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窑千年》是阎崇年先生一项“跨界”的研究成果。阎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以治明清史享誉学界。在耄耋之年,他却毅然踏入一片陌生的领域,彰显“80后”的“任性”。阎先生所为,让笔者想到了季羡林先生晚年撰写80万字《糖史》的壮举。两位先生身上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超越自我,探索新知。
通观全书,笔者真切感受到阎先生的“任性”。据阎先生自己讲,他研究明清历史,尤其是宫廷文化,对御窑和瓷器早有留意,但把精力集中投入其间,是在2012年。而短短五年后,他就撰述并出版了《御窑千年》。五年的时间并不长,但阎先生却是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走进御窑和瓷器的历史现场,又将它们带回到读者和观众面前,着实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代价”。但书中也多处文字透露出阎先生获得收获的喜悦。比如,他系统梳理了有关“元青花”提法的学术史;准确纠正了清代“郎窑”瓷器中的“郎”所指的不是郎廷佐,而是郎廷极;细致考辨出清代督陶名臣唐英为八旗满洲包衣而非汉军身份,等等。
阎先生的“任性”还表现在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于以往的瓷器研究。作为历史学家,阎先生关注传世的历代名瓷,但更关注瓷器背后的历史大势,尤其关注人在瓷器发展史上的作用。这些人包括主导瓷器生产、制定窑业政策、监督御窑发展的皇帝、官员、宦官,还包括为提高烧造瓷器工艺水平、提升瓷器艺术品位的工匠、画师。有了对相关人物的研究、讲述他们的故事,御窑瓷器的历史生动鲜活起来了。阎先生秉笔直书,鞭笞专制皇权下的丑恶与贪婪,歌颂美好的价值观念与伟大的工匠精神。
在书中,阎先生始终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御窑瓷器的千年发展。他认为,“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即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创新,既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的动力,更是中国瓷器文化绵延的生命力!阎先生指出,千百年来,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历史上存在一条沟通四洲三洋的“瓷器之路”,而这条路与“一带一路”基本重合。从小小的瓷器身上,阎先生看到了中华传统工艺创新发展的历史,更看到了中西文化多元互动的历史。
阎崇年先生看到《御窑千年》中的许多配图,总是对图中的御窑瓷器表达出由衷的喜爱之情,赞叹这些瓷器的工艺、器型、颜色、图案。阎先生与御窑瓷器的缘分,不仅体现他对瓷器的热爱,更体现他对瓷器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阎先生以耄耋之年,仍身体力行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吾辈后人自当奋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