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观赏的窗外风景

    海外和境外对瞿秋白的研究状况，我原来知之甚少，只草草看过有关文章的几个片段，读起来又觉得隔膜，没有留下多少印象。近来，我比较认真地读了瞿秋白研究文丛（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自2012年至2015年12月起连续刊出的《瞿秋白研究在海外》专栏的二十余篇论文和综述，这些文字出乎意外地吸引了我。作者们的科学态度、多方面学养，颇可敬佩。我以为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和广泛的今天，这些文章为我们国内研究瞿秋白和相关历史人物的人们，开了一扇窗。他们如果也来看看这窗外的风景，想来都会有兴趣的，也都会受益的。

    本书中的大部分作者是严肃的学者。他们尽可能充分地掌握材料，力图客观、公正地评述瞿秋白的一生或某一方面的思想行为，作出恰当的评价，因而是甚有学术价值的文献；他们还大多肯定和赞扬瞿秋白的高尚品格和出众才华，又使我们感到亲切。

    当然，各国学者由于其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观念与我们不大一致，研究方法乃至叙事习惯也有相异之处。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提出的一些我们未曾觉察、重视或深思过的问题，包括有的与我们相左的观点，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激活我们的思维，找到若干认识瞿秋白新路径。

    这些海外论文与我们的最大的不同，是他们首先把瞿秋白看作是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并非不重视瞿秋白中共党内领袖人物的身份，不重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但在评述时，并不限于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上的作为、言论，而基于“一般的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共性，探寻他的复杂的思想及其在认真而艰辛的自我反思中的演进，体会他的丰富、细微的感情，他的刚柔相济的性格，和作为文学者的“浪漫”。使我们读起来觉得自然可信，与他是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矛盾。一个历史人物的政治观点和品质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时代条件下形成和变化的，但在他各时期的政治思想、品质及最后形成的状态中，总是能够看到“一般的人性”的表现。如果看不到或者很少看到其中有美的人性闪亮，就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如果在描述他的文字中，看不到或者很少看到他或优或劣的人性表现，那就一定不是对他的真实描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对自己一生作了真诚而深切的剖析之后，结合自己对一些中外文学名著的阅读体会，说：“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这句话表明，瞿秋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否定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但又表示出，只看到这些制约，并不就能写出一个人的个性，一个真实的人。本书中的不少论文作者，正基于“一般的人性”，从不同侧面描述“有血有肉有个性”的瞿秋白，因而在这些论文中显现出来的瞿秋白就不是只有阶级性、政治性；或者说，他的阶级性、政治性，是同他的多方面的思想和学术观念、他作为文学者的气质，乃至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态度相融合或相抵牾和碰撞中生成的，而统一在他的个性之中。

    我们常说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这个专栏中的不少论文的作者，具体而微地显示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他们总是从自己获得的材料（当然囿于国外的客观环境，有的材料不甚准确）及自己的理解出发，加以考证、梳理，进行合乎逻辑的辨析、推论，得出结论。

    斯洛伐克的高利克主要阐述瞿秋白“青年时代”（赴俄前后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高利克认为，瞿秋白常说的唯识论中的“心”，是他这个时期思想的基本概念，高利克详尽叙述瞿秋白从佛教的唯识论向马列主义转变的历程。他解释了瞿秋白所说佛教语言“人我见”“法我见”的含义，又是如何去除这些观念“向‘无我’转进”的。他接着阐述瞿秋白后来受社会实际生活的启迪，“领会”了“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又辨析说，“唯实论”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只是瞿秋白原来的出世思想的对立面。到了《赤都心史》中的《新的现实》一文，瞿秋白“从‘梦中’醒来”，“不再幻想‘心’的巨大力量，而转向了思想、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转向了那些他来饿乡所追寻的主题”。高利克的一些具体观点，我们也许不完全赞同，但他对瞿秋白所受的多种思想包括“佛学作广泛考察，拿来与瞿秋白著作细细对读，从而把他的研究广拓和深入，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在《饿乡纪程》中出现的“心海”“心波”，包括开篇的一首诗《无涯》中的“影”“倒悬”等等用语的含义，我们一般并没有也无心细察，现在都可在高利克关于瞿秋白当时的佛学思想观念的阐述中找到解释，从而对瞿秋白那段时间里的思想有更准确的了解，对他的世界观转变有更具体切实而不是大而化之的认识。

    一些海外学者由于态度较为客观，观察、研究又很细致，因而指出了一些我们没有深究的现象，或提出与我们不大一样却不能轻易否定的观点。例如，美国的毕克伟十分细致地比较瞿秋白与毛泽东关于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作家和无产阶级文学的论述，具体指出两者有“惊人地相似”之处和存在的区别。毛泽东和瞿秋白都肯定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都尖锐批评其中不少人脱离工农群众、宗派主义、语言欧化、轻视民族形式，要求他们把立足点转过来，实现“无产阶级化”。不仅是毕克伟，前面提到的高利克，也指出瞿秋白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观点上的相似。如瞿秋白要求来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瞿秋白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而鲁迅，是毛泽东和瞿秋白都十分推崇的非欧化的左翼作家。毕克伟还认真地对读鲁迅和瞿秋白对“第三种人”的批评，发现他们的观点以至措辞都相同，也是“惊人地相似”。我们研究鲁迅和瞿秋白的人，未必看得这么仔细。

    夏济安对中共和马克思主义抱有政治偏见，他对瞿秋白的思想感情的认识很肤浅，如说瞿秋白“早期的作品只是一片病态的苍白”。但他在较系统地叙述瞿秋白的生平思想后，还能够尊重事实，说“直到死的一日，他仍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马克思主义者”。夏济安阅读、辨析关于瞿秋白的资料也很认真仔细，他根据瞿秋白的有关事迹和作品中的有关表述，对当时大陆关于瞿秋白入党时间一致的说法，即1922年2月，表示“怀疑”，认为应该早于这个时间。“文革”后我们看到了瞿秋白狱中写的《记忆中的日期》，为“一九二一年五月”（他没有误记，也没有必要“误记”），确实早于1922年。而夏济安1965年已经去世，应未看到过这个《记忆中的日期》，这说明他是认真地从“实事”中去求“是”的。

    “实事求是”，也使在日本率先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石川忠雄写于1959年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瞿秋白主张通过‘新策略’来促使工人运动，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形成中国革命成功的前提，因此理所当然地应当赋予城市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中较高的地位。”他认为如何看待城市工人运动与农民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是瞿秋白与毛泽东路线的主要区别。石川忠雄显然对瞿秋白的主张取肯定的态度，并不忌讳我们国内的主流看法。石川忠雄的是用事实说话的，值得赞赏，至于瞿秋白的主张是否正确，另当别论。我们可以从石川忠雄的这些话受到启发，拓展对瞿秋白的政治理论的研究，把他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论述和主要观点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实际上，瞿秋白不是只强调要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张，他对这一主张有许多理论阐述，可见于他的许多文章。但对这个课题，我们过去似乎做得不多。日本关注瞿秋白的人是比较多的。白井澄世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还在研究瞿秋白早期旅俄期间的精神轨迹。他从瞿秋白收在《赤都心史》中的译诗《阿弥陀佛》说起，谈瞿秋白如何针砭自己身上的旧知识分子的“市侩主义”，后来又翻译高尔基的《谈谈小市民习气》，显示出瞿秋白自觉地从“多余的人”走向新知识分子的道路。其实，瞿秋白的反“市侩主义”是贯穿他的一生的，对此我们并非不知道，但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宏观上抓世界观，因而不能深入表达出瞿秋白精神和思想的转变过程。

    王德威是美国华裔文学评论家中的佼佼者，他对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多余的话》，以文学的眼光进行解读，主要把瞿秋白作为一个“抒情自我”来分析其早期和末期的情感世界，进行“美学的探讨”，体悟瞿秋白作为一个文学者的情感世界，这不是前述高利克解读瞿秋白的“文化自我”和其他多位学者对他的知识分子观、文学观和政治观的考察可以替代的。王德威指出，瞿秋白的“饿乡”中的“饿”，有三重意蕴，其中有“废然颓然”的想象，又有把因为病体支离，而怀着尽自己很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革命中去的决心。他认为在《饿乡纪程》的抒情语境里，既展现了瞿秋白的革命抱负，又“仍然有所谓小布尔乔亚的姿态流露”。这比我们对《饿乡纪程》中的瞿秋白的思想感情的评述要全面、深入，没有简单化。关于《多余的话》前所引的《诗经·黍离》中的诗句，我们已耳熟能详，然而多没有深入探讨瞿秋白由此表露出来的心情。王德威从其抒情内涵，深刻指出，瞿秋白自知将死，但感叹“还有一片忧国的赤诚隐而未发”，“说不尽的抱负”只能“永远沉默”。王德威还说，在这引用的诗句和《多余的话》正文中，瞿秋白“透露出”“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承担和对文明兴废的忧患感”。这句话更抵达了瞿秋白的情感深处，比一般地赞美瞿秋白的革命大义，更贴近瞿秋白知识分子的胸怀，更能表达瞿秋白参加革命的初衷。瞿秋白当初就是为了给黑暗中国辟出一条光明的路，迎接世界文明，而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的。

    《瞿秋白研究在海外》专栏，也收录或简要介绍了几个并非学者的反共人士的文字，如司马璐的《瞿秋白传》片断、张国焘、陈碧兰的“回忆录”片断。司马璐的“传”，徒有学术外衣，其实不顾事实，信口雌黄，没有一点学理。张国焘歪曲当年一些党内矛盾的真相，借以攻击瞿秋白。陈碧兰更等而下之，怀着对瞿秋白曾尖锐批判她的丈夫彭述之而积的个人怨愤，对瞿秋白极尽污蔑之能事，进行人身攻击。读读这些文字，也是有意义的，可以起到我们常说的反面教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