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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剧
7月15日，天津大剧院，法语舞台剧《2666》以摧枯拉朽之势，从上午一直演到了临近午夜。
一片恐怖的绿洲
法国青年导演朱利安·戈瑟兰（JulienGosselin）及其如果您能舔舔我的心剧团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演员的现场表演与摄影机实时拍摄、调度得当的表演者近景甚至特写画面结合在一起，辅以电子音乐，加上著名剧作家与舞台设计师于贝尔·科拉（HubertColas）装置的大玻璃匣子分割而成的多个舞台空间，把罗伯托·波拉尼奥一千三百五十三页的小说巨作改编成了十二小时的大戏，和小说一样分五部分，穿插四次幕间休息。
第一部分《评论家》的第一个小时极为精彩，从十时四十四分幕启时墨西哥江湖女圣人通过旁白讲述的幻像（戈瑟兰将这一段从第四部分摘出，放到开场前做了引子，正好对应了小说原作引自波德莱尔的题记：“在令人厌倦的沙漠里有一片恐怖的绿洲”）——
弗洛里塔·阿尔马达：我要给你们讲讲我最近的一次幻象。我看见了死去的妇女、死去的女孩。那是一片沙漠。那是一片绿洲。就像电影里那样，出现了法国和阿拉伯外籍军团。那是一座城市。城里有人在杀害女孩子……啊，原来是圣特雷莎！是圣特雷莎！我看得清清楚楚。那里有人在杀害妇女啊。有人杀了我的女儿。那是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那些浑蛋警察什么也不干，一味地观望，可是观望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呢？有些女孩子上了黑车，被杀害在随便什么地方。别碰我！麻木不仁的浑蛋！你们怎么就不明白我说的话呢？（本剧字幕基于得到出版方授权的赵德明译文）
——到十一时四十四分剧中人、爱上了意大利男文学评论家的英国女文学评论家莉兹·诺顿就与她同时上床的法国和西班牙的两位男文学评论家在伦敦街头殴打语带挑衅的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一事结束了不无恐惧的愤怒叙述为止——
莉兹·诺顿：这俩人一面踢巴基斯坦人的身体，一面用英语骂他，全然不管他已经倒在地上，缩成一团，这里一脚，那里一脚，踢他屁股，对，就踢屁股；这一脚给萨尔曼·鲁什迪出气，虽然他俩不喜欢鲁什迪，可是应该提提这个作家。这一脚是给巴黎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我大喊：快住手吧！）这一脚是给纽约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我大叫：你们会把他杀死的！）这一脚是为了瓦莱丽·索拉纳斯的在天之灵；婊子养的，打啊，打，一直把司机打得昏迷不醒，满脸出血，只有眼睛除外。殴打一停，他俩在几秒钟内陷于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之中。这很奇怪。就好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人合床同睡！
——剧情层层推进，将观众引向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在此后的十一个小时里，暴力的主题再也没有离开过舞台，经《阿玛尔菲塔诺》和《费特》，到混合着邪恶、变态、残暴、冗长和神秘的第四部分《罪行》，终于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立、几乎难以承受的高峰。
王玲是《2666》一书的责任编辑之一。她告诉中华读书报，戈瑟兰的改编高度尊重原著。
戈导演在演出结束后的表态印证了王玲的判断。他说，文学是此剧除了暴力之外的两大主题之一。我们看到，第五部分《阿琴波尔迪》几乎完全借着让人喘不过气的连续不断的长篇念白推动剧情。在这一幕，文字起到了乐队的作用，使得它像瓦格纳的“乐”剧那样成了名符其实的“话”剧。
有了演出长度的保证，戈瑟兰抓住了波拉尼奥原作的精髓，展现出一个充满暴力、令人失望的世界。“我没有简化作品，也没有让它更易接受，我要的就是一种复杂的文学旅程。”戈导演在中华读书报去年7月的报道中告诉法新社，“对波拉尼奥来说，文学没有终点，暴力也没有终点。”
最长的一天
奇妙的文学旅程。永无休止的斗争。剧场里的中国观众不得不同时与多个敌人奋力作战：体力的、脑力的、语言的、文化的，甚至道德的。洪流一般倾泻的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或德语念白（有时还有带着德国口音的法语、带着法国口音的德语和带着黑人隔都口音的英语），在上、下、左、右、中、前、后不同场景的多个错层表演区里高速推进的剧情，不同景别的四块银幕，在有时多达五个字幕区里奋力更迭的十三万个汉字，还有当代中国有闲阶级最难抵抗的强敌：日间的睡魔。有些人反复进入梦乡，更多的人在睡与醒的交错地带游荡，但他们无一例外地置身另一个世界了。他们迷醉于文字神秘的美，对暴力和亵渎的语言产生本能的抗拒。孤注一掷的爱情和隋珠弹雀的欢好让他们不知所措。乱！还有太多的罪行。太多的性交。太多的死亡。只穿内衣的男女演员和挂在晾衣绳上的《几何学遗嘱》同样不可捉摸。他们坐在毫无舒适性可言的座席上，徒劳地企图串联剧情，拼命在复杂的外国名字和跳跃的历史事件中杀出一条生路。有时似乎有了成功的希望，却必定因为一脚踏进了睡河而功亏一篑。他们在温柔的忘乡里停留的时间从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但每次苏醒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西西弗斯式的失败。他们来不及气馁，就被震耳欲聋的电子鼓——有时的确代表着二战期间东线战场上的炮弹——推进了下一场战斗。幕间休息时，他们站到大厅里品尝法式甜点，用咖啡和功能饮料补充体力，笑嘻嘻地向亲朋好友通报前一幕入睡的时长。他们像是同谋，又仿佛集体入浴，洗去尴尬的征尘。没有人在意这小小的挫折。逃兵未必可耻，但他们必将坚持到最后，到了那个光辉的时刻，人人都是骄傲的胜利者；人人都是不死的菲利皮德斯。他们将记得，在2017年的盛夏，在雨后闷热的天津，他们曾经是弥足珍贵的战友。这难道不是另一个“最长的一天”吗？这难道不是全中国最文艺、最小众、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战斗吗？看看周围，这里没有那些人人熟知的大众明星，只有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才能辨识的作家、教授、诗人和翻译家的脸——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一线，如同象牙塔顶的珍珠，折射出天津马拉松战役的高贵和与众不同，哪怕他们展露着同样的倦容和同样的惺忪。当全剧结束，五秒钟的愕然加五秒钟的犹疑，此后长达五分钟的掌声让演员们三次返场谢幕。导演惊讶于他在天津见到了此生最多的观众——事实上，下午的人多于上午的，而晚上的甚至比下午的还要多哩。演后谈于晚间十一时开始，导演坐到台上，来自观众席的一个个问题更像自我肯定。其他人对提问者发出市民阶级礼貌的笑声，通过只有参与者才能感受到的暗藏的讥讽，娴熟地将它转化成了另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的、人人有份的自我肯定。终于尽兴。皆大欢喜。午夜来临之前，他们带着兴奋的余韵，凭着残存的最后一点体力迈出剧院的大门，走向应召而来的滴滴，或踏上为观众预留的大巴，沿着灯影跳动的高速公路返回另一座城市。大剧院连同周围的街道瞬间恢复了幸福的空阔，印证出那一小撮饱受摧残的人在数量上的微不足道。全剧终场前的一句台词：“公园里的灯光忽然亮了，尽管有过短暂的漆黑一片，仿佛有人给汉堡的某些居民区蒙上了黑色的毛毯。”戈瑟兰一个人从后台溜出场工进出的侧门，向坐在露天水泥地上喝中国啤酒的演员道谢。
还是没有风。闷热。在街上喘不过气。疲倦。衣领开始发臭。一秒钟一秒钟地，7月15日就要过去了，没有人提起这是波拉尼奥的忌日。热得凄凉。十四年前的这一天，他因为肝病死在了巴塞罗那的医院。只有可怜的情妇陪在垂死的床头。年仅五十岁的智利天才把一部未完成的作品题献给一对儿女——亚历山德拉和劳塔罗。在足够好的同时，它还要足够厚。又好又厚才能给可怜的妻子卖出养大孩子的钱。这就是《2666》。伟大的《2666》。
《2666》的阿纳格拉玛西班牙文版厚一千一百二十六页，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的英文版厚八百九十八页，加利马尔的法文版厚一千三百五十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属下北京世纪文景的赵德明汉译本厚八百七十页。
我的有毒的心
去年，西班牙头号大报《国家报》为庆祝其文化副刊《巴别利亚》创刊二十五周年，特地集合了世界各地的五十位评论家、作家和书商的意见，推出过往二十五年一百部最佳西语图书榜。《2666》排名榜首。（波拉尼奥的另一本小说《荒野侦探》排在第三位。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著《公羊的节日》位居次席。）
更多的人认为，这本书的头牌地位决不仅仅限于西班牙语世界。它是二十一世纪全球范围内的最佳小说。
早在去年7月，戈版《2666》在第七十届阿维尼翁戏剧节上首演时，中华读书报便第一时间做了报道。
朱利安·戈瑟兰1987年生于法国北部，2009年创办如果您能舔舔我的心，以2013年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基本粒子》成名。这部四小时的舞台剧改编自法国大作家米歇尔·韦勒贝克的同名小说，《2666》使用的许多技术手段都能在《基本粒子》中得见。
剧团名称明显只有半句话，没有说出的后半句才是重点所在。它出自克洛德·朗兹曼1985年发行的九小时大屠杀纪录片《浩劫》。
“克洛德，您问过我有什么感想。”华沙隔都起义的副指挥官伊扎克·楚克曼说，“如果您能舔舔我的心，它一定会毒死您。”
在天之灵并不存在。波拉尼奥无需含笑九泉。爱情不能拯救世界，文学也不能。仍然活着的人必须为自己负责。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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