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在煎熬中慢慢变得强大

    我努力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不管不顾地写着——到了最后，我真的变得宁静起来，而且又寻找到了写作的激情。这个过程是可疑的，但是我想，那些小说一点都不可疑。它们摆放在那里，暂时还活着。

    张楚,1974年生。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发表过小说，出版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在云落》《梵高的火柴》，随笔集《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奖、《十月》青年作家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孙犁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小说选刊》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被《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评为“年度青年作家”。

    远远看去，张楚不苟言笑，一脸严肃的样子。但是看他的小说，却总忍不住会心一笑。他的叙述可真有耐心啊！你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佩。貌似漫不经心，实则暗藏机关；貌似冷漠无情，却又能从中体味出另一番侠骨柔情。

    从23岁到40岁，张楚在国税系统工作18年，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珍贵的时光：“我对俗世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体味到人情世故的温暖和薄凉，掌握了变来变去的复杂的税收知识。这一切，怎么能说它不是一笔财富呢？”

    现在的张楚，是河北省作家协会创作室的专业作家。他的短篇小说《良宵》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组委会对作品的评价是叙事绵密、抒情而又内敛。

    中华读书报：你的写作起步似乎并不算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有什么机缘？张楚：没错，我写作起步并不算早，2001年才发表第一篇小说，但是在此之前已经默默地写了很多年。高中模仿金庸、古龙写过武侠小说，高考结束后模仿王小波和林白写过青春小说。1994年上了大学后，时间基本上都用来阅读文学作品和写作。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都是手写稿件，写完之后先去复印店印5份，然后每隔3个月投一家文学刊物。可以说我是个耐心很好的人，或者说，对自己的写作还是有信心的，没有半途而废。

    这个过程其实是个痛苦而甜蜜的过程，在煎熬中你会慢慢变得强大。

    写作的机缘是天生的。我相信所有热爱文学的人，都是命中注定与文字结缘的。就像有的人生下来手指修长，天生是弹钢琴的料；有的人臂力发达，天生是举重的料；有的人嗓门嘹亮，天生就是歌手；还有的人对颜色敏感，长大后成为画家的概率高一些。这和基因遗传、血型都有关系。当然，后天的生活环境和教育也不无影响。

    中华读书报：早期的作品，如《U形公路》《蜂房》《献给安达的吻》等，似乎有一些先锋小说的风格，你觉得呢？

    张楚：我早期确实写了很多伪先锋小说。大学时期间我几乎把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王小波他们所有的作品都读完了。一个人写什么类型的小说，绝对是因为读了什么类型的小说。先锋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作家的小说意识、叙事方式、叙事技巧和小说语言。我很庆幸在青年时代遇到了他们，让我对小说的认识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认知。其实，很多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受过先锋文学的影响，比如李浩、盛可以、徐则臣、斯继东、东君他们，后来有的转向现实主义，有的继续坚守先锋文学。作家鬼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说，我们这代写作者，都是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U型公路》《蜂房》和《献给安达的吻》，是我早期的作品，现在重读，都有些陌生了。那种叙述的方式、节奏、密度和语言，在我如今的小说里已经绝迹。这么想时，还是有些感伤的。当然，不仅仅因为无关紧要的作品，更是那个在我看来被埋葬的最美好的年代。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自己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如《七根孔雀羽毛》等？

    张楚：我的写作经历跟其他同龄作家的写作经历估计没什么区别。刚开始只是自发性写作，作品都很稚嫩，基本上是宣泄分泌旺盛的荷尔蒙，类似于给一个无中生有的人写情书——你看不到这个人，但是你知道她是存在的。然后是阅读了大量经典后的写作，这个时期的作品相对成熟，荷尔蒙的气味减弱了，多了些烟火气。生活总是让我们变得安静。这个时期的小说有《曲别针》《旅行》《樱桃记》等。到了三十四五岁，变成了一种自觉性写作。对小说的结构、立意、语言有了新的认识，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以及细节衍生出的意义。这时的作品有《七根孔雀羽毛》《大象》《刹那记》等。

    过了四十岁，我突然觉察到一种疲惫感，或者说，对写作的意义产生了本质上的怀疑：那些经典作品早把人类的所有情感都写遍了，我这种写作有存在的必要吗？后来我几乎是生硬地调整了这种状态，不去想意义，如果一切都追问到意义的层面，那么连活着都是很虚伪很虚无的。这个时期我写了《在云落》《野象小姐》《野草在歌唱》《风中事》等。我努力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不管不顾地写着——到了最后，我真的变得宁静起来，而且又寻找到了写作的激情。这个过程是可疑的，但是我想，那些小说一点都不可疑。它们摆放在那里，暂时还活着。

    《七根孔雀羽毛》是我很喜欢的一篇小说。它其实是一部有点温暖的作品。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桃源》已经拍摄完毕，估计今年年底就能公映了。这是一部可期待的作品。导演吕聿来是个才华横溢的人。

    中华读书报：你笔下的人物，有一些在作品中是似曾相识，比如《在云落》《安葬蔷薇》《U型公路》《曲别针》《大象》中，就反复出现一个夭折的女孩。你是有意这么做吗？你如何看待这种“反复”？

    张楚：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不幸夭折了。我把她埋葬到了麦田里。我唯一的妹妹，十八岁那年在一座寺庙里逝去，叔叔婶婶把她的骨灰也留在了那里。我以前经常想起她们。她们都那么美好，又那么短暂，我才会在那些作品里不停地怀念她们。这种怀念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下意识的。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忘记她们。这样的“反复”，可能会将痛苦抽离得更彻底一些。

    中华读书报：到了你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良宵》，无论从题材还是故事、语言，都特别凝炼。听说你为了写这个故事，打磨了很久。为了塑造一个名角光听戏就听了很久，写完后因为与主题无关删掉。你觉得这个过程必要吗？现在很多作家，似乎很少这么舍得下功夫。你是如此认真地对待每一部作品吗？

    张楚：《良宵》这篇小说，源于我朋友讲的一则梨园往事和一则新闻报道。它们分别关于一位老人和一位孩子。过了很久我才将这两个不相干的人联结到一起，成为夜晚相遇的两个陌生人。当时写这部小说时，最大的障碍是对程派的生疏。我记得听程派听了有大半年，而且搜索了很多与之相关的往事、轶事和绯闻。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奇妙的过程，对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的逐渐了解，会为自己的浅薄粗疏汗颜羞愧。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让人类羞愧吧？

    由于当时读了很多史料，在写作过程中老忍不住炫耀。这种炫耀在小说写作中是种很低级的错误。后来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我只有不停地修改。我是个极有耐心的人。这一点我必须承认。2016年之前，我对每部作品都是这样修改的，一点一点，无所谓快慢。但是从今年开始，我强迫自己每个月写一篇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两天一篇。写完就投稿。之所以这样是想让自己的写作速度变得快些，或者说，让自己重获写作的冲动和快感，如果过于拖沓和缓慢，激情便泯灭了。后来我回头看那些作品，感觉还是在水平线之上的，或许还更好些。

    中华读书报：即便是短篇，你也特别有叙事耐心。比如《良宵》中就有很多细节的描写，比如对村庄夜晚的描写，对于做饭的描写——对于短篇来说，似乎这种铺排有些奢侈，但是又觉得是必须的，这样描写才有意境的提升。这种分寸大概是创作中很难把握的吧？

    张楚：短篇小说就是写细节，它不同于中篇小说，需要一个完整的、棱角分明的骨架来支撑。短篇只要有一两个闪光的细节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是为细节做铺垫、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氛围的渲染、看似没有必要的景物描写、或者出场不超过两次的人物，其实都是必须的，它们都有自己的使命。短篇小说必须沉得住气（中篇有时候倒可以轻浮些，它的体量在那里），煞有介事，才能让细节在最后膨胀起来，当然，如果膨胀到爆炸是最好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现当代作家做的最好，比如罗恩·拉什、理查德·福特、雷蒙德·卡佛、海明威。另外一些爱尔兰作家，也都是短篇高手，譬如特雷弗、托宾、吉根。在他们的短篇小说里，你总能找到最能触动你情感的触须。

    中华读书报：你如何看待短篇小说创作？不但创作上不易藏拙，而且看上去在出版市场也不如长篇叫座。

    张楚：关于短篇小说的论断，我觉得李敬泽先生的那篇《短篇小说，或格格不入》做了最准确的解释。他说，短篇小说是喧闹中一个意外的沉默，它的继续存在仅仅系于这样一种希望：在人群中——少数的、小众的读者中，依然存在一个信念：那就是，世界能够穿过针眼，在微小尺度内，在全神贯注的一刻，我们依然能够领悟和把握某种整全，或者说，它击破围困这我们的浩大的凌乱，让我们意识到那一切就是“凌乱”。这是沉寂、猛烈的一刻，这一刻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此珍稀、奢侈，令人心慌。李敬泽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也曾经谈到：短篇小说与数量无关，与版税无关。我觉得关于短篇小说的秘密，他全都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了。

    中华读书报：你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你有怎样的感情，又如何看待地域与写作的关系？

    张楚：地域和写作确实有关系，毫无疑问。我无比热爱我的家乡，它是最好的避风港，最好的舔舐伤口之地。只有在它的怀抱里，才能做最甜美的梦。不过很多同行朋友说，我的写作风格更像南方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