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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先生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自2005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以后（王宏志等译），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清华同方博、硕论文库中检索出的该图书引用情况，自2005年至今共有174篇硕士学位论文和89篇博士学位论文加以引用，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在仔细研究与考证之后，我们却发现这本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在史料方面错误惊人，在此特将一些明显而重要的错误摘录出来，与李欧梵先生商榷，并试着加以更正，以便研究者在参阅与引用时不致以讹传讹、混淆是非。
错误一：晚清期间，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傅兰雅（JohnFryer）及李佳白（Gilbert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见该书第3-4页，下同。）
更正：该书认为“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即1890-1900，上述三位传教士在“北京”出版了一些报纸与刊物，与史实有误。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10月，到上海任同文学会的督办，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与“北京”没有关系。傅兰雅（1839-1928），英国传教士，1868年，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编译《西国近书汇编》，1896年离开上海到美国。与“北京”也没有关系。李佳白（1857-1927），美国传教士，1894年到北京，筹办尚贤堂，1895年，加入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1902年，尚贤堂从北京迁到上海。在1890-1900年这十年间，他有部分时间在北京，但并没有如该书所说的出版了一些报纸和刊物。出版报刊是在1910年出版《尚贤堂纪事》（月刊）和在1917年任《北京邮报》主编。
错误二：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第4-5页）
更正：《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创刊于上海，出版未及一年因火灾停刊，旋复刊。持续时间很长，直至1927年改组为《国民日报》，并非如该书所说“寿命很短”。而《太平洋报》创刊1912年4月，于同年10月18日停刊，倒是寿命很短，而且也不是“最著名”。
错误三：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第5页）
更正：《新小说》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该刊在近代文学中影响巨大，说成是“1903年”实是不该。
错误四：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第6页）
更正：《月月小说》于1906年10月在上海创刊，月刊。创办人汪惟文（庆祺），历任编辑庆祺、吴趼人、周桂笙和许伏民。非李欧梵所说是周桂笙与吴趼人合作主编。
错误五：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它们那些“才子会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报刊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竞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第7页）
更正：这一段文字中，错误极多。简要说来，《月月小说》创刊于1906年，终刊于1909年；《小说林》创刊于1907年，终刊于1908年；《绣像小说》创刊于1903年，终刊于1906年，与李欧梵书中所说“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亦即1912-1922年，毫无关系。而《小说世界》创刊于1923年，终刊于1929年，则又在该书讨论的时间之后了。至于张恨水生于1895年，直到1919年才到北京，担任上海《申报》的驻京记者，在这段时间，既没有主编文学副刊，也绝没有“操控”鸳鸯蝴蝶派文学副刊的能力。此外，如徐枕亚等，也都论述不准，不一而足。
错误六：《学灯》创办于1918年，是《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它的首任编辑宗白华，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1921年，《时事新报》再发行一份附刊——即另一本文学杂志《文学旬刊》。主编是郑振铎，投稿来自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19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早期精英都是梁启超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出版机构所“寄生”哺育的。（第8页）
更正：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五四时期两个最大的文学社团都是“寄生”于梁启超建立的《时事新报》，极为荒唐。《时事新报》的前身为1907年12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李欧梵为何会有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因为他将汪剑秋主编的《时事报》误认为是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了？《时务报》于1896年8月6日在上海创刊，是维新派最为重要的报纸，于1898年8月8日停刊，与《时事新报》没有直接关联。
错误七：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创办人包括作家：周作人、茅盾、许地山、王统照、叶绍钧；编辑和翻译家：孙伏园、耿济之；学者：郑振铎、朱希祖、瞿世英、郭绍虞；还有一个军人：蒋百里。他们全都身在北京。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文学研究会的组成和“京派有一些重叠。”（第13页）
更正：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但12位发起人却并非“全都身在北京”。除了周作人、许地山、王统照、孙伏园、耿济之、瞿世英等人是在北京外，还有几位其实并不在北京。例如叶绍钧，1917年，应聘到江苏甪直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工作至1922年，1923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又如茅盾，自1916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将他们视为“京派”作家，并认为他们当时“身在北京”，显然不对。
错误八：1925年，文学研究会到达了活动的巅峰，随后逐步下滑，直到1930年消失无声。（第14页）
更正：且不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巅峰期是否是在1925年，只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刊物《小说月报》是于1932年初正式停刊，该会活动基本停顿，因此，一般认为1932年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截止期，而非“1930年消失无声”。
错误九：创造社是由一群亲密的朋友组成的，最初包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当他们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时，在经过一轮非正式的讨论后，他们决定要出版一本杂志，以散布他们自己的新文学。（第14页）
更正：创造社最初的倡办者除该书所说上述四人外，还有田汉、郑伯奇和穆木天，共七人。而且，郭沫若是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读书，而非“东京帝国大学”。
错误十：语丝社更在鲁迅的厌恶里加入了蔑视。但是一个正面的挑战者就是在1928年成立的新月社，它提供了在年轻的创造社社员的激进左翼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姿态。（第17页）
更正：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而非1928年。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均为欧美留学生。1928年3月，《新月》月刊在上海出版，阵营扩大，又添陈梦家、方玮徳、卞之琳等新生力量。据此，也有研究者将新月社分为前、后两期。将新月社认为是“在1928年成立”，显然不对。
错误十一：新文学运动标志了原始文人时代的终结，并催化了现代文人的产生。文学研究会会员不但使他们的新地位正式化，而且开创了把文学作为一个严肃的和受尊重的行业的道路。创造社社员则使现代文人成为一种时尚，而大量青年男女被他们的生活方式及他们的作品的流行所吸引，把文学作为他们生活的理想。文学刊物的编辑们被来自满怀抱负的年青人的来信包围着，像以下这两封：
我是二十岁的青年，受过中等教育……我不敢说对文艺有研究（或有文艺的天才），可是我很爱文艺，打算献身于文艺。因此请求先生指教我：怎样研究文艺？有什么文艺理论的书可以阅读？怎样写创作？
我是一个有志的青年，当时环境逼迫我为生活而奔走。我不得不抛弃了书本子，可是我的知识欲不肯屈服于环境势力之下。况且我还想做一点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我选定了文艺。（第36-37页）
更正：这一段引文较长，但却需要特别注意。该书是在引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员状况来说明“现代文人”的产生这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新特点的。然而，严重的问题是，作者引用的两封读者来信是发表于1933年9月1日的《文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一个文学青年的梦》。而这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均已在文坛消失，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已不同于作者在这里讨论的“五四的文人”。用后来的材料来说明1920年代初的文坛状况，不仅极不科学，而且有误导读者的嫌疑。
错误十二：在二十年代被普及化和庸俗化的所谓新式思想，往往能够因为下列资格而获得现代文人的身份：订阅《新青年》和更多新文学杂志，如《创造季刊》；对西方学术和文学潮流的认识，主要从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及主要的文学杂志中搜集得来。（第38-39页）
更正：将晚清人物与五四人物混为一体，是该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在“二十年代”，作为晚清风云人物的梁启超、严复在这时并没有创办和主持“文学杂志”，更无从谈起当时的读者从他们创办的文学杂志中获得“对西方学术和文学潮流的认识”。
错误十三：章克标在一九二零年代写了一本关于如何在文坛成功的书，里面提出了以下资格：
1、“资格”。最低的要求仅仅是“认识几个字”的能力。配备了这最基本的工具，一个文人还要具备以下条件，包括对自己的天分坚信不疑、特殊的癖好、姣好的外貌、恋爱经验，面对指摘时的老面皮和灵活性，对传统文学的一点认识，特别是流行小说，还有记得二十个西方作家的名字。（第39-40页）
更正：作者是在勾勒上世纪20年代文坛的“混合形象”时引用这段材料的。这里原文很长，共九点，在书中全部引用。然而，材料却大错特错。章克标，日本留学生，曾任《一般》月刊主编，创办过狮吼社和时代图书公司，是当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中学时期的老师。他的《文坛登龙术》于1933年5月由上海绿杨堂出版，自费。出版后，文坛反响强烈，鲁迅先生曾撰文讽刺。而李欧梵竟将它作为“二十年代写的一本关于如何在文坛成功的书”，真是驴唇不对马嘴了。
错误十四：在嘉兴旅居了大约半年后，郁达夫回到杭州的第一中等学堂，其时约为1909年底到1910年初。（第82页）
更正：郁达夫于1903年在富阳进入公立书塾“春江书院”读书。1907年，春江书院改办为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1910年冬，郁达夫于该校毕业。1911年春，离家入嘉兴府中学，暑假后改入杭州府中学。因而，所谓“1909年底到1910年初”在嘉兴和杭州的读书经历，谬。
错误十五：（郁达夫）完成了第一年的预备课程后，他在1915年转往名古屋第六高等学校，最初主修自然科学，但一年后又转修人文学科。（第85页）
更正：1915年夏，郁达夫预科毕业，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医科，而不是名古屋“第六高等学校”，开始学习德语。
错误十六：虽然在家里是那么的失意，但郁达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这时候，创造社的势力达到了顶点，同时还出版了两份新刊物《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第90页）
更正：《创造周报》创刊于1923年7月，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而《创造日》是1923年7月在《中华新报》上开设的文学副刊，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号，而不是李欧梵所谓的“新刊物”。报纸副刊不能称为刊物。
错误十七：在广州时，郁达夫简短地写了一连串的日记，在1933年变成《日记九种》出版了九段日记，所记的是由1926年11月至1927年7月间的一段日子。（第92页）
更正：郁达夫的《日记九种》是1927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而非“1933年”。内容是1926年11月3日至1927年7月31日的日记，披露了大量和王映霞恋爱的细节。
错误十八：就是这样，一段名士美人的恋爱开始了。可是，这浪漫的诗篇却有着美中不足。虽然王映霞仍然相当漂亮，但也快三十岁了；而三十一岁的郁达夫结了婚；况且，1927年的上海也绝不是理想的谈情说爱之地。（第97页）
更正：王映霞（1908-2000），1927年她与郁达夫恋爱时刚二十虚岁，正是大好的青春年华，绝非该书所说“也快三十岁了”。这一点，在李欧梵所引孙百刚的《郁达夫与王映霞》一书中有着明确记载，不知他为何没有发现？
错误十九：五年前（“沉沦”是写于1921年的），他曾经说过：“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第99页）
更正：这一段话，是作者在叙述192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恋爱时说的。那么，距离郁达夫《沉沦》的发表应该是“六年前”，而非“五年前”。
错误二十：1928年2月，孙百刚接到他们二人的“晚饭”请柬——于2月21日在东京一所饭店举行。照道理，他们不会跑到东京去举行结婚仪式。（第100页）
更正：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结婚仪式是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而非“东京”。
错误二十一：1929年，他（郁达夫）跟鲁迅、蔡元培、宋庆龄等一起发动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0年，他应邀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101页）
更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上世纪30年代爱国民主政治团体，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于1932年12月29日在上海成立，而非“1929年”。
错误二十二：1775年，他（黄仲则）到北京，考上了乾隆御准的一次特别试，开始在“皇家印书局”当抄写工作。（第112页）
更正：乾隆四十年（1775年），27岁的黄仲则到北京。次年（1776年），应乾隆帝东巡召试取二等，授武英殿书签官。而非“1775年”考取。
错误二十三：在文艺圈子里，文学研究会中人又开始向他（郁达夫）攻击，胡适就曾写过一篇文章，就郁达夫翻译奥伊铿（Eucken）作品中的一个小问题来挑剔郁达夫的英文不好，他更说郁达夫一群人都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郁达夫深受这个文阀的嘲笑辱骂的刺激，甚至写信给郭沫若，说要投黄浦江自杀。（第116页）
更正：说胡适是“文阀”，大致可以；但说胡适是“文学研究会中人”，则完全错了。胡适自始至终都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凭胡适在当时文坛的名声，他如果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肯定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事件。
错误二十四：1916年，北洋大学的法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徐志摩便成了北大法律及政治文学系学生。（第125页）
更正：北洋大学的法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是1917年，而非“1916年”。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1916年秋，他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学院的课程，便离开上海到了天津，在北洋大学预科攻读法科。
错误二十五：她（陆小曼）长得很漂亮，对西方舞蹈和京戏都有浓厚兴趣。1920年，她经家庭的安排，跟刚从美国普林斯顿及西点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王赓结婚。（第138页）
更正：1918年，陆小曼入北京圣心学堂读书，1922年，离开圣心学堂，并于同年与王赓结婚，而非该书中所说的“1920年”。
错误二十六：1931年11月19日，当他（徐志摩）乘坐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准备到北京大学教书时，飞机在浓雾中撞在山东济南附近一座山上。（第175页）
更正：1931年11月19日早上8时，徐志摩搭乘“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的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一，不是从上海到北京，而是从南京北上；二，不是准备到北京大学教书，而是打算去听林徽因的演讲。
错误二十七：郭沫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英雄角色，就是做一个诗人。1921年4月，当他突然离开日本回家乡时，他“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一切的物象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第191页）
更正：郭沫若自从离开家乡到日本留学后，并未于1921年4月“回家乡”，而是在1939年2月26日，抗日战争期间，由重庆乘水陆两栖飞机回到乐山，此时已阔别家乡二十余年。
错误二十八：在1940至1945年第二次的“下滑”时期，他（郭沫若）除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这一闲职以外，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学兴趣上，写出了五出历史剧，其中包括最受欢迎的《屈原》。（第202页）
更正：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9月，郭沫若先后写出了六部历史剧，而非“五出历史剧”。它们分别是五幕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原》，四幕剧《孔雀胆》及五幕剧《南冠草》，并陆续在重庆、桂林等地上演。
错误二十九：他（蒋光慈）参加过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学生运动，1921年，作为共产党青年团员，被派往苏俄。他大概属于第一批约三十多名被送到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第205页）
更正：蒋光慈于1920年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参加社会青年团。1921年5月至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而非该书所说的“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外，更重要的是，蒋光慈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非在“1921年”就是“共产党青年团员”。时间不对，名称也不对。
错误三十：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由鲁迅致开幕词。（第227页）
更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鲁迅在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而非“致开幕词”。
错误三十一：这群青年的领袖是萧军，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战争小说的首个实例，还有幸成为第一篇译成英文的当代中国小说。（第228页）
更正：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于1935年8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后于1942年由艾文·金（EvanKing）翻译成英文出版。李欧梵认为该书“有幸成为第一篇翻译成英文的当代中国小说”，明显与事实不符。1925年，美国新泽西州出生的一名华侨梁社乾（GeorgeKinLeung）就将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英文，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错误三十二：在某些情况下，作家会“把自己和角色定位为与整个盛会相对立”。这种突出作者个性的主观倾向，在胡适文学改革的第七项主张“不摩仿古人”中正式得到注意。（第264页）
更正：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摩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不摩仿古人”是第二项，非“第七项主张”。
错误三十三：1920年的文学市场充斥着自传（郁达夫、郭沫若、王独清、黄庐隐等人的作品）、人物传记（例如沈从文写丁玲和胡也频传记）、日记（郁达夫、徐志摩、章衣萍）、书信和情信（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的《三叶集》、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章衣萍的《情书一束》）。（第265页）
更正：沈从文写丁玲和胡也频传记的作品有《记丁玲》和《记胡也频》。《记丁玲》列入赵家壁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第一种出版，时间为1934年。《记胡也频》，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出版。
《爱眉小札》是陆小曼为纪念徐志摩诞辰40周年而编辑的，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均非作者所说“1920年的文学市场”的作品。
错误三十四：为了纪念拜伦而在1924年（拜伦逝世一百周年）特别发行的一期《小说月报》，一些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以拜伦是叛逆者为主题各抒己见。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写道……（第293页）
更正：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几位主编，1924年，郑振铎正是这时《小说月报》的主编，此说勉强可以成立。但是，将郑振铎称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显然不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有12位，而且郑振铎在其中并不是最主要的。
限于时间和篇幅，本文并未将《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书中的所有错误都罗列出来。然而，仅仅是这34例，就应该是触目惊心了。作为著名学者，李欧梵教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低级错误呢？作为国际顶级名校的哈佛大学，这样不甚严谨的博士论文是怎么能够通过的呢？作为博士论文指导教授的史华慈和费正清，均是有名的汉学家，又为什么没有能发现这本论文中的大量错误呢？
会不会是翻译中出了问题？为了消除这一疑虑，我特意找到了1973年出版的该书英文原著。其实并没有多少出入。因为在本文中，我主要是查证该书在人名、地名、时间、刊物、作品等具体文学史实方面的差错。这些具体的史实，因为不是理论和观点，所以翻译起来并没有疑义。而且，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的王宏志及他的“翻译班子”，都是中国人，并不存在对中国情况不了解的现象。
那么，会不会是在1970年代的哈佛大学缺乏必要的中国文学研究资料？这应该是一部分的原因。对于中国近现代作家作品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主要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些重要作家、社团的年谱与史料长篇，都是在这个时期研究与出版出来。不过，这并不能构成在当时哈佛大学做博士论文就可以主观臆测、浅尝辄止的理由。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论文；有多少材料，就做多少的论文。这应该是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
（全文即将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因篇幅限制，本报有删节。标题为本报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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