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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和穷苦蒙昧的底层民众，这些外侨起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偏见、没有歧视的。然而，大多数人终究建立起了对这片土地真诚的、终其一生不变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固然来自于他们个人经历的情感积淀，来自于庐山天然秀丽的环境和当时相对安宁的氛围，而更深层更基础的因素，却是以庐山为代表的中华风物人情向他们集体展现的优秀文化传统那一份内在的、强大的感染力和向心力。
匡庐山高高几重？我是没有感性认识的。“飞流直下三千尺”，是李白的庐山瀑布；“瀹将春茗助敲诗”，是陈宝箴的庐山清泉；“千崖万壑响松桧”，是欧阳修的高歌；“山翠溪声寝食间”，是苏辙的漫吟……都在书里。摩崖今古句，绣谷云雾茶，庐山一直是可供想象却未识其真面的幽深峻峭。有时或为之神往，有时或为之慨叹，这一座于我而言始终停留在字里行间的东南名山。
然后到了去年深秋，有幸读到慕德华和慕星合作编译的庐山史料，庐山从新一轮的字里行间成序列地、规整地向我走来，带来的却不是魏晋遗风里清奇的慨叹或唐宋气韵中流响的神往，只有震惊。这种震惊，让我在过去数月来无法随心所欲的阅读过程中，断点再续终不能释手，数次掩卷叹息。因为这些文字里所涵盖的新信息量太大，冲击力太强，彻底刷新了我此前对于庐山这个地名所有的理解。
这些文字创作、发表于不同时间，作者们都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上个世纪初期在庐山出生或在庐山生活过、工作过的美国人。将香炉紫烟、飞瀑叠泉、奇松珍禽都推演成背景，他们用文字描绘、记述的庐山不关诗词不关风月，甚至都不再是山，而是一座城，一座逐步定型于19世纪初叶，楼宇参差、设施齐备、交通便利，幽静美丽而齐整的花园小城。以这座小城为中心的著名消暑胜地，是一个英国传教士拓荒者理想的实现；也是一处金发碧眼的孩子们生长、学习的乐园；还是一方在战火、离乱、疾病交织的岁月里，为不同肤色、不同血统、不同族裔的许许多多人疗过伤止过痛的清凉地。
一
这座城，叫做“牯岭”，位于庐山长冲一带。从久远的原生态的“牯牛岭”，到英文“cooling”的谐音，地名的变迁本身已经是中西文化在此地和谐相生的历史印记。1895年，一位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立”的英国传教士，从他已经呆了七个年头、当时每到湿热酷暑季节就传染病肆虐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登上了庐山。沿九十九盘古道遍访庐山名胜古迹，他感慨上帝造物的神奇美意，认定在周围众多炎热的城市之中耸立着的这一派清凉高爽，是他的上帝为解除世间的病痛苦楚而特意设置的。“几千年来中国人为什么只把庐山当作一座风景名胜之山呢，宁可忍受盛夏的酷热，却从没想过接受上帝的好意？”惊讶纳闷之余，他认定上帝拣选了他，去承当“上庐山建设避暑乐园”的重要使命。
在这种使命感驱使下，精力充沛过人的李德立凭藉着流利的汉语和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凭藉着对大清帝国土地政策和官僚机构运作方式的熟悉，当然还凭藉一点大不列颠民族与生俱来的固执与狡黠，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身份地位的特殊效应，充分利用当时晚清政府与英国错综复杂、利害交织的关系，取得了对长冲一带荒山野岭的开发权。“牯岭”，最终被正式开辟为外国人的租界，并迅速在随后的几年里，迅速转变成一个建筑精美整齐、道路畅通、设施齐备、百业聚集，生机盎然的小镇。
维多利亚时代的旅华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并不复杂，李德立堪为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宗教信仰支撑的坚定信念，让他们能够以顽强的意志力承担着异域传教的职业责任；来自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文化优越感，让他们具备不屈不挠的勇气，在异质的政体中实现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被《圣经》教义长期熏陶的悲悯情怀，又让他们在逐步适应、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过程当中，对中华人物风土充满发自内心的关爱。李德立当初取得牯岭开发权，主观上是为了要将庐山置于英国女皇的庇护之下，其手段、过程不无争议。然而他引入西方建筑风格和管理模式，建设牯岭的总体规划和种种具体举措，以及为各路后来开发者制定的规章细则，处处倾注着他的良苦用心，实实在在地体现着他对这一方水土的眷恋和热爱。没有李德立，牯岭这一片荒野了千百年的偏远之地，不会成为“同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发的几大避暑胜地当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经营也最成功”的花园山城，更不会成为上个世纪中西文化碰撞、积淀的结果，成为今日举世闻名的多元文化景观。
自这一座云中山城的雏形初成，到牯岭来常驻的人数便日益增多，各行各业随之在周边地区兴起、汇集，一应公共设施也相应完备，俨然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世外桃源。而此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大地，社会矛盾冲突激烈，文化变革翻天覆地，经济建设举步维艰，随时都有可能被列强瓜分，随时都有可能被军阀割据势力分裂。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社会形势，更凸显出这一方净土存在的珍贵和重要。“据记载，民国六年（1917），本山外籍常居人口达一千七百四十六人，常住华人六千四百二十三人。民国二十年（1931），总人数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九人，其中外籍一千六百二十三人。”
这些外籍人口，大多是在庐山工作，其中又以传教士为主。20世纪30年代，欧美不同国家不同教派的在华传教机构到庐山来落脚的超过五十家，把庐山打造成了当之无愧的基督教东方传播中心。各国商人紧随其后，纷至沓来，英籍、俄籍、日籍、美籍再加上华侨，在牯岭开发房地产、开办洋行银行、经营农牧业、建造工厂矿场、设立医院图书馆，客观上也为附近的原住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们的存在与庐山逐渐的声名远播，又吸引了一批批中外人士定期或不定期地来到庐山避暑、疗养、聚议，从而催生了东西方文化相碰撞、相融合在中华大地上嘉慧后人的一些早期成果。比如中国最早的专业学术团体，“中华护理学会”，以及后来的中国护士会教育委员会，便是由于外国医生和护士们在庐山的聚集而孕育、诞生、壮大。
中华护理学会的创始人赫特夫人与她的丈夫，芜湖弋矶山医院创始人赫特医生留下的日记和书信，是他们在华工作、生活比较详细的记录，共分为三辑：赫特医生在庐山、九江、安庆等地的故事；赫特夫人在中国的日子；赫特夫人的珍贵信件。这些章节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对与白求恩医生一样医术精湛、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夫妇，在他们行经的中华大地上救死扶伤的细节，以及他们对中国现当代医护事业走向专业化道路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他们的记录，不仅留下了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过程——比如“九江特别验尸案”的始末，堪为现有相关史料的珍贵补充，更用一种独特的，他者的视角与叙述方式，呈现出一幅幅上个世纪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尤其是传教士对底层民间活动情况的细致描摹：
……在那所大城市里，繁荣的时候，拥有数百家开水店。通常温暖的水被叫做“热水”，但是安全的、沸腾过的水被叫做“开水”。我们有一个风车和一口深水井……井水被抽到厨房，中国人称这种供水方式为“自来水”，即自己来的水。如今，每当我拧开水龙头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勾起我的回忆。脑海中我会再次听到挑水工们的吆喝声，因为那时水不会自己上来。我至今仍不愿浪费一滴水，因为在旧中国，它是很难买到的。
……他家房子的正门是开着的，再往里看，每两张桌子之间搭着一块木板。我们的船直接划到他的正门，下了船后，穿过房屋的立柱，沿着楼梯上几步，就来到了二楼，他们一家人都在那儿。……我们同情他们所处的困境，但他们却告诉我们“不要紧”。在中国，面对灾难和不幸时，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不要紧”。当受尽苦难的中国人说“不要紧”的时候，意思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些平实的，有时近于琐碎的昔日场景记叙，实际上也在揭示着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促使赫特夫妇在那样特殊的一段历史时期长期居留在中国，和中国人民同行同止同甘苦的，不完全只是单纯地出于他们自身肩负的职业责任感或人生理想，更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普通百姓用传统的勤劳坚韧感动了他们，用天性的善良淳厚信任了他们，用朴素的热情知恩留住了他们。所以他们才会不辞劳苦，不畏艰难，以他们的方式尽最大的努力为中国人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同时也实现了他们自己，成就了他们自己。
不仅赫特夫妇是如此，其实李德立也是如此，与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携手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研究型植物园——庐山植物园的罗伊·奥尔古德还是如此，这些文字所涉及的众多其他与庐山有关联的外侨，都是如此。
二
如果说他们最初登上庐山的目的不外乎避暑、疗养，那么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当日军烧杀掠抢的铁蹄疯狂肆虐，他们选择了与庐山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守护庐山，保卫庐山，并以庐山为基地，为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提供精神上、道义上、物资上的援助和支持。
1910年，上海的英文刊物《教务杂志》上《为中国辩护》的文章里，出现了如下文字：“中华民族在亚洲各民族中的至高地位确实基于她的智慧与道德的优越，而不是凭藉什么军事力量或政治手腕取得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民族看作是衰颓无能的族群，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一番义正辞严，对西方列强的当头棒喝，是他们当中的鲁茨主教写下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8年春天，《伦敦新闻画报》上相继两次有关八路军抗战的图文报道，1939年日本《读卖新闻》刊发的对侵华战争毫不留情的谴责，以及英美媒体、电台、政坛上连续不断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向日本屈服”的政论和呼吁……也都是他们发出的声音，其中包括由庐山上的野百合装饰了花样青春的知名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中华民族被侵略者扼住了咽喉的时候，他们率先代替中国人民向世界宣示了我们无惧无畏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斗志，为支援抗战不遗余力地奔走。长住庐山的外国侨民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之前，就自发组成了“庐山战争救济委员会”，未雨绸缪，为抗日军队和中国难民储备医疗设备和药品，筹措款项衣物。随着战事扩大，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涌上庐山。日军也没有遵守优待中立国的约定，将庐山一个弹丸之地团团围住，日夜攻打，盲目轰炸。枪林弹雨之中，极其艰难危险的条件下，庐山上的外国侨民仍千方百计救助难民伤兵，保护庐山守军。仅瑞士籍的牧师夏定川夫妇一家，便以自己的房子为避难所救助过698人。
当时留在庐山上的，有美国、英国、德国、挪威、法国、瑞典、荷兰和俄国等不同国籍的外国侨民。他们本来是可以撤离的。从现存的《庐山续志稿》中却不难追索到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选择留下来的经过。须知此时的庐山已不是什么避暑胜地，世外桃源，而是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他们原有的身份与职业各有不同却也都不是士兵。倘若他们决定撤离庐山，那是天经地义，他们选择留下来，才是匪夷所思。——那是怎样的精心诚志！怎样的壮心义胆！若不是与庐山人民已经亲如一家，如何能够在生死关头不离不弃？！若不是已将庐山当成了自己的家园，如何能够在血雨腥风中奋不顾身去守卫？！
三
除了曾经建设了庐山，生活在庐山，更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守护过庐山的成年人之外，当时的庐山外侨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他们或许不大懂得建设庐山的艰辛，或许没有亲历保卫庐山的惨烈，庐山在他们的描述里，更多的是关于他们曾经就读过的学校，关于快乐成长的集体印记。
1946年，那年我5岁，父亲第一次带着我来到牯岭，来到一所刚开学的新内地会牯岭芝罘学校读书。那段时间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快的时光。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这里的山峦、小溪、瀑布和竹林。我们经常到我祖父母的游泳池游泳。
每当回忆起牯岭，我都会一次又一次地确信：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些日子的确是非常美好的时光。当我凝视着长长的伸向远方的走廊时，回忆便如潮水般涌进我的脑海。虽然大多数记忆已经不是完整的，但却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我生命里再也无法重现的美好时光。
我知道我在回忆牯岭美国学堂的时候，总是带着玫瑰色的眼睛来看待过去的事情，把我所回忆的事情都镀上了一层金色……今年我66岁了，虽说我耳背，但我仍然能隐约听见迪克逊夫人拉着小提琴引领我们一起唱：“美国牯岭学堂，在起伏的山谷中，汇集年轻人快乐的记忆。”我们在打垒球时，经常对着鸡公山美国学校，用汉语欢呼叫喊，可以听见山谷这样的回声：都来看，都来看，美国学校，顶好玩儿。
在美国，一代代的孩子们都曾经相信过一个美丽的传说，如果在自家的后花园里坚持用力挖地，就可以一直一直挖到中国去。而这些如今已到中老年的美国作者们却出生在这个传说之外真实的中国，在一个地理位置极端特殊的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汉语和英语一样，都是他们的母语；庐山的风物与中华文化的熏染，与他们的纯真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童稚与青春的经历，应该是每个人一生中印象最深刻、对其毕生的发展道路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部分吧。所以庐山的记忆，会被他们当中后来成了大作家、大音乐家的人，化作了自己艺术创作涌流不断的灵感泉源；所以庐山的记忆，会被他们当中更多的人编织成了友谊的纽带，牵引了他们彼此之间终身的相互关心友爱；所以庐山的记忆，更会被他们所有人搭建成一道跨洋过海、穿越时空的轨道，承载着他们自己对庐山的恋恋回望，承载着他们的后辈儿孙对庐山的新鲜向往，朝着中国的方向奔驰回来，回来探访一个似曾相识，又焕然一新的，今天的庐山——
山坳里早年主要的石阶步行街道、商店和修筑在山坡上的石阶小路，现在看上去都还保持完好。当然现在没有哪一家商店会供应三昆杂货店的食品，没有哪一家商店的橱窗会展示罗德夫人的长毛袜子等。达夫家在中路下面有内走廊的仙谷饭店，也是我们偶尔去喝冰激凌汽水的地方，尽管现在空荡荡的，但它依然原封不动地耸立在那里，社区游泳池看上去也还同过去一模一样。
更重要的是，庐山对他们的拥抱也还同过去一样。他们近年来重游庐山的那些篇什，留下了他们重返故地的感慨，也留下了当地政府、民众对他们这一批美国的“江西老表”一如既往的热忱，更留下了新一代美国青少年沿着他们父辈祖辈的情感线索、生活线索，对庐山的探索和拥抱。
四
以庐山为基点，这些文章还涉及近代中美关系史上几位重要人物的在华事迹，虽然简略，却脉络清晰，并附带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比如红色女间谍鲁特·维尔纳、圣公会大主教洛根·赫伯特·鲁茨父女、女作家赛珍珠等等。这些文字，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甚至重新评价他们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图文并茂，构成了我们今天认识庐山真面目、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深入挖掘基督教各派在中国的传播史不可多得的文本资料。由此也确立了庐山在奇绝幽深的自然风光之外，在避暑消夏的盛名之外，独立于中国其他名山大岳的特殊历史文化价值之所在。
庐山外侨旅居中国的时间，正逢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的历史阶段。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们眼中那一派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世中华。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和穷苦蒙昧的底层民众，他们起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偏见、没有歧视的。然而，大多数人终究建立起了对这片土地真诚的、终其一生不变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固然来自于他们个人经历的情感积淀，来自于庐山天然秀丽的环境和当时相对安宁的氛围，而更深层更基础的因素，却是以庐山为代表的中华风物人情向他们集体展现的优秀文化传统那一份内在的、强大的感染力和向心力。这些作者们是这种优秀文化传统的目击者、亲历者，更是接受者。他们的文笔或许不见得多么精致优美，私己的、个人的情感流露却十分真实，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对他们所产生的超越物质条件、超越种族隔膜、超越文化差异的魅力。
这些散文，是庐山外侨与他们的后人在离开了庐山，离开了中国数十年之后陆续写成的。他们饶有兴味地、不断地向西方世界讲述着他们的庐山故事，他们的“中国香格里拉”。西方世界的中国通那么多，试图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的人更多。然而有几个能像他们这样，站在中国故土和西方家园轮替、汉语启蒙和英文教育叠加、历史机缘与当代经验交织、精英素质与大众生活融合的正中间？！有几个人能像他们那样，充满自信地用自己的中国印象去正面直击西方将中国妖魔化的顽固偏见，充满深情地将自己的中国情怀传递给后辈儿孙？他们讲述中国故事的内容和角度，以及这些故事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力、感召力，是其他群体所不能够取代的。民心的相通，是实现跨文化有效交流的前提条件，而这样跨越国界、阶层、种族的民间交流，则是世界和平的根本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庐山外侨群体的存在，不仅仅是庐山一地的财富，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财富。
这些大历史散文中有数篇不约而同地提到过，当时的庐山长住侨民有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眼前能够寓目的主要内容以美国籍外侨的情况占绝大多数，其中又以传教士居多。让人忍不住好奇，散落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国籍的“庐山老俵”们还有没有踪迹可寻？传教士群体之外的外侨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庐山又经历过什么？对今天的庐山以及中国又是怎样一种态度怎样一种印象？……或许这些资料未来有望进一步发掘、整理，让金发碧眼的庐山外侨群体形象更加丰满，让用非汉语讲述的庐山故事抵达世界更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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