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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9月06日 星期三

    为官师表范仲淹

    顾吉辰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9月06日   19 版)

        一部优秀作品,往往倾注了作者的大气、地气、文气、灵气和浩然之气。谁的文史底蕴深厚,谁写出的作品就会更加出彩。最近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30万字的《为官师表范仲淹》一书的两位作者武桂霞、张墨林,就践行了这一学术宗旨。

        武、张二位学者撰著的《为官师表范仲淹》是一部人物传记史上开拓新领域、建构新体系的力作。传主范仲淹生于北宋中期,距今已有千余年,读来却犹在眼前。其人其事和今天的人们息息相关,心灵相通。对范仲淹研究尽管只是历史研究中的极小部分,却承载了整个中华文明史演化的历史。它犹如海上明灯,照亮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几乎每一个角落。知古鉴今,它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社会治国理政、制度系统化改进完善、新时代干部队伍培养的核心需要都有现实意义。

        1970年,台湾名人出版社出版了吴季桓著、梁实秋主编的《名人伟人纪念集105——范仲淹》一书,标志着中国名人范仲淹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始。经过汤承业、申时方、李涵、郭正忠、程应鏐、陈荣照、银笙等学者的辛勤耕耘,至今天研究范仲淹已发展到全面总结性的集大成时期。对范仲淹研究的文章从1935年8月《江苏研究》发表《范仲淹范纯仁》开始,至今已多达200余篇。内容涵盖各个方面,作者涉及海内外,似乎对范仲淹研究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突破和超越。然而,武、张二位学者独具慧眼、另辟蹊跷,把人物传记的研究视野转向社会制度、生活现象和儒家意识形态领域开拓。二位学者在延续范仲淹研究思辨性的同时,注重制度系统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与考察,是对该领域的整合、总结和提炼,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司马迁说:“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范仲淹也说:“师表百僚,经纬百事,此宰辅之职也。”“为官师表”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一直贯穿全书,颇具独创的新见解。众所周知,宋仁宗时期,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对外关系、人事管理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均出现了严重问题。其中以人事管理制度之考课为例。官员在任期间,接受上级机构甚至朝廷的定期考核课绩,称为“考课”。太祖、太宗时期文臣5年,武臣7年,经考核无赃私罪,方得转官,如犯赃罪,文臣延长至7年、武臣10年,并经二府取旨。真宗时,又命各路考察所部官员能否,划分为三等,以公勤廉干惠民者为上等,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仁宗时,“朝廷,益循宽大”“无贤、不肖,莫知所劝”。考课制度几成虚设。在这种情势下,武、张二位学者就让范仲淹对朝廷及其各级官吏喊出“为官师表”这一响亮口号,召号政府各级官吏争当上等,不做次等,拒绝下等,反对腐败,严肃纲化国法。权力支配制度,官员管理决定一切,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特点。若不对北宋政治制度以及儒家思想作过深刻的研究,是得不出这样独到的见解的。

        该书内容全面宏富,资料翔实广阔,也令读者称赞。传主情怀高尚、形象真实伟大,为了充分地展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直言敢谏的浩然正气,“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担当精神,作者在撰述时忠于历史事实,阅读了大量的官私资料。同时,对现当代范仲淹研究者的成果也积极吸收和利用。从书中人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范仲淹苦读岁月、胸怀天下、秉公直谏、三起三落、临危受命、元昊称臣、庆历新政、高风亮节、教坛宗师、文学大家、不朽丰碑的人生历程,而且还看到作者气质与其文风、灵气、大气的接近融合。

        善于和敢于总结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各种事件,从中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至关重要。作为一位有出息的文史工作者、专家研究者,应该怀有这种担当精神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书册就为人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榜样,成为历代帝王、大臣以及领导者治国理政、制订部署重大决策的依据。《为官师表范仲淹》的二位作者肩负着重任,遵循前辈学者著书立说的模范。对传主一生的生活轨迹,结合当时国家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深入的考量、分析研究,从中找出问题症结所在,解决方法措施,以启迪后人。以传主主导的“庆历新政”为例,作者认为庆历改革失败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妨碍了权贵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二是某些皇帝身边的人员如宦官和大臣上疏危言耸听,动摇了仁宗皇帝改革意志,做了有始无终的支持者;三是改革派势力偏弱,且内部欠团结;四是改革舆论宣传不够,失去群众广泛的基础。作者总结,反思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与历史教训,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其现实意义更加不能忽视。

        《为官师表范仲淹》,武桂霞、张墨林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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