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国际发展合作新路径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一书是林毅夫与王燕两位老师总结他们在国际发展领域多年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而完成的新著。本书最先从发展的理论探讨开始，作者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成功与失败之处，提出每个国家在发展时都需要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他们指出东亚的“雁行模式”正是描绘了东亚各国依照自己在不同时期的比较优势循序渐进，完成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而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等在过去几十年中陆续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表明了这一路径的成功。

    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认为依照比较优势，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可以有效帮助一个国家加速结构转型，他们回顾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引的传统援助实践，批评了传统援助一味强调市场开放，而没有针对结构转型的具体需要投资基础建设等生产性领域，以激发发展中国家的潜力。相反，中国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将国际外来援助与本国的产业发展政策有效结合，达成了良好的发展效果。

    当前，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继承了这一务实精神，中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如基础建设或轻工制造，通过投资或商业贷款形式来帮助非洲国家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共同攀登结构转型的阶梯，形成新的雁行模式。作者认为以自然资源为担保的基建融资、与发展中国家共建经济特区及工业园区等举措都发挥了中国与合作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是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合作案例。最后，作者呼吁国际援助机构应当充分考虑类似商业模式所展示的对发展的巨大促进效应，扩展发展融资的定义，以导引世界上更多的资金投入国际发展领域。

    全书紧紧围绕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原则，即发展要遵循各国的比较优势，鲜明地提出要通过产业政策、经济特区等措施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并引证了大量中国国内改革与海外实践的实例进行说明论证，在以中国视角分析国际发展问题的理论著作中，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系统全面、最有影响的一部。作者们不仅熟稔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了解许多第一手的数据资料，而且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高层职位，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发展领域的研究讨论提供了一个新颖而非常有帮助的理论框架，也为政府与企业的决策及实践提供了参考指引。他们所提出的超越现有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倡议也与当前各国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和南南合作兴起的趋势相呼应。富有洞见的理论解释是对我国多年来灵活务实的发展援助实践的一种总结与提炼，为我国与其他国家今后改进发展援助方式，实现全球战略目标(SDG)贡献了重要的思考，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发展合作的改革创新有显著意义。

    当然，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必然有其局限性，新结构经济学对国际发展的解释也不例外。首先，作者对比较优势和结构转型的分析都是基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前提假设。然而，在大部分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并不是现成的事实。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外，更普遍的是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并不是单纯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型的经济学问题。因为在农业社会中，自由的劳动力、明确的产权制度、维护市场运转的法律体系、社团个体之间的契约文化以及追求资本利润的企业家精神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元素都并不存在。如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波兰尼在研究欧洲国家工业化历史时发现，社会制度、文化等元素的缺失都会导致市场经济无法正常开展。而当前在许多以农耕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中，许多制度、社会、文化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开展的要求。与三十多年前刚开始改革的中国一样，这些发展中国家要转型不是仅仅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变化，而需要更深层次更广泛地改变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结构，使市场经济能够在这些国家有效运转起来。西方援助者确实看到了发展中国家缺乏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政治社会制度的问题，但他们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法，想直接将现成的政治社会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结果导致了与当地已有的政治社会结构无法兼容。而为了更好解释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新结构经济学也需要对怎样建设市场经济制度，怎样向市场经济转化有所考虑。

    其次，本书强调了政府政策的作用，但对社会和市场具体多样的发展机制没有充分的讨论。单纯由政府的产业政策、财政支持和基建项目还不足以推动一个国家可持续地发展，从官员管理能力到企业经营战略，从社会教育到技术转让和工人培训，政府政策需要和这些方面共同配套合作才能取得理想效果。中国在与非洲四十几个国家开展发展合作的过程中，有时采用了相同的融资和建设方式，但在不同的国家会取得非常不同的效果。例如，在马里将农业援助项目Sukala糖厂转化为投资取得了成功，但在许多非洲国家，把原先的工业和农业援助项目变为投资企业的努力却遭遇了很多阻力和失败。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大多数工业园区，包括书中提到的越美工业园，进展非常缓慢困难，与原来的政策规划有很大出入。本书中对于中国发展援助的成功案例谈了很多，可对中国在发展援助中更多的失败案例没有仔细分析。失败和成功的经验与各国具体的实践密切相关，这就证明发展是政策与错综复杂的实践互动的结果。仅从政策层面考虑，依赖部分成功案例，就可能忽略了与不同环境的融合兼容问题，而导致片面的结论和措施。

    第三，书中从新结构经济学观点出发，提出各国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重点发展出口产业。虽然出口对一个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不应只局限于出口型产业。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所生产的产品远远无法达到国际市场所要求的稳定品质或供货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面向当地市场生产的工厂企业对当地整体的工业水平提高和现代化发展同样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当然，一些发展中国家本身国家较小，当地市场也指其邻近国家的区域性市场。另一方面，即使在埃塞俄比亚等有条件推动出口产业的国家，非出口型的企业与产业也依然数目众多，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占据主要份额。促进这些非出口型企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全面成长，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向工业化转型，并减少对国际经济的过度依赖和世界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事实上，在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中，扎根国内市场的企业与出口加工型的企业齐头并进，甚至能更好地持续发展。所以，发展援助的新理论如果能对非出口型产业同时进行分析论述，会扩大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范围。

    总之，林毅夫与王燕两位老师合著的这部著作不仅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新视角，而且构造了创新性的理论，他们所讨论的也是当前正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践行实验的新做法、新举措。作为这一领域的先驱性著作，本书无疑有开山辟路的意义，其思考方法对后继的研究者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作用，也值得所有研究南南合作的学者学生，乃至所有从事国际发展研究的人员仔细研读。相信通过理论与实践不断的探讨和补充，新结构经济学会日益完善深入，成为国际发展研究界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说。

    《超越发展援助》，林毅夫、王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定价：5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