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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江西姜庆刚兄提供了几通刘节（子植）致李小缘、商承祚（锡永）信函副本！笔者研究刘节先生，由于刘节日记缺1940年一年，这些信正好可以补充刘先生离开浙江大学到任金陵大学的一些细节。
1940年3月10日函：
小缘、锡永吾兄先生撰席：
日前得昆明方面消息，知贵校文化研究所正在延揽人才，力图发展。寅恪师即以贱名奉达左右，私以为喜。弟书生习气，不通世故，开罪于浙大当局，故未敢妄有希冀。倾得大札，不以弟愚钝，愿引为同列，曷胜欢忭。弟自二月五日向浙大方面辞职，该月份即不支薪，弟一穷人，岂能断炊数月？恳请两兄与学校当局商量，自二月份起薪。弟有广韵声类研究稿，稍稍整理即可发表。并盼电寄一月薪水，弟即可北行，共襄盛业。三体石经集录正欲寄出，因得昆明方面来信，尚留在此，可以面交矣。耑复，顺颂
撰祺，不具
弟节顿首 三月十日
浙大方面虽坚留不放，弟计已决，无所疑滞也。
信头有“18Mar.1940”字样，或为收件人所记之收件日期。时李小缘为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
拙文《刘节与张其昀的恩怨》（《中华读书报》2015年10月14日）和《刘节与浙江大学的短暂因缘》（《澳门人文学刊》，2015，第39-49页）说到，因为浙大史地系主任张其昀的排挤，刘节于1940年春离开贵州，来到成都。而具体何时离开，当时尚未找到资料确知。
从此新发现的信函中获悉，刘节1940年3月5日向浙大请辞，3月10日仍在贵州。我们还看到，虽然浙大挽留（不排除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曾挽留这位浙江老乡），但是刘节离开之意非常决绝，说，“弟计已决，无所疑滞也”。
信函二：
小缘、锡永两兄大鉴：
电悉，款到即可动身，再有函复。大约下月五六号左右必可到蓉，因在渝或许有数日稽留也。弟喜楼居，能得去暑所住之处一屋乃更佳矣。所任课如在中国通史、文化史、上古史三门中择一均可，他课暂不担任。总之一切由两兄商同衡如先生决定可也。耑此奉达，即颂
撰安
弟刘节顿首 三月十九晚
衡如先生均此道候。
衡如即刘衡如（国钧），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从此信可知3月19日刘节已整装待发。信函没有用刘节习惯所用的信笺纸，而是用普通白纸写就，可能是行李都已打包了。信中交待，赴蓉将从重庆中转。
信函三：
小缘、锡永两兄如握：
弟已于今日抵渝，因行李较多，四川公路局不能允许搭运，拟候商车，约有五六日滞留，临行之前再有函报，先此奉达。即颂
时祺
弟刘节顿首 三月二十七日晚
收信人注明此函3月31日收到。现在还不知刘节离开贵州的时间和线路，总之在3月19日之后。而3月27日，他已到达重庆。
信函四：
小缘、锡永两兄如握：
日前奉寄函谅已到达。在此本欲候新绥公司车，偶于路上晤卫聚贤兄，谓有中央银行车可搭。今早又来告弟，须俟二星期之後。今明日又须接洽其他公司车，行期恐有一二日耽搁。弟总设法在可能范围内，六日必到也。匆上，即颂
撰祺
弟节顿首 四月三日
信函五：
小缘、锡永两兄大鉴：
今日得乘经济部车，下午可行，至迟明早必可出发，十日定可到蓉，住四川旅行社。匆此奉达，余俟面罄。即颂
撰祺
弟节顿首 四月八日
信函五信头有铅笔作记的“10April1940”字样。刘节从3月27日开始滞留在重庆，至4月3日还未能启程赴蓉。本来清华同学卫聚贤帮助联系了便车，又因故推迟发车。最终在4月8日下午或9日上午，刘节得乘经济部的车子出发赴蓉。顾颉刚1940年4月12日日记：“子植、小缘、锡永来。”就是说，最迟4月11日，刘节已经抵达成都了。
从1939年3月10日函，刘节履金陵大学职，由老师陈寅恪推荐。在钟显华（金陵、刘显曾、洪光华）编《刘节学术年表》一九四零年条中有言：“春到成都金陵大学任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至夏。”（《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这个研究员，估计其中一项研究工作，就是信中所说的，完成拟由金陵大学出版的“广韵声类研究稿”。1948年2月21日刘节致李小缘函还在讨论着这部书稿的“欠债”。可惜这部已完成的书稿最终佚失了。这部分，拙文《浅说刘节先生〈广韵声类〉书稿》（《温州读书报》2016年第11期）有论及，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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