,尤其是新的技术革命时代,传播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现场感是我们今天和未来生活的基本状态,而以现场感为本色的报告文学和非虚构作品受到的挑战是和其他文体不同的。创作者必须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必须对自己的文本进行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何建明是这么要求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从未在创新之路上止步,而是不断地寻求突破。

     

        “可以说,现在我写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对文体本身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二是叙述,三是文字。结构主要考虑读者的需求与口味;叙述主要是感情的戏剧推进效果和精彩程度;文字尽可能要美。最重要的是对题材的把握和发力的精准上下功夫。”何建明在《爆炸现场》中大胆调动了电影镜头写法,给读者带来“抓心”般的震撼。而写《那山,那水》,他在下笔时则一直暗示自己笔头上的“美”感,因为那山那水如果没有足够的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形态就不会很好地被广大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文字美了,故事就会美,故事美了,人们才会真正相信习近平的重要思想确实带给我们的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何建明在报告文学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他曾三获鲁迅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几乎包揽了各种奖项,多年来却笔耕不辍,他创作的动力何在?

     

        何建明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生活和文学的材料太丰富多彩,我觉得越干越有劲,越干越干不完。动力在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读者越来越挑剔,要求也越来越高,任何艺术作品都面临挑战,如果不在艺术上进一步求美求精,就有可能被淘汰。这就让他感觉到一种压力和责任。这也促使他创作之余,拿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培养后备力量上。近年来,中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迅速成长,如党益民、李青松、李春雷、陈启文、铁流、徐锦庚、张子影、孙学丽、余艳、杜文娟等“六零后”佳作频频问世;马娜、丁燕、丁晓平、纪红健、陈新、程雪莉、高艳国、杨秀丽、赵雁,连忠诚、邢小俊等“七零后”,也已有获得国家大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等重量级文学奖,青年理论家有李朝全、马建辉、辛莤、王国平、苏宁等也在迅速崛起。这种成长的势头,令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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