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伪像考

    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中的这幅画的著录不详，而且无法核查，我怀疑这幅画是被张冠李戴了。也许，这根本就不是朱子。更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此图因百度百科的引用，传播范围极广、速度极快。退一步说，即使如《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所著录的，这是清人所绘，画的就是朱子，我以为，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和朱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与精神气质。历史告诉我们，朱子的形象是有公论的，早已得到了历史的认可。刻意去颠覆它，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近年来，有一幅朱子的画像四处流传，广被引用，影响极大。遗憾的是，这是一幅来历不明的画、是一幅严重歪曲朱子精神气质的画，必须考释清楚以正视听，还朱子以真像。

 

    一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先对朱子画像研究、流布的情况做一个梳理。

 

    高令印先生与陈荣捷先生是朱子画像研究的开拓者。

 

    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出版于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第七章《画像》专门研究和考订了朱子的画像。此章第一节主要考订现存于福建泉州同安县文公祠的一幅朱子石刻像。他认为，“这幅石像很可能是宋或元时所刻”。第二节主要讨论了对镜写真以自警石刻。1974年6月，在福建建瓯城关豪栋街一朱氏农民猪栏里了发现一块朱子石刻像，保存完整。高先生认为建瓯的这块石刻像“应该是现存朱熹‘对镜写真以自警’的早型”。第三节讨论了尤溪、泉州、漳州、建阳及温州、婺源、白鹿洞等地的朱子像。

 

    几乎在同时，陈荣捷先生也对朱子的画像做了研究。陈先生的《朱子新探索》1988年在台北出版（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初版，2007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第九章《朱子画像》专门讨论了关于朱子画像的一系列问题。陈先生认为，发现于福建建瓯的那一幅朱子石刻像是福建近年来的“重要之发现”。他对这块石刻做了详细的考释。陈先生以朱子第十六代孙朱玉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刊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第一册第一卷所印《朱文公遗像》与建瓯石刻做了比勘，发现“几全然相同”。陈先生又比勘了刊于明宣德六年（1431）的叶公回所校订之《朱子年谱》中《太师徽国公真像》，发现“与朱玉之书所印遗照，大同小异，必是摹写同一元本”。同时，陈先生还发现明人戴铣的《朱子实纪》（正德八年刻本,1513）卷首《太师徽国文公像》也与朱玉所刊“像与识语均甚相似”。由此他得出四条结论：

 

    （一）三像同出一源。杰人案：这一结论非常重要。朱玉之像晚出，叶氏之像最早（1431），其间（1513）还有一像，均与朱玉像相同，这说明，朱玉的像是可靠的，必有来历。

 

    （二）家庙所藏元本最迟至叶公回《年谱》之年，即1431年。杰人案：所谓“家庙”，请见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朱子像的识语：“右像乃文公六十岁自写真也。家庙遗碑，数罗兵火。后之重镌，皆失其旧。此家藏墨刻，祀奉年久。威仪整肃，体备中和。与各祠院塑像，毫厘千里。兹谨依元本钩摹，锓梓于卷端。俾海内名宿，景仰尊崇，俨然见文公当年之气象云。十六代裔孙玉百拜识。”此识语告诉我们，朱玉像的出处是家藏墨刻，而叶公回的像证明，此像在叶氏的时代（1431）还存世，也间接证明了朱玉所言为实。

 

    （三）颊有七痣与对镜自像之传统必早于1431。杰人案：朱子的像，右额头上有七颗痣。陈荣捷考证认为，这是一种传说，而传说的时代最早起于明代（详《朱子新探索》第10《面有七痣》。华东师大出版社版第59页）。他认定1431年前就应该有此传说了。陈先生以七痣为“传说”的依据是，缺乏文献记载。我认为，缺乏文献记载并不能证明朱子额头确实没有七颗痣。如果陈先生认可朱玉等的朱子画像是可靠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子确实有七颗痣。至于为什么宋元时代的文献没有有关记载，我认为：一，目前没有发现文献有记载，不等于历史上确实没有文献记载。亡轶的文献呢？二，在朱子的时代，人们也许并不以为这是一件必须大书特书的事，几颗痣而已。但朱子自己给自己画像，他用了纪实的方法，所谓“写真”也。明初学者宋濂（1310——1381）有《宋九贤遗像记》：“晦庵朱子，貌长而丰，色红润，发白者半……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状。五大二小，六在眉目旁，一在颧外唇下须侧。”（转引自方彦寿《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第20页）宋氏自述，其画像来自“世传家庙像影”。可见，家庙所藏像也是有七痣的。值得注意的是，宋濂所述七痣的位置与现在画像所画位置有点不一样，这说明后来的像是做过处理的。但是有七颗痣则毋庸置疑。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大问题，也许陈先生没有意识到，如果他断定朱子之痣是“传说”，那他也就否定了朱子自画像的真实性。等于推翻了现存所有的朱子像。我以为，根据陈先生与高先生的考证，朱子的自画像应该是可靠的，所以，朱子额头的痣也应该是可靠的。

 

    （四）建瓯石像亦必早于1431年。杰人案：陈先生所谓“石像”当指建瓯石刻中的朱子像而不是整个石刻。据高先生考证，此石刻“大概刻于清世宗雍正年间，刻者朱玉是朱熹第十六代孙”。陈先生再次确定石刻中的“像亦必早于1431年”，说明此像是有出处的。根据上文所述，出处应该就是朱玉家的“家藏墨刻”。朱玉说，此墨刻“祀奉年久”，可见是家传之宝，必为真实无疑。

 

    后出转精，2013年方彦寿先生出版《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此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朱子画像的流布情况，可说是目前为止最全面和系统研究朱子画像的力作。本文所引朱子像全部取自该书。

 

    方先生认为，“在古籍刻本中，现存最早有朱子像的，应属建阳刻本《事林广记》”。《事林广记》的编者是宋崇安人陈元靓。陈氏与朱子之孙朱鉴有交往，《事林广记》之序即为朱鉴所作。此书后集卷三《先圣类》有朱子全身像。

 

    方先生认为，此像“其底本，即来自朱熹在建阳考亭的自画像，说明此书所画之先贤像均有所本，而非凭空想象。通常认为，朱熹自画像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原立于考亭书院集成殿内的朱熹自画像明代石碑（此石碑现存建阳市博物馆）”见方著第44-45页。这幅像应该很重要，既然朱鉴愿意为此书作序，那就说明他是认可这幅画的，或许就是他为陈元靓提供了家藏的原作供其摹写。这幅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自画像的影子，但奇怪的是，这是一幅侧面像，故意避开了右侧的七颗痣。我以为，这也许可以证明我在前文的推测：在南宋，脸上有痣，未必是一件可歌可颂的事。所以，画家选择了回避。

 

    方彦寿的大著基本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朱子像一网打尽了。纵观这些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写实；2，写意；3，夸张。

 

    写实类的像居多，大多出现在“年谱”“家谱”和朱子文集的各种版本中。特别重要的几种如：朱玉的《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出版于清雍正二年（1724）；清咸丰十年（1860）紫霞洲祠堂刻《朱子集》卷首朱子像（案：紫霞洲为朱子后人在建安所建的祠堂。此为朱子22世孙振铎所刊《朱子集》卷首之像。咸丰庚申（1860）夏镌，紫霞洲祠堂藏版，笔者有家藏）；安徽省档案馆藏有一幅据说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朱熹画像”，方彦寿考证，此像作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是一位名“达”的画家所绘，而其所据底本即叶公回之《朱子年谱》；现存最早的知名画家所画的朱子画像是明代画家郭诩的《文公先生像》；戴铣《朱子实纪》卷首“太师徽国文公像”；明赵滂《程朱阙里志》“晦庵文公像”；明李默编《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卷首“文公先生六十一像”；当然，最重要的一幅就是建瓯的石刻，遗憾的是，这款石刻的原件在一次火灾中被毁，现存的只有拓本。

 

    写意类的朱子像存世不多，最著名的有两幅，一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显然，这是一幅模仿孔子像的作品，但是形神兼备，不可多得。

 

    一为清代画家上官周《晚笑堂画传》中的一幅朱子全身像。这也是一幅很成功的朱子像。

 

    夸张类的画像，大多把朱子神话或帝王化。例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杨毓健《重修南溪书院志》中的朱子像；晚清戴凤仪编《诗山书院志》的朱子像。而像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儒仙》一书中的朱子像，已经不是人而是仙了。

 

    方彦寿的书中还收罗了很多日本、韩国的朱子像。韩国如：《晦庵先生朱文公遗像》（大约作于清康熙年间）；韩国学者刘承相著《朱子早年思想研究》，书中有一幅朱子像，刘氏说，此图问世于朝鲜后期，作者不明。

 

    日本的朱子像更多，择其要者有：方彦寿认定为狩野山雪（1589—1651）的一幅作品；狩野安信（1614—1685）的一幅作品；早稻田大学藏有《朱子社仓法》一书，卷首有朱子写真像一幅。

 

    二

 

    纵观上述朱子画像，无论古今，无论类别，我们可以发现，都与朱子的自画像有某种关联。可以说，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朱子画像，无一不是朱子自画像的衍生品。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朱子会画画吗？

 

    答案是肯定的。

 

    陈荣捷先生《朱子新探索》第113节题为《画人朱熹》。陈先生认为，朱子能画，是毋容置疑的。他引用朱子自己的文字证明，“朱子自画可知”。陈先生又引用朱子的门人，如黄榦、李方子的话证明“外至文章字画，亦皆高绝一世”。明人陈继儒曰：“朱紫阳画，深得吴道子笔法。”陈先生说：“陈氏必曾亲见朱子作品，而非途说之闻也。”(以上所引，均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第500—503页)

 

    从陈先生所引文献看，朱子似乎比较擅长于人物画。这些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诸葛亮和尹焞。吴道子也是一个以画人物著名的画家，陈继儒说朱子的画“深得吴道子笔法”，也可证朱子善画人物。

 

    一个能画人物的画家，自己对镜写真，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

 

    据《朱子文集》记载，早在朱子生前就已有人为他画像。《写照铭》写道：

 

    乾道九年（1173）岁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发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将修身以毕此生而已，无他念也。福堂□□元为予写照,因铭其上,以自戒云。

 

    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朱子全书》第24册第3995页）

 

    庆元庚申（1200）二月八日（是年三月九日朱子离世）南城吴伸、吴伦兄弟建社仓书楼，为朱子作画像。《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州病叟朱熹仲晦父》写道：

 

    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同上书第20册第541页）

 

    淳熙元年（1174年）九月庚子，三山（今福州）郭拱辰为朱子写照。此像朱子最为满意。朱子《送郭拱辰序》写道：

 

    世之传神写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成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矣。予顷见友人林择之、游诚之称其为人而招之不至，今岁惠然来自邵武，里中士夫数人欲观其能，或一写而肖，或稍稍增益，卒无不似，而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

 

    有可笑者，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

 

    然予方将东游雁荡，窥龙湫，登玉宵，以望蓬莱。西历麻源，经玉笥，据祝融之绝顶，以临洞庭风涛之壮。北出九江，上庐阜，入虎溪，访陶翁之遗迹，然后归而思自休焉。彼当有隐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见，而予幸将见之，欲图其形以归，而郭君以岁晚思亲，不能久从予游矣。予于是有遗恨焉，因其告行，书以为赠。淳熙元年九月庚子晦翁书。（同上书第24册第3648页）

 

    这篇序的主要意思有三：

 

    一谓人物画的最高标准是形神兼备，而郭拱辰就是一位能把人物画得“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而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的画家。

 

    二谓郭氏为自己画的像，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画出了自己的精神气质。那么朱子自己认可的精神气质是什么呢？他说：“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由于这幅画形神兼备，就是不认识他的人看了这幅像都会说这是朱子。

 

    三谓不能携郭氏同游以采访“隐君子者”为遗憾。

 

    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二层意思：朱子认可了郭氏的画画出了自己的麋鹿姿。

 

    然则，何谓“麋鹿之姿”？

 

    麋鹿者，麋与鹿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此谓野外荒郊。

 

    唐崔道融《元日有题》：“十载元正酒，相欢意转深。自量麋鹿分，只合在山林。”此谓“麋鹿分”。《全唐诗》卷714：崔道融，荆州人，以征辟为永嘉令。累官至右补阙，避地入闽。这是一位避世在野者对自己的定位。

 

    李白《山人劝酒》：“苍苍云松，落落绮皓。春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来满芳草。秀眉霜雪颜桃花，骨青髓绿长美好。称是秦时避世人，劝酒相欢不知老。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欻然佐太子，汉王乃复惊。顾谓戚夫人，彼翁羽翼成。归来商山下，泛若云无情。举觞酹巢由，洗耳何独清。浩歌望嵩岳，意气还相倾。”诗用商山四晧和巢父、许由隐居山野“耻随龙虎争”的精神，讴歌了一群自“称是秦时避世人”的山野朋友。李白说，此谓“麋鹿志”。

 

    苏轼《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伏辕，即为利禄而奔走。我不是为利禄而奔走的人，此谓“麋鹿性”。

 

    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之八：“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时来蜀岡头，喜见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结千岁奇。煌煌凌霄花，缠绕复何为？举觞酹其根，无事莫相羁。”即使在庙堂之上，也不改不攀附、不巴结、不附庸，此谓“麋鹿姿”。

 

    唐袁郊《甘露谣·陶峴》：“陶峴者，彭泽之子孙也。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泛艚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见其子孙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踈脱，不堪宦游……岘且闻名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岘拒之曰：‘某麋鹿闲人，非王公上客。’”陶峴富有产业，却选择悠游山水的生活，并拒绝为官。此谓“麋鹿闲人”。

 

    总而言之，所谓“麋鹿姿”“麋鹿性”“麋鹿志”“麋鹿分”，都是说的一种身份定位，和自我（精神、气质的）认同。即，不是官僚（不在庙堂）、不是财主（或不以财主自居）、不是商贾（不孜孜以谋取利益、财富）。而是一个不带任何富贵之气的“山野之人”（民间的、融于自然的）、“不羁之徒”（不受任何约束、不为利禄奔忙）。

 

    这就是朱子自己认定的精神气质，或曰朱子的身份认同。

 

    而这一点已经为郭拱辰的画像所定格，并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同。

 

    显而易见，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幅所谓的朱熹像，与这样的定位完全背道而驰，可说是完全扭曲了朱子的形象和精神。

 

    四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幅所谓的朱子像：

 

    还有哪一点与朱子的形象和气质有相像之处？

    这是一个官僚、是一个财主、是一个富商、是一个员外，是一个……

 

    总之，不是朱子！

 

    有人说，历史人物的画像是可以凭想象虚构的。

 

    确实，很多历史人物都是画家想象出来的，就连孔夫子的像，都是吴道子想象出来的。此外，如老子、庄子、项羽、汉武帝乃至朱元璋等基本上都是画家虚构的杰作。

 

    为什么？

 

    这是因为古人没有画像流传下来，画家只能根据传说和有限的文字记载用想象来再创作。

 

    这里，自然就会有高下之分，有形神兼备与否之分。

 

    为什么吴道子的孔子像，为大家所接受？因为他做到了形神兼备。大家认为孔子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这是艺术创作的极大成功！

 

    问题是朱子的像是否可以创造？

 

    我认为朱子的像也是可以创作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的那么多朱子像绝大多数是创作的。

 

    为什么这些像都大同小异呢？因为，朱子有真画传世。这就给创作提供了依据。历代创作的像，大致都和自画像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说，所有的朱子像，都与朱子的自画像有某种渊源。这证明，朱子的形象是有公认的，得到历史的认可的。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画，无论高下，都没有违背朱子的精神世界。如果说，历代的朱子像也有一些很失败的创作的话，那么这幅大胡子的朱熹像就是一幅完全丑化和歪曲朱子形象的“创造”。

 

    我以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必须指出，这幅朱子像出现得很晚。据查，此画第一次出现在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下册第26页。著录曰：“朱熹（1130—1200）清人绘。”本书的《编辑说明》曰：“本书收录的人物画像除林则徐外，其余均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绝大部分为元明清画家绘摹手迹，少数为古代刻本和拓本以及雕砖塑像。”检全书发现，很多画作都标明了出处或作者，也有仅仅标注为“明人画”“清人画”。而这幅所谓的朱子画即为“清人画”。为此，笔者多次、通过各种方法向馆藏方求证，希望提供具体的著录信息。但终不得任何回音。鉴于此画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博学如陈荣捷也从未提到过有这样一幅画。再联想到此书初版于2003年4月，时间之晚，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加之这幅画的著录不详，而且无法核查，我怀疑这幅画是被张冠李戴了。也许，这根本就不是朱子。

 

    更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此图因百度百科的引用，传播范围极广、速度极快。

 

    退一步说，即使如《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所著录的，这是清人所绘，画的就是朱子，我以为，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和朱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与精神气质。历史告诉我们，朱子的形象是有公论的，早已得到了历史的认可。刻意去颠覆它，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