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我的出版生涯可以用“四个幸运”来概括

    本报讯（记者王洪波）6月15日，由中国编辑学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出版的品格和传统——陈昕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等二十余位专家出席座谈会。与会者围绕著名出版家陈昕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擎火把的人：陈昕出版演讲录》《书之重，评之轻：陈昕书评选》《出版经济学研究》三部著作展开讨论。

    “陈昕同志《高擎火把的人》主要表述了出版人的两大责任：一曰照亮现实，即他认为出版是人类最神圣、最美好的职业，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们直接参与了经济社会的建构。二曰照亮历史，即他认为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回首观潮，总是心生豪迈和虔敬。出版人，更多是文化人，光有经济头脑，没有文化的追求和抱负是做不了的。”于友先说。“出版业衰退是从出版社不做出版开始的，从出版社不把钱花在请作者喝酒，而是花在请地产商喝酒开始的。陈昕的话一针见血，值得人们认真倾听。”于友先还高度评价了陈昕的出版经济学研究，“我认为陈昕同志是懂得出版理论的出版家，而且是有理论体系的出版家，特别是对出版经济理论有研究的出版家。他的出版经济学研究代表了当代中国出版产业研究的高度，他研究中国图书定价制度，对图书价值虚高的原因作了分析；他用边际成本的理论，来论证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并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必要性，这些，都非常有价值”。

    “对陈昕同志出版工作的评价，可以看看上海人民出版社，看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留下的书目。陈昕同志出版了许多拿得出手的好书，这是让我非常敬重的地方。”邬书林说。“1990年代以来，出版人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第二是中国加入WTO；第三是新技术的冲击。我认为，面对这三大挑战，中国出版业给出了一份极为漂亮的答卷。陈昕同志这几本书生动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在这几年编辑学会的工作实践中，我一直在思考何为编辑名家和大家呢？我觉得有这样几条标准。第一，在业务成长过程中，能否策划出有影响的选题，直接和间接推动和促进社会的发展。第二，在编辑之后能否写出有思想、有文采的审读报告或者书评文章。第三，除了熟悉编辑业务，在所在的学科领域有否重要的著述问世。以这三条来衡量，陈昕同志绝对称得上编辑名家和编辑大家。”郝振省说。他认为，陈昕审读一部书稿，往往会写出几千字的审稿意见，待书出版，再将审稿意见改写成书评发表，这样的工作习惯是值得今天的编辑和出版人学习的。

    在答谢环节，陈昕用“四个幸运”来概括自己的出版生涯：“第一，我有幸在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端地上海参加出版工作，上海出版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作风养成了我；第二，我赶上了一个‘做出版’的大时代；第三，我还有幸恰逢出版业的巨大变革；第四，我有幸在一个非常良好的出版环境中工作。”他表示，出版是其终身的职业，退休之后，他会以另外的方式为出版事业奉献光和热，“这种方式就是读书和写作，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