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美子哲，越过山去》：他们给彼此贡献了幸福

    “山的那一边”，常识的意义上我们称作死亡，但在先生和小稚那里却只是一个需要翻过去看的世界，没有时不我予的哀愁，有的只是一个“许多幸福的梦/可以寻见”的世界。

    札幌站西口出来看得见纪伊国屋书店的那条路，就是大丸百货对面的那一条，一直向西走，大约十多分钟吧，就可以看到本书著者大出先生的家。独栋二层，外观非常朴素，墙体内嵌着大大的彩画玻璃十字架，仿佛一间小小的教会建筑。屋外蛮大的一个四方庭院，同小楼比肩般地沿街并立，院内的树、花草、卵石垒起的形态各异的石堆经由先生的命名，也各自拥有了灵魂，投入地注视着往来的路人。

    房屋和庭院其实出自先生自己的设计。很多年前我去日本读书时，导师为我办了一个欢迎的聚会，地点便是在先生的家中。那时我的日文十分简陋，自然先生便开始分担了导师的工作，一周固定的两次讨教到之后涵盖人生所有问题的随讨随教，先生就这样成为了我的恩师，而这本书便是参加“小稚音乐追思会”时的礼物。

    先生早年读的是建筑，之后罔顾家人反对转读神学，再后一门深入专攻西方中世教会哲学，博士修了后赴德留学。留学期间又入修道院三年，主修拉丁文，返国后在大学任西洋哲学方面教授至六十五岁时荣退，是日本著名的研究尼古拉斯-库萨（NicholasCusanns）方面的权威，也是尼古拉斯-库萨的主要作品《知之某种无知》《隐秘之神》《可能现实存在》《神学纲要》之译者。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先生和他的妻寿美子相遇。其时的两人都是少年，妻比先生大一岁。因为数日未有进食，先生正委顿在学校植物园的长凳上无力行走，妻担心地过来问候，说了他们之间的第一句话。之后先生辗转东京—札幌—德国，寿美子留守札幌，异地十多年。1955年，他们结婚。婚后妻尊先生为“爸爸”，有爱娇的意思，先生则乐担父职称妻为“小稚”，意思是柔弱如雏鸟般的，也仿佛像他的爱女。结婚第五年，因多发性风湿关节剧痛，小稚入院治疗。之后，病难如影随行，从未停止过与他们夫妇的争战。1982年，小稚开始病卧、轮椅的生活，日常基本依靠先生的料理。对于妻的看护，除去外出工作时家中会延请一位护工照看外，先生从未假手他人。这个绘本便是先生手书手绘的他和妻小稚的故事。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从无丧胆。日常说过的话，写过的诗，夫妇的相遇相知，小稚的娇嗔任性，病重时夫妇忍耐中混杂着的无力和软弱，以及暂短和先生告别、越过山去、去往山的那一边的妻子。“山的那一边”，常识的意义上我们称作死亡，但在先生和小稚那里却只是一个需要翻过去看的世界，没有时不我予的哀愁，有的只是一个“许多幸福的梦/可以寻见”的世界。

    周作人说，日本仿佛善于用优美的形式包藏深切的悲苦。也许是吧。这个优美的形式在小稚和先生这里，像是一个审美的意趣，其间包藏的悲苦，或不过是人生原本就有的面目，并无意志力可以拦阻他们夫妇过一个审美的人生。

    越过山去越过山去/很多的山已经越过/若是越过最后那座山呀/那红色提灯里/那摇曳的光/正被你守护/我们手牵着手/越过山去

    这本书是先生给妻，夫妇病难中一直鏖战在最前线的小稚的礼物。排序基本是按照先生为小稚的制作书序排列，书后面附录的文字则是先生在其友人办的《IN⁃TEL牵绊》上写的文字。这份手工装订的刊物只限于先生及数位老友间的传阅，他们彼此贡献自己的回忆。先生根据自己记录的妻的病况日志，在这本从未公开的刊物上写了很多关于妻的文字，这里译出的只是1997年12月15日至1998年1月25日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最后33天记录。

    这世界所处的文化中，病痛与软弱有时仿佛是一件需要隐藏的事情，我们回避疾病、失败还有痛苦，觉得那些有损于我们的尊严。有一次去先生处讨教时，我苦恼地和先生说：“我最近得了一种病，一种叫做查理·布朗的病。”先生很奇怪，“查理·布朗，那是一种怎样的病呢？”我说：“就是史努比故事中的查理·布朗呀，他对他的女友露西说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那样一种病。”先生笑了，说：“是吗，那可真是一个好病，你不觉得查理·布朗很可爱吗，万一得了查理·布朗女友的露西病岂不很无趣。”在先生那里，软弱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人生处处都是软弱，处处都是疼痛，而是不是有趣，却是生活中最为珍贵的品质。但这个有趣，有时又是一个极其宏观的观念。能看见事情隐而未现的内质，能对世界好奇，有想象力，知道采取事物和生命的立场，看见美在一切不完全中，这些都是有趣。

    小稚走后，先生一直一个人生活。料理、清洁，全部都是一个人完成，即使已是高龄又身患癌症，腰背已因长期辛劳弯成一个直角，他也还是不肯假手他人，处处一尘不染。大部分的时间先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自己的时间则用于研究尼古拉斯-库萨的天体学部分。这个部分对于文科人来说过于艰巨，先生觉得有义务做些贡献。先生手绘的天体图，有些长达数米，极其优美细致。先生的家人开了一间荞麦面店，试吃了一年多终于开张，楼上的空屋便布置成一个小型的书场，每个月的月末下午，先生会去为食客们免费说两个小时的落语。每两周中一天的时间先生会去医院做老年看护志愿者。出身于日本旧武士家庭，承继下来的器皿、古画、乐器，还有象征家族荣誉的武士太刀，包括所藏的个人书物，先生也无一不陆续捐献了出去。医院中看护小稚时，小稚说，“爸，是想太鼓了不是，就只耐心再等一下呀，小稚去了天国后一定买一个太鼓送给爸爸呢。”妻走后，先生即将家里妻的遗产小仓祗园太鼓赠送给了德国T大学爱太鼓的学生社团，妻的古筝也是，先生觉得这或许才是妻的心愿。

    家里四处都是小稚，一张像小稚的拉斐尔圣母图、玩具、琴、香水，先生外出时会戴上礼帽涂上一些小稚的唇膏。进门的玄关是先生画的小稚的遗像，女主人从未远行，迎接着我们这些访客的叨扰。料理台的窗口望出去，就是小稚喜欢的庭院，大雪覆盖时，卵石垒起的石堆会有各式的表情，先生会把这些绘下来。上午十点，我躲起来了呢。下午四点，我戴了个帽子了呢。这些都是小稚的话语。小稚的每一种病症先生都细细翻查过，家里堆满了各种医学用书。先生赞叹妻“像个武士一样”，遍体伤痕，却那么勇敢地将他们夫妇的幸福守护到了最后。小稚的呕吐物，先生尝过；小稚的日常梳妆描画，也都是先生；日常的溺便清洗，也是先生。小稚最后的日子里，先生依靠吻来和小稚确认应答。“我这一生，真的非常非常幸福”，先生说。庭院里有一盆花栽，花的名字就是小稚的名字，夏天时，花开得娇艳极了，紫苏遍地都是。两个“同在战阵”的生命，因为全心全意地彼此顾惜，他们给彼此贡献了幸福，也给这世界贡献了纯美，还有传奇。

    “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年/在一个海边的王国里/住着一位少女，你也许认识/她的名字叫阿娜贝尔·妮/这位少女的所思所想只有一件/就是爱着我与被我所爱/我是一个孩子，她也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海边的王国里/尽管如此，我们超过一切爱地相爱/我同我的阿娜贝尔·妮/天堂里那些六翼天使们也奢求着想要/我和她的爱情”（选自埃德加·爱伦·坡的诗《阿娜贝尔·妮》）

    爱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是不懂得的。爱也无从教育，无从费周章去习得。如果自己的骨里生不出这样的东西，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