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缘何用了九个“不”？

    拙文《五柳先生是谁》（以下简称为“拙文”，见《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13日第5-6版）通过文本对比，揭示了《五柳先生传》（以下简称为“《五柳传》”）与《汉书·扬雄传》（即扬雄《自序》）的渊源关系，由此确认《五柳传》的传主是扬雄，《宋书·陶潜传》所说的“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就是陶渊明以扬雄自况，只是“时人”不知“谁是五柳先生”而已。限于篇幅，有一个细节问题，拙文没有深谈，那就是《五柳传》用了九个“不”字。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以上两篇文本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事实上，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如此高频率地使用同一个否定副词，确实是一道独特的小小风景。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

    按“不”字为一篇眼目。“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酒之“不能恒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船山遗书》第六三册《思问录》内篇）。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仇兆鳖选林云铭《挹奎楼稿》卷二《〈古文析义〉序》：“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所谓‘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耳。《南村》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若不求‘解’，则‘义’之‘析’也何为乎？”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之“读书难字过”也；陶之“疑义相与析”又如杜甫《春日怀李白》之“重与细论文”也。培根(Ba-con)论读书（OfStudies）云：“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Somebooksaretobetasted，otherstobeswallowed，andsomefewtobechewedandswallowed）；即谓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者。语较周密，然亦只道着一半：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宜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四册，第1228-1229页）

    这段话在现代研究陶渊明的论著中被反复征引，进而渗透到有关《五柳传》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如金星《鄙视流俗傲然处世——从“不”看〈五柳先生传〉》（《阅读与写作》2000年第10期，同题文章又见于《课外语文》2006年Z2期，作者题为赵新民），汪茂吾《从“不”看五柳先生的性格特征》（《语文天地·初中版》，2005年第20期），等等，而唐若从记录的安徽省淮北市海宫学校有关《五柳传》的一场师生对话则比较有代表性：在有两位同学将五柳先生的特征概括为“淡薄名利”“安贫乐道”之后，老师最后总结道：“这九个‘不’字像一条红线，把全文串起来了，把五柳先生的特点突出出来了，也为我们背诵文章提供了线索。”（《陶渊明说“不”—〈五柳先生传〉实录片段》，《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4期）由此可见，钱先生的对《五柳传》的解读，被人们普遍视为“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语）的妙论，他又征引英国培根论学之言，似乎更显得视野开阔，中西合璧，发人深思。但钱先生两次所引《五柳传》“不详其姓氏”，“姓氏”，陶集各本均作“姓字”，拙文曾引阮籍《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五柳传》本此。钱先生本来博闻强记，记忆中虽两次偶误一字，也不必责备。又钱先生所引培根论学名言，两次出现“swallowed”（吞、咽）一词，培根行文素来简古，所以我感觉此处引文有点异样，于是用微信咨询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俞宁教授，俞先生迅速查阅了两种培根原著的版本，即TheProjectGutenbertEssays（ProducedbyJu⁃dith Boss and David Widger，2013，P575）和The Oxford Au⁃thors:FrancisBac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age439），确认第二个“swallowed”本来是“di⁃gested”（消化、透彻了解之意，这两个词都是英语的动词被动式）。随后我翻检1819年伦敦版《培根全集》，查核其第二卷Essays CivilandMoral（《论说文集：民事与道德》）中的L.OFSTUDIES（《论学问》）一篇，确认钱先生节引了其中的两句，这段话完整的的原文是：“Somebooksaretobetasted，oth⁃ers tobe swallowed，and somefewtobechewedanddigested：thatis, some books are toberead onlyinparts; otherstoberead,but notcuriously;and some few to be read wholly,and withdiligenceandattention.”（第374页）水天同的译文是：“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一读他们底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0页）算是又一个记忆偶误，也不必责备。但是，钱先生又说：“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如此论陶，就把“五柳先生”无端拔高得有些“过柳”了，必须得略微说道一下。

    我们知道，《宋书·陶潜传》所载《命子》诗作为陶公自述家世与族史的诗作，是他在身体衰微之际写给长子陶俨的。全诗凡10节，第一节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云云，第三节称“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河山，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第五节称“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诗人先称浔阳陶氏来自于陶唐氏（即尧帝），随后又提到了三位陶氏人物：汉愍侯陶舍（公元前202年前后在世），汉丞相陶青（公元前195年前后在世）和晋大将军长沙郡公陶侃（259-334）。在“启土”一句下，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引《尚书·武成》：“惟先王，建国启土。”在“亹亹”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大雅·文王》：“亹亹文王。”在“桓桓”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周颂·桓》：“桓桓武王。”在“天子”一句下，斯波氏转引铃木虎雄《陶渊明诗解》：“《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均见斯波六郎《古直〈陶靖节诗笺〉补正》，《汉文学纪要》，第三册，第1-11页，1949年7月）无论尧帝，还是周武王、周文王，在后世均有圣王之目，陶公用这些历史巨人来比拟其先人，其雷人之语令人震撼，比较而言，平生颇为狂傲的谢灵运的“述祖心态”则要平淡许多。从《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所载谢氏《山居赋》和自注以及《文选》卷十九所录谢氏《述祖德诗》来看，谢客不过是彰显其祖父谢玄将军功成身退、归隐江湖的美德而已，并没有多少夸饰之辞。陈郡阳夏谢氏本属一流高门，浔阳陶氏恐怕连三流都算不上。而所谓以塚中枯骨骄人，实乃六朝人之通病，高雅如陶公者，不仅未能免除此种恶习，而且将其推向极致了。这正是历史人物复杂的一面。显然，钱先生的“破除论”是缺乏历史感的，但他是文学学者，不是历史学家，我们对他的文字可能不应绳以史法。因为我并不认为钱先生对“二史八书”之类的史籍都很熟悉，尽管这些书是一般治南北朝史学者的必读书。杨绛回忆少年时代的钱锺书：“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事实就是如此，每个有本事的人也都是有局限的人。此外，《管锥编》的初稿毕竟写于“轰轰烈烈”的年代，钱先生的“破除论”似乎多多少少有一点时代镜像的折光，只是其本人没有觉察而已。但无论如何，陶公的“阶级觉悟”也没有达到钱先生所说的那种高度，至于有人因陶公躬耕垄亩、讴歌劳动就封他为“农民诗人”，那就更加离谱了。

    还是回到《五柳传》的九个“不”字。美国著名汉学家戴维斯（A.R.DAVIS）教授的英译《五柳传》（BIOGRAPHYOFTHE GENTLEMAN OF THE FIVE WIL⁃LOWS）对我们理解作品的这种语言现象很有帮助，我们也不妨借此机会体会一下“五柳先生的西游”（卞东波教授语）或者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特殊风采：

    1.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 宅边·       ·。有五柳树，因以为号

   焉。/We do not know of what place the gentleman is an ative,nor do we know his family or his courtesyname. Around his house there are fivewillows and from these he took his literary name.

    2.闲靖少言，不慕荣利。/Qui⁃·et and offew words, he does notdesiregloryorprofit.

    3.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He delights in

 study but does not seekabstruseexplanations.Whenever there is something of which he apprehends the meaning, then in his happiness he forgets to eat.

    4.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By nature heisfond·ofwine,

    buthisfamilyispoorandhecan⁃notusuallygetit.

    5.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Hisrelativesand ·friendsknowthatthisisso,and sometimessetoutwine andinvitehim.Whenever hegoestoaparty,he willdrinktotheend.He expects that he will certainly get drunk.When he is drunk,he will withdraw,but never regret that he must go.

    6.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His house“with surrounding walls only a fewpaceslong”is lonely and does not shelter him from wind and sun. Hisshort coarse robe is torn and mended.isdishesandgourdsare“oftenempty”.Yet heisatpeace.He constantly delights himselfwithwriting inwhichhewidelyexpresses his own ideals. Heisunmindful of gain or loss, andthushewillbetotheend.

    7.赞曰：黔娄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TheAppraisal:Ch’ienLou had a saying:“One does not grieveover poverty and low position,

one is not concerned aboutriches and high rank.”May we thinkhewasspeakingofthissortofman?Drinkingwineandwrit⁃ing poems to please his own will,ishe notaman ofthetimeofLordWuhuaiorLordKot’ien?

    “黔娄”二字下，宋人校语：“一有‘之妻’二字。”戴氏译文忽略了“之妻”二字，实为不妥（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2页，戴维斯《陶渊明：他的著作及其意义》，第一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但戴氏对“不”字的把握是非常精准的，尤其令人叹服的是他将“以此自终”译为“thushewillbetotheend”，意在表明陶公此传是对传主一生的实录和总结，他倾情描写的是传主晚年的意趣和心态。戴维斯在注释中还指出：“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创建有关自己的故事，这在中国文学中可能具有初始的意义。我们至少有沈约的观察可以作为证明，那就是他作为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的有关此传真实性的声明。但此传的描写在客观上毕竟同时具有自我贬低和自我确信的双重意味，对于社会地位经常有不安之虞的中国史官而言，其中也包含着某些不易理解的因素。但陶渊明是一位成功者，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后人眼中的完美典范。”可见他尊重传统对《五柳传》的解读，但也有自己特殊的看法。他很可能已经感觉到人们对《五柳传》的传统解说有问题，譬如，他在注释中就曾经援引清人张廷玉质疑《五柳传》为自传的观点（参见拙文）。而戴维斯没有发现的问题是，《五柳传》以九个“不”字衔接全文的“章法”正来源于《汉书·扬雄传》：

    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杨，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赞曰：雄之自序云尔。……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括于势利乃知是。……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

    仅仅以上所引扬雄《自序》的局部，就有12个“不”字，他的一些辞赋作品，如《长杨赋》《反离骚》等，也是多有“不”字。通过考察、对比这两篇传记频繁说“不”的这样一个高度相似的语言现象，以及相关语词、语句、语段、语篇在语义表达上的雷同现象（参见拙文），我们可以断定五柳先生就是扬雄。多年以前，拙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在讨论东汉时代一些经学大师“有意突破家法乃至训诂藩篱”（杜国庠语）的学风时曾经指出，这种学风由“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汉书》卷八七上本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顾尝好辞赋。’俨然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之主人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之所以作出这种判断，正是基于对以上两传在语言语义上的相似性的认知。实际上，魏晋时代的重要玄学命题“言意之辨”，远绍庄子得筌忘鱼之说，近得扬雄不为章句之旨，陶渊明所谓“欲辨已忘言”乃是其余绪。《五柳传》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作为以扬雄为始作俑者的汉代经学训诂的反动，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钱先生牵引培根的读书论作为比附，未免失于肤浅和妄附了。这个小小教训足以表明，搞中西文化比较即使仅仅作为一种学术方法，也应该是非常慎重的，作为一个学科的情形可能就更加复杂。

    其实，陶诗几乎篇篇有“不”，就像“篇篇有酒”一样，我们看到：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与殷晋安别》）……

    类似的说“不”诗句，遍布陶集。尽管陶渊明喜欢饮酒和常常说“不”的语言习惯，未必全是扬雄这位“精神导师”发生作用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可以作为佐证之一的，是陶渊明的“无弦琴”，其中所浸透的观念的近源正是扬雄《解难》“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的喻辞（这一点吴国富教授在其论文中已经指出，论题见拙文）。而细读陶诗，我们也可以常常窥见扬子的影响。《太玄》卷第九《玄掜》：

    ……可听者，圣人之极也；可观者，圣人之德也；可久者，天地之道也。是以昔者群圣人之作事也，上拟诸天，下拟诸地，中拟诸人。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该丑，五岳宗山，四渎长川，五经括矩。天违地违人违，而天下之大事悖矣。（司马光《太玄集注》，刘韶军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0页）

    陶公《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之妙句，即从此文化出。而扬子所言“天违地违人违”，违就是违背、冲突、不顺的意思。“洲渚四绵邈，风水互乖违。”（《于王抚军座送客》）此为“天违”和“地违”。“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饮酒》二十首其九）“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其三）“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闲情赋》）这些都属于“人违”。《太玄》是扬子一生思考、劳作的结晶，是扬子建构的学术大厦的核心性成果，在中古时代更是驰誉学林的名著，如汉宋衷、吴陆绩和晋范望等著名学者都曾经为之作注。宋代司马光研究《太玄》前后历时三十年，并撰写了《太玄集注》一书，足见其重大学术文化价值是举世公认的。《太玄》征服了陶公，因而他熟读此书，并且引《玄》入诗（更多的例证已见拙文），在“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的文化氛围中别创一种充满哲理的田园诗境。

    总之，扬雄作为一代新圣的文化魅力就在于，他是发现真理、恪守道德并以自己伟大的学术建树和卓越的文学业绩走向永恒的人类社会的脊梁，作为社会的良心，他更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真正的贫穷是没有才华没有智慧，真正的低贱是没有道德没有创造。因此，陶公作《五柳传》以扬子自况，也绝非低调之举，其高出世表的心志，其藐视流俗的态度，其立名后世的理想，千载以下，犹可想见。令人欣慰的是，陶渊明成功了。但这一切都以极其深隐的方式，潜藏在淡淡写来的笔墨当中。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曰：“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白香山对陶公的理解是非常深透的：“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是修养，也是压抑；是幸福，也是凄怆。那么，就创作心态、创作机制和创作形态而言，如以上所论和上一篇拙文所说的一石三鸟的写人艺术以及外晋内汉的语言艺术，在人类的文学海洋中是否还有另一篇作品可与《五柳传》相媲美呢？期待着人们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