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经〉新解》序

    学术书架

    詹诚源先生是我的长辈，我在香港时蒙他照拂甚多，这次嘱我为他的新书《〈性经〉新解》作序，我自愧学浅，不获辞命，今草数语如下。

    中国经学有两大传统：一追求纯客观的学理。这一传统的巅峰，是清代的朴学。虽然顾炎武、戴震等人曾强调考据的目的是探明经书的义理，但在多数场合，朴学家止步于解释名物，义理被“悬置”（suspense）起来，存而不论。这一传统成就巨大，也是中国学术中最接近实证科学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转型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目录学等具体而微的学科。在我看来，这一传统的特点在于可以证伪，如段、王等朴学家对“因声求义”原则的概括和运用，我想每一位学者初涉训诂学时都与我一样被它的说服力震撼。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原则很可能是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近年来的古文字研究表明“因形求义”更具解释力，但它的“错”无损于它的伟大，因为这是一个通过材料和逻辑建构、可以检验真伪的科学命题。另一个传统是对义理的体悟。古人有“尊经贬传”之说，认为后人的解释遮蔽了经文的真义。如果前一传统是经学中近于科学的一面，那么这一传统就是近于宗教的一面。宗教的特点在于每个人受到的启示不同——“启示”这一带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换成“机缘”或许会更恰当一些。“义理”自然不是无根的，它必须根于经文，正如僧人根据佛像观想，但它是无限的，一句经文可以有多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佛书中恰有一语可以形容：“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本书是研究《性经》的著作。《性经》是郭店楚简中一篇讨论“性”“命”关系的文献，整理者命名为《性自命出》。作者改名为《性经》，独具只眼。“经”在先秦时并无独尊儒术后的神圣意味，诸子经典皆可称“经”，体味此篇语气，确非他书的训释，而是戛戛独造、自成宗主之论，称“经”也宜。作者的研究，则采用了上述第一种传统的形式，表现第二种传统的精神。本书的训释多为别出心裁的体会，并不追求语义学的论证，所以妙机迭出，每有惊人之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本书的精髓不在于对《性经》的考据，而在于作者生动活泼的兴到之言。

    当然，作者纵意所如，不拘一格，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如第十一章“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作者解释：“在战国的楚国之时，周王朝还没有亡而郑、卫二国却早已灭亡，因此‘郑卫之乐’也就可以译作亡国之音。”事实上，卫国在秦灭六国后仍然存在，直到秦二世时，卫君角废为庶人，卫国才宣告灭亡。“郑卫之乐”固然是“亡国之音”，如《礼记·乐记》有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即卫国的音乐，但此处的“亡国”不是卫国，而是殷商。郑玄注：“濮水之上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儒者忧虑靡靡之音使人颓废，故引殷纣为戒。当然，这只是白璧微瑕。

    最后我想说说作者。詹先生出身沪上世家，少时经历繁华，也在人所共知的岁月里艰险备尝。他可谓““乱世佳公子”，现在依然风度翩翩，令人心折。更为难能的是，詹先生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纯以兴趣做事。“经学”的目的是辅益人生。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以客观的态度解剖事实，与学者的人生相去渐远。我们固然可以说，只有通过科学才能建构正确的知识，实证研究中也充满了足以与最精彩的推理小说媲美的曲折，但我们似乎也应摆脱唯科学是尊的傲慢，欣赏其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作为经学的研究者，自然也不应忘记孔子的教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詹先生此书，恰是一部“为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