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来自口语吗

    ■问：卞清波 □答：孟昭连

    孟昭连，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而近年来，他却迷上了文言虚词和古代言文关系问题的研究，先后发表《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论“辞”——文言语气词非口语再说》等论文，质疑“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文言是古人口语”等通行观点，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日前，他这方面的思考又汇集成《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据说，孟昭连教授的观点，非语言学专业的人大多持肯定的态度，而大凡语言学专家，有的持否定意见，更多的人则不置可否。在孟昭连教授系统阐述自己观点的专著出版之际，我们刊发这篇答问录，希望其新说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关注、检验和讨论。

    问：传统说法是古人的口语就是文言，而且各种教科书都是这么说的。您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与传统说法相反的观点，初衷是什么？是否一开始就有针对性地想提出一个新观点？

    答：没有什么初衷，更不是故意别出心裁，想提出一套新说。因为我的专业并不是语言学，也不具备语言学者那么系统的知识。其实归结起来，写成这本书，并得出一个新结论，完全是一种偶然。后来偶然变成了必然，一步步深入，使我的认识越来越明确，才得出了现在的结论。也就是说，最后的结论并非最初的目标，它只是材料、分析、推理的结果。

    偶然发生在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汉语的发展与白话小说兴起之关系研究》时。在对近代汉语材料的考察中，一次我看到宋僧文莹《湘山野录》上的一条资料，原文是：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一开始并没感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但后来我突然对赵匡胤讥笑“之乎者也”这件事产生了兴趣。以前人们对此段文献的理解是，宋太祖看不起文人。从表层意义上看，这样理解并不错。但我突然醒悟到，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之乎者也”是古人口语，而口语是全民性的，不是文人才说，宋太祖也要说。但他自己天天也说“之乎者也”，难道不知道它的用处？又怎能用自己也说的话讽刺文人？显然，我们只能得到这个结论：宋太祖本人是不说“之乎者也”的，“之乎者也”只与文人有关系。再联系上句他对“朱雀之门”的“之”也不理解，于是我大胆断言：“之乎者也”并非宋代口语，它只是文人用于书面语的“语助”；反过来还有另一个结论，凡“语助”皆书面语词汇，口语中并不存在。

    这个发现使我相当兴奋！直觉上感到，可能不仅宋初如此，唐代也理应如此。正像我想象的一样，很快就找到柳宗元的《复杜温夫书》，只稍稍一看，我立刻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柳在信中批评一个叫杜温夫的书生不会使用“助字”（即语气词），分不清疑问还是肯定，乱用一气，最后告诉他：“乎、欤、耶、哉、夫”这几个“助字”是表疑问语气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语气的。其实很多语言学者都引用过这则资料，并认为“疑辞”“决辞”的分类是柳宗元第一次提出来，对汉语语法学是一个贡献。当然这样评价并不错，但我更关注的则是，杜温夫作为一个写了十几卷文章的书生，何以连疑问句要用疑问词，肯定句要用肯定词这么简单的知识都不懂呢？因为这不但是个书面语知识，更是一个生活常识。如果这些语气词就存在于唐代口语中，而这位不懂用法的年轻人又如何与人进行口语交流呢？所以我认为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唐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这些语气词，而他又没从前人的文言书面语中体会出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柳宗元最后建议杜温夫“宜考前闻人所使用”，让杜生从前人著作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口语实践中去学习，同样说明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其实只是一种书本知识，柳宗元也是从前人书本上而不是从口语中学到的这些词汇的用法。

    问：你在书中说先秦书面语中的虚词运用十分混乱，可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时，教科书上没有这种说法。你这种说法从何而来？

    答：教科书上确实没有写，但只要看看先秦经典原文，就会发现这个现象，而且绝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甚至比书生杜温夫乱得还厉害。我们说的“乱”，是指文言虚词的用法不固定，相互矛盾的现象大量存在，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性。同一个词，在不同人的著作中，用法不同；同一个人的著作，上下文不同；甚至在同一句话中，用法也有区别。这在文言语气词的运用中，表现最为明显。比如“乎”，教科书与各种词典中，都将之作为疑问语气词。其实，翻开先秦经典，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它既可以用在疑问句中，也可以用在肯定句中，还可以用在感叹句中。“也”一般用于肯定语气，作为判断、陈述的标志，但作疑问语气的也不少。“春秋三传”，《左传》多用“乎”表疑问（占29%），《谷梁传》主要用“也”表疑问（占72%），而《公羊传》更奇特，居然有95%的疑问句什么语气词都不用。这就与柳宗元“疑辞”“决辞”的说法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再如《论语》《春秋》不但语气词差别大，其他虚词的运用也完全不同。《论语》的各种虚词十分完备，但《春秋》完全不用语气词，而且大部分其他虚词也都没有。

    像这一类令人不解的现象，解放前后的各种教科书都未涉及，研究者也都回避（或说是“掩盖”）了，不去碰这些问题。其中的原因，究竟是语言学家没有发现，还是发现了故意回避，我认为两种情况都有。有很多语言研究者可能没发现，但也有的发现了，但因为难以解释，所以只好回避，教科书上更不能写。语言学家既然笃信“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信条，而先秦书面语中文言虚词运用的“乱象”又明显不符合口语的规律，所以要回避这部分。因为这些“乱象”非但不能证明“一致论”是正确的，反而会推翻这个前提。这就是语言学家不敢在教科书上涉及这些问题的原因。但回避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被掩盖的矛盾早晚会被揭露出来。我的这本书就以揭露、分析、解释这些矛盾现象为主，最后结论就是“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古人说之乎者也”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之乎者也”等只是非口语的书面语成分。

    问：“非口语成分”的说法很少见，是您的发现吗？它是指什么？

    答：这不是我的发现，一些语言学著作有这种说法，而且也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一说就明白。我们知道，在语言研究中，口语、书面语这两个概念很常见，分别指平时说的话和文人写的文章。二者的区别大家也都有体会，区别就是书面语中的部分词汇和语法，是口语中没有的，或与口语不完全相同。比如实词，如哲学中的“定义”“概念”等，语言学中“主语”“谓语”“语法化”“小句”等，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化”“诗化”“散文化”等，自然科学中“催化”“溶化”“固化”等，这些都不是口语词。虚词表现得也很明显，像“因为……所以”“不但……而且”这类连词，是文人写文章不可缺少的，但不识字的老百姓口语中并没有，更不懂前为因果关系，后为递进关系。现代白话文号称与口语一致，实际上只能说“接近”口语，完全一致则是不可能的。至于文言文，“非口语成分”更多，有时一句话“非口语成分”比口语成分还多。比如韩愈《行路难》中有一句“抑犹有举其多而没其少者乎”，其中“有”“举”“多”“没”“少”是口语词，其他七个都是非口语的虚字。非口语的虚词越多，文章越难懂。原因是文言虚词的用法是不固定的，在不同的文章中用法不同。比如“而”，居然有数十种用法，几乎可以置于句子的任何位置上，以致有的语言学家为之总结“不是什么地方可以用‘而’，而是什么地方不能用‘而’”（吕叔湘语）。所以阅读时遇见“而”，就要在它的“多功能”中选择一种，这就颇费思量。

    问：您说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不可能完全一致，难道汉字不能完全记录口语吗？

    答：正是此意，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创见的话，这个观点可以算一个，而且它是我解释“文言虚词是什么”的主要依据。前面说文言虚词不是古人口语，是因为它不符合口语规律。口语是全民语言，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而先秦书面语运用的混乱，与之相悖。如果不是口语，那么它是什么？它是怎样进入书面语的？本书第四章主要谈这个问题。概括地说，文言虚词的产生与运用，是汉语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按照通常的语言学观念，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其目的是克服语言的时空局限，是人类交际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汉字真能如实记录汉语吗？回答是否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在纸上写上“明天下雨？”和“明天下雨。”两句，意思很清楚，前一句是疑问语气，后一句是肯定语气。根据是前一句用了问号，后一句用了句号。更具体地说前一句虽然用了问号，但仍包含着两种可能：一是重音在“下雨”上，“明天下雨？——明天不是刮风吗？”二是重音在“明天”上，“明天下雨？——不是后天下雨吗？”也就是说，口语中的这句话，写在纸上即使加上问号，仍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但在口语中，则不会发生理解的错误。因为说者与听者有共同的语言背景，听者根据说者的语气与重音，可以正确理解而不会发生错误。后一句同样如此，即使在书面上加上了句号，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地反映口语。所以我才说“大体上”。但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代，问题就更严重，口语“明天下雨”转化为文字后，同样都是四个字，究竟是疑问还是肯定，就无法确定。这种现象并非我的无端猜想。甲骨卜辞中的“雨”，因既无标点，又没有语气词，在理解上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外国汉学家认为是肯定句，中国甲骨专家则理解为问句。

    事实上，不但“明天下雨”是如此，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时代，汉语的任何一句话，写到书面语中，都会产生歧义，都无法准确表达出口语原来的意思。因为口语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相应语气声调的，听话人正是根据语气声调来理解对方的意思。但汉字只能记录口语中的一句话，却无法记录附着在一句话后面的语气，所以就无法完整地表达口语的原意。其实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孔子有“书不尽言”之叹，正是因此而发。这里的“书”就是指书面语，“言”是指口语，“书不尽言”正是说的书面语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达口语这种现象。那么古人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赞美先人的伟大智慧。古人的奇思妙想是从口语词汇中假借来一批“字”，充当各种语气的提示符号，附着在书面语每句话的句首、句中、句尾，既提示语气，又表示字与字、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有的还能起到断句、分行的作用。这种具有多重功能的符号，古人称作“辞”。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辞”最早出现于何时，但在甲骨文中已经发现了“辞”的身影。比如甲骨文中的那个“雨”字，在有的地方又作“其雨”，中外专家公认“其雨”就是疑问句。这个“其”就是一个最早的“辞”，它只起到标志符号的作用，标志这句话是疑问句，但它并非口语词汇。后来“其”的功能扩大了，在句中的位置也不固定，但非口语的性质一直没变，直到现代汉语仍然只用在书面语中，口语中没有“其”。

    春秋战国是“辞”的繁荣时期，作为“书同文”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适应书面语发展的需要，使思想的表达更深刻，情感的表达更细致，“辞”大量产生，运用也趋于成熟，最后在口语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精准的书面语表达系统，此即“文言”。“辞”进入书面语，充当了语气的标志符号，只要见到句末有“乎”，就可确定此句为疑问语气，见到“耶”或“哉”就是反诘或感叹语气，而且还可兼具断句的功能，这样汉语书面语反映口语的功能就大大加强，使“书不尽言”的缺陷得以弥补。文言语气词就是这样产生的。

    问：文言虚词不只是语气词，还有介词、连词等，也是这样产生的吗？也只是标志符号吗？

    答：基本如此，但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汉语口语中的介词、连词比较少，远比书面语少。比如书面语说“坐在床上”，口语中只说“坐床上”，不需要介词“在”。“留北京”也不必说“留在北京”。连词用得更少，口语只说“饿了，做饭吧！”不必说“因为饿了，所以做饭吧！”口语只说“你不来，事情不好办。”书面语则要说“假如你不来，那么事情不好办。”前一句一般称为因果关系，后一句称为假设关系。口语不需要“因为……所以”“假如……那么”这类连词，书面语则必须加。为什么？因为连词所表达的前后两个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理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常识，人人都懂，不必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口语中也没有这类词。但当用书面语用文字表现这种事理关系时，加上连词前后的逻辑关系就比较明确了。

    问：在本书第三章，您对古人有关论述加以分析，得出文言虚词非口语的结论。为什么语言学家没有发现这些论述？这都是您的新发现吗？

    答：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一直到清代，对“辞”（即文言虚词）的论述史不绝书，很多材料也不是我的新发现，语言学家大都见过或引用过，但结论不同甚至相反。原因是什么，我也觉得很奇怪。比如许慎为“辞”下了一个定义：“词（同‘辞’），意内而言外”，我觉得很好理解，即“意内”是表意的，墨子说“以辞抒意”可证；“言外”即不是口语。王充说“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言”显然是指口语，“言外”就是指非口语。后来南唐徐锴《说文通释》释“言外”为“在言之外”，同样是指非口语。李渔说：“千古好文章，只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用大白话说明文言就是口语加上“辞”两部分构成的。清人袁仁林更是明确表示，文言语气词“非言”，在各地方言中都不存在，古人是借用“之乎者也矣焉哉”这些字来表示不同方言语气的。另外，古人论虚词，都是在谈论写文章的方法时出现的，没有一个人说过“之乎者也”是古人口语。但到了清代，就有人在理解古人论述时出现了偏差。语言学大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意内言外”的理解可为代表。许慎说“词，意内而言外”明显有两层意思：一是“词在意内”，二是“词在言外”。但段玉裁却释为“意于内”“言于外”，意思是“意在词内，言在词外”，与许意正相反。

    现代语言学家对古人的历代明确论述，有的是看不懂，有的看懂了却进行批判，认为古人“不科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既然相信西方语言理论才科学，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对古人的相关论述不屑一顾乃至批判也就不奇怪了。所谓“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结论，其实是简单套用西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理论得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实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假命题。因此，以这个假命题为前提描述的汉语史是虚假的，相关的词汇、语法的研究结论，与古人的认识背道而驰，远离了汉语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