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淡”

    今年是汪曾祺逝世二十周年。这位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位“古典抒情诗人”的作家，用他好奇的目光和温情的笔触，构造了一个诗意丰盈的文学世界，读者于其间可以品尝人间五味，复观草木春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汪曾祺文学年谱》（收入林建法先生主编的“当代著名作家及学者年谱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位作家，走进他的文学世界。

    汪曾祺对文学语言的锤炼有着高度的自觉，其作品往往被视作汉语写作的典范。在汪曾祺的笔下，平常、琐碎乃至沉闷的日常市井生活也能时时焕发出文学的光辉。他曾在多处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语言是形式，也是内容，是载体，也是本体；语言和思想不可剥离，粗俗的语言即粗俗的思想；写诗作文，要讲究语言之美；艺术的语言往往是暗示性的，要讲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自陈：“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的创作生涯》）

    当然，汪曾祺能把寻常之物写得分外动人，也是因为他所写的多为故乡（包括昆明这个“第二故乡”）的风俗人情、景致物什，他对这些都一往情深。虽然十九岁时就离开了高邮，直到六十一岁时才首次回乡，但他对故乡的种种一直魂牵梦萦。念及这方水土，汪曾祺总能娓娓道来：“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汪曾祺说，故乡的各色店铺和手艺人让他“深受感动”，由此“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故乡的印象“深深注入”记忆之中，“每天沿着城东的护城河上学、回家，看柳树，看麦田，看河水”，他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退色的小城的人事”（《自报家门》）。他说：“我熟习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我的世界》）

    读者谈论汪曾祺的文学印象，用得最多的评语大概便是“淡”，其余还有“清”“逸”“雅”“诗化”“唯美”“传统与本土写作”等等。余华曾说，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写作的方向。汪曾祺之“淡”，自然也和他的早年经历、求学道路等息息相关。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是一个开明、随和、有同情心，且富有艺术气质的人，会画画、刻图章，还摆弄过琵琶、洞箫、笛子、胡琴等各色乐器。汪曾祺喜欢看父亲画画，跟着父亲“读”画帖。他说，“我对画家的偏爱，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外祖父的家屋里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无事此静坐”。年幼的汪曾祺常常“拿了一本闲书，悄悄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看起来，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隐逸之气了”（《无事此静坐》）。

    念小学一年级时，汪曾祺学了一首《咏雪》诗，晚年忆及此事，称自己那时“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且自己写散文和小说所用的方法，也是从中悟出的。（《我的小学》）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国文老师高北溟先生，对汪曾祺有极大影响。高先生讲课时，除指定教材外，还用自编的讲义，所选皆是“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的文章。小学毕业后的暑假期间，汪曾祺受教于乡中名儒韦子廉（别号鹤琴）。晚年他如此回忆道：“先生日授桐城派古文一篇，督临《多宝塔》一纸。我至今作文写字，实得力于先生之指授。”

    然而，汪曾祺的“淡”也为他招致了一些非议。有评论认为，他的作品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缺乏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汪曾祺对此做过一些回应。

    在与崔道怡、林斤澜对谈时，汪曾祺表示：“我俩（按：指汪曾祺和林斤澜）写作的社会责任感是比较自觉的。我常想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作家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他们就是不断地告诉读者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看法，要不断拿出自己比较新的思想感情。作家就是生产感情的，就是用感情去影响别人的。有的人曾提出，说我的作品不足之处是没有对这个世界进行拷问。我说，我不想对世界进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的、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社会性·小说技巧》）

    在与施叔青对谈时，汪曾祺再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写作）与个人的气质有关系。世界上都是悲剧作家也不恰当。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过严格的拷问，我是没有这个劲头，我承认这样的作家是伟大的作家，但我不属于这类作家，这点我很有自知之明。……但是我不排斥冷峻思考的作品。”他还说：“一定要我下个定义，小说应该就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汪曾祺表示，自己追求的是结构松散、情节淡化的散文化小说，“一般不写重大题材”，“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题材”，“也会把它大事化小”，而且生活中虽遇见过坏人，“但我不愿去写他”（《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汪曾祺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人类是有前途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愿意把这点朴素的信念传达给人。”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说，汪曾祺的“淡”，实则是以其文笔文心，确认和守护着某种“诚与真”。“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七十书怀》）

    不过，上面所谓“没有太多波澜壮阔的生活”，绝不能仅从字面上作肤浅理解。应看到，汪曾祺曾在《我的世界》中说，自己“不是个闯世界的人”；他也曾对老同事梁清濂表示，自己“没有生活”，故“写不出小说”（见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但他也曾对施叔青坦言：“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一个全过程。”言下之意，自己曾目睹过风雨飘摇，也曾亲历过世风升降、人事代谢。

    那么，如何理解“没有太多波澜壮阔的生活”与所谓“全过程”之间的矛盾呢？胡河清提出过一种解释。他在《汪曾祺论》中写道：“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贯穿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意念，即把历史视为戏剧。”他认为，汪曾祺的理想境界，乃是“似醉非醉，似醒非醒，冷眼觑着喧闹的尘世间不断上演着的一出出正剧闹剧、悲剧戏剧”。汪曾祺有过一段不长不短的编剧生涯（可参看杨毓珉《汪曾祺的编剧生涯》等文章）。很有可能，戏剧中的“间离效果”恰契合了“人希望将历史加以戏剧化冷处理的世界观”。胡河清指出，这种“间离效果”的设置，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脱方式”，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沉痛的历史悲剧性感受被‘‘间离’掉了。”因此，尽管“汪曾祺先生生当鼎革泰否之世，一生经历的家国巨变实在不少”，却仍能“判事那么清楚，而性格又那么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