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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写作组在修改文稿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毛泽东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同“四人帮”部分成员的一次谈话记录。针对他们的“两个估计”，毛泽东发表了一段重要意见。毛泽东指出：（对）17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四人帮”当时严密封锁了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指示，没有向与会同志传达。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富裕。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战线成为重灾区，科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知识分子受迫害。在一系列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科学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科学文化事业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很不适应，中国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
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科技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表示愿当大家的“后勤部长”。科教方面的改革得以率先启动。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着重谈了六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对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战线17年的估计问题。邓小平肯定17年间教育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指出“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这个著名的“八八讲话”，为教育科技界翻了案，为知识分子平了反。
邓小平抓科技、教育，很快就使科教事业走上了正轨。
在科技方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大大推动了广大科技界和全国广大人民、广大青年钻研科学技术的热潮，揭开了我国科技工作历史上新的一页。
在教育方面，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工作所谓“两个估计”的批判、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调动了亿万学生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实现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在文艺方面，对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予以否定，一大批遭到林彪、“四人帮”长期禁锢的优秀电影、戏曲和其他中外作品又重新与群众见面，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出现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整个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繁荣前景已经在望。
社会科学研究围绕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探讨，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日益走向兴盛。新闻、广播、电视和出版事业的发展生动活泼，欣欣向荣。卫生、体育和其他各项文化工作，都有了重要的成就。
推倒“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对新中国建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极大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教育战线的面貌仍无改观。很明显，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势在必行。
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教育战线推倒了“两个估计”，为全国拨乱反正打了第一个胜仗。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17年的教育和教师队伍作出充分肯定的估计。邓小平说：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对1971年作出“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邓小平提出了尖锐批评，予以根本否定。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邀请6位出席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省部级科教工作负责人进行座谈。大家一致认为，1971年那个《纪要》要不得。“两个估计”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成为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为此，《人民日报》记者专门写了内参稿——《“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由人民日报社以《情况汇报·特刊》送中共中央。（方晓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邓小平看过这份内参后，于1977年9月19日上午，在接见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提出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他指出：
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
《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
邓小平要求教育部“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还亲自组织和指导了批判“两个估计”文章的写作。邓小平最初设想如同1975年整顿时那样搞“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1977年7月29日、8月1日，邓小平同方毅、刘西尧谈话，提出：教育方面要写个汇报提纲，尽可能快。越早越好，不要拖。邓小平对汇报提纲的内容，即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要点，作了全面指示。他说：
提法要适当，要站得住脚，具体措施要有好多条才行。对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估计，基本上用毛主席的话，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邓小平改变了最初的设想，要求马上组织写文章，重点放在批判“两个估计”上。教育部迅速行动起来，决定由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琦组织写作班子，起草批判文章。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刘西尧前后主持召开五次党组扩大会议进行讨论，还征求了有关单位一些同志的意见，并一次又一次送请胡乔木修改。邓小平对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逐字逐句审看了四遍，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修改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教育部写作组在修改文稿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毛泽东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同“四人帮”部分成员的一次谈话记录。针对他们的“两个估计”，毛泽东发表了一段重要意见。毛泽东指出：（对）17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四人帮”当时严密封锁了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指示，没有向与会同志传达。教育部党组即向胡乔木请示，得到同意，决定将当年毛泽东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这番评价写进批判文章中。
胡乔木在引录毛泽东这段指示精神的前后，各加了一段话：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吗，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这篇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经邓小平于1977年11月7日审定批发，在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出来。《红旗》杂志1977年第12期和《人民教育》杂志1977年第11期全文刊载。新华社在1977年11月18日发了通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是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第一篇重头文章。文章强调了推翻“两个估计”的必要性，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它仍然束缚着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阻碍着教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进程”。文章披露了1971年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又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批驳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文章发表后，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其他各条战线也都结合自身的情况，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
重新打开高校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毛泽东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后，高等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使得许多未受过系统基础教育的工农子弟圆了大学梦。但在实际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风气也随之产生，并越来越严重。1972年，周恩来以极大的勇气，提出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然而由于“四人帮”的拖延和破坏，这一建议未能执行。1975年，邓小平再提此议，又因遭到批判而搁浅。
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晋祠召开了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教育部提出在高校招生“群众推荐”的基础上，1977年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至1万人直接上大学。这个数字只占招生总人数的2%至5％。由于当时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尚未受到清算，人们虽有改革不合理的高校招生制度的愿望，但还不敢突破旧的框框、提出更大胆的建议。
7月29日，邓小平听取方毅、刘西尧等人汇报教育工作时，提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他指出，重中之重还是直接招生。总目标是尽快培养一批人出来。现在，大学毕业生专业不对口的占50％。科研机构把专业不对口的收一些回来，办短训班给时间温习辅导。邓小平又说：凡过去处理不当有基础的，放到大学，或直接放到中国科学院，这批人要成为今年招生入学的重点。总之，不要浪费人才。
8月4日，教育部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报送国务院。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同时也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但又说“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
8月6日下午，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呼吁恢复高考，即恢复通过入学考试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的办法。他对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提出了批评，指出了高校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病：第一，埋没了人才；第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第三，坏了社会风气；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老师教与学的积极性。
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可当时已是8月份，当年恢复高考制度是否来得及呢？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建议：如果招考工作推迟半年举行，还来得及。邓小平当机立断，坚决地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8月8日，他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月）》）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召开了长达40多天的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9月5日，刘西尧曾就教育工作问题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达4页的信。9月6日，邓小平将该信批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邓小平在信上批示道：“我约刘西尧、方毅等同志谈了一下，等他们写好教育问题汇报提纲后，拟提请政治局讨论一次。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此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送请你们看看，供作考虑之用。”（《共和国五十年珍藏档案》（下），中央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规定了高校招生的两条标准。9月19日，他对刘西尧等人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文选》第2卷）会议决定废除“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生模式，按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将招生面扩大到11年以来的中学毕业生和各行各业的青年，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20％到30％的学生。会议认为，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符合人类的生理特点，有利于人才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青年时期，人的思想最活跃，记忆力最强，是学习基础理论、掌握科学知识的黄金时期。应届中学毕业生考入大学后，保持了学习的连续性，有利于知识不断积累。这是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发展科学事业、快出人才的有效措施。这个办法，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可以并行不悖。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高校招生工作的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中断10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了，教育界的拨乱反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首先取得了震撼全局的突破。
1977年的高考很特别，是在冬天举行的。为了赶印高考试卷，动用了准备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这次招生突出的问题是考生太多。因为高校正规招生停止了10年，积压的享有报考资格的青年、学生达3000余万；而原有的高校百孔千疮，刚刚恢复，无力接纳众多的学生。570万考生，只有27.3万被录取。据有关统计，1977、1978两年实际报考人数1160万，实际招生67.4万，入学率5.8％。这种考生多、录取率低的局面，一直到1980年后才稍有缓解。
为了满足广大青年的学习愿望，尽可能多地培养人才，1978年2月28日，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发出了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名额、试行走读生的通知，要求各高校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扩大招生名额。
北京各高等院校积极响应，决定从1977年已经参加高考、初选合格的考生中再择优选拔一部分新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十分重视扩大招生的工作，反复研究了落实方案。经过各系党组织和教职工的认真讨论，决定全校增收300名走读生。教育系原不打算招生，后来也决定招收新生。学校各部门都动员起来，修缮校舍，调整教室、宿舍，认真检修、配置实验器材，还充实了教学、实验人员，努力做好迎接新生的准备工作。北京经济学院接到教育部、国家计委的通知后，当夜作出决定：艰苦奋斗办学，学院行政部门搬到校内原来准备拆除的旧工棚内办公，把办公室用于教学；充分利用原有建筑和教学设施，增辟阅览室，积极为走读生提供学习和休息条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后，这个学院比原计划增招新生80％以上。北京师范学院采用调配教师讲大课的办法，来解决基础课教师不足的问题，扩大招收了240多名走读生。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方交通大学等院校，也努力挖掘潜力，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招生名额。北京23所高等院校增加招收了2400多名新生。1978年，全国共增招新生6.2万人。（《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
恢复高考是对一代人具有拯救意义的历史选择，它所带来的欣喜对当时的青年及其家长来说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很多人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激动万分。恢复高考的直接受益者是知识青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失去权力的干部的子女和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老三届”的考生表现尤为突出，他们经历了生活的磨炼，思想比较成熟，文化基础也好，又具有进取心，竞争实力强。
以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为契机，整个教育战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批准工宣队撤出学校，为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创造了条件。从1977年12月开始，“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并转的高等院校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各类高校逐步恢复和兴办起来。
197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1978年，确定重点高校88所（其中，恢复60所、新增28所）；到1979年年底，重点高校达到97所。1978年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和增设169所普通高校。其中，工科院校46所，农业院校13所，医科院校18所，师范院校77所，财经院校10所，体育学院3所，艺术学院2所。
中小学教育也逐渐得到高度的重视。
1978年1月7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调回被借调做其他工作的教师，恢复由教育部门直接领导和管理。1月11日，批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方案，提出大中城市、区、县都要办重点学校。其中，教育部确定20所。各地到1979年年底，确定重点中学5200多所、重点小学7000多所。1月18日，教育部又颁发《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提出小学5年、中学5年（其中，初中3年、高中2年），缩短了学制。
与此同时，高校教师职称问题，研究生培养问题、出国留学生派遣问题，也都被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1978年1月，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恢复研究生制度。这年全国共录取研究生1070人。
1978年3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恢复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还可以越级提升。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汇报时提出要增派留学生。教育部于8月4日提出将出国留学生名额增至3000名以上，主要是理工科有关专业的留学生；还决定从1978年的高考生及高校一年级学生中选拔出国留学生，从1978年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出国研究生，从高校教师和科技人员中选拔进修生。至1978年年底，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向28个国家派出480多名留学生，并首次派出赴美留学生。
1977年的恢复高考，只是对1966年取消高考的一种否定之否定，在形式上并无创新，但其意义重大。
第一，它冲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宣扬的“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的错误思潮，体现了邓小平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学精神，开创了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纪元。
第二，处在“臭老九”位置上的知识分子被纳入当年难望项背的工人阶级行列，使知识界如沐春风。
第三，高考虽不是唯一的人才选拔途径，但在历经磨难后的当时，高考择优取才的办法，可以尽可能多地把社会蕴藏的潜在人才招集到大学，进行正规教育。高考择优取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走后门”风气，体现了相对公平的原则。
第四，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60、70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的科学人才出现了较大的真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率先恢复，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带动了整个教育工作的整顿，迅速扭转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调动了亿万学生和广大教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第六，在“两个凡是”尚未被触动之时，恢复高考，使教育战线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冲锋号，成为后来真理标准讨论和全面改革开放的先声。
本文收入《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一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为本报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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