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人的读书传统

    最近，由人民网、中华书局、桐乡市人民政府、中华读书报、图书馆报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伯鸿书香奖”已启动。这个旨在推动全民阅读的奖项是以桐乡乡贤、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字伯鸿）先生的字命名的。我曾获得第二届“伯鸿书香奖”人物奖提名奖，另外，我虽并非桐乡人，但在桐乡工作多年，被这里的人文风景所深深吸引。趁此时机，我或许可以谈谈桐乡历史上的读书传统——这对我们今天推动阅读的工作应不无启发。

    民风与家风

    现在的浙江省桐乡市由原来的崇德、桐乡两县于1958年合并而成。崇德县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桐乡县则肇始于明宣德五年（1430），与其他县相比，建县时间虽不算太早，但自宋代以降，文脉承传，芸香悠远，读书、藏书、著述蔚然成风。历史上因读书治学而远近闻名者，以科举而仕进者代不乏人。对此《光绪桐乡县志》总结说：“士专举业，比户弦歌，科名盛于他邑。素封家四壁图书，绰有先进遗风。”而在说到桐乡的民风时，该志又援引康熙县志有云：“桐邑，古吴越之疆。泰伯辞让，夏禹勤俭，兼而有之。慕文儒，尚农务，然多旧染。”可见千百年来，崇尚读书、勤于农耕的耕读传统一直就是桐乡人的雅好与风尚。

    对于耕读传统，桐乡先贤在理论上有自己明确的提法。被后世尊称为“理学真儒”的清初理学家张履祥曾就此做过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耕读相兼”的主张。他强调“读书是士人恒业”“惟有‘耕田读书’四字，子孙可以世守”。他视耕读为“农士家风”，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张履祥于同治十年（1871）被从祀孔庙，一跃而成为全国读书人的楷模，其“耕读相兼”的读书观对地方的影响可谓深远，流风遗韵一直延续到现在。

    将耕读作为家风，其影响在文化世家中得到更加鲜明的体现。两宋时，就有莫氏与徐氏均因读书而成就家族的辉煌，其中尤以莫氏为典型。北宋太学生莫琮于建炎年间定居崇德，有子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因家教有方，五子均先后登进士而成名臣。莫琮又有女嫁陈氏，生三子：之纲、之经、之纯，亦俱登进士第。莫氏家族的传奇，千百年来，被本地史志反复描述传扬，遂成为本地书香门第的典范之家。

    官学与私学

    古代桐乡人的读书之路大体是沿着官学和私学两条道路交错并进的，教育遂成为历代培养读书种子最主要而有效的方式。官学以县学为主，崇德县县学始创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桐乡县县学在明宣德五年设县之初就同步创建。县学因是政府所办，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和坚定的政策扶持，始终成为古代桐乡地区士子读书求学的主要门径。自宋至清，桐乡市境内产生了大量的举人和进士，以乌镇为例，即有举人167名，进士64名，其中有两位状元和4位榜眼，“科名蔚起”之说绝非虚言。

    官学之外尚有私学，私学的初级阶段当属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更能代表桐乡读书人自觉的读书意识。读书人家大多先由父母长辈开蒙，一般人家则送入私塾，由塾师启蒙。清初时吕留良就曾于祖居的友芳园开办家塾，亲执教鞭，还订立了颇为严格的《梅花阁斋规》。晚晴时学部代理大臣劳乃宣告假还乡，莳花种菜之余，亦于学稼堂亲自教子侄辈读书。幼年丰子恺最早进的也是其父丰鐄开设的私塾，成为父亲的学生后，开始阅读传统的蒙学经典，其艺术启蒙就来自父亲讲解的《千家诗》上的木版画。桐乡历代就有延请塾师到家中坐馆和名师设馆讲学的传统。清初的吕留良更是先后聘请黄宗羲、张履祥到家中坐馆。张履祥一生坐馆为业，从23岁起曾先后应聘到海盐何家、崇德吕家处馆，时间长达40余年。

    更高级的私学则来自民间设立的书院，最早可从宋代说起。传贻书院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桐乡境内最早的书院，其前身是辅广开办的传贻堂。辅广曾于绍熙五年（1194）至临安向朱熹问学，深得赞许。后朱熹被权贵排斥，理学被斥为伪学，就在朱熹备受冷落之际，辅广却变卖家产，奔赴福建侍奉恩师，其尊师重道之举令其师深受感动。辅广从朱熹处告归后，在崇德县城开办传贻堂，谓欲“传之先儒，贻之后世”，以其道德文章，倡率其徒，渊源师友，名重一时。嘉泰三年（1203），朱熹的另一位弟子黄榦亦到崇德为官，并在石门镇上创设了崇义书院。到了清代，桐乡的几个大镇均设有书院，崇德县城于乾隆年间创建了崇文书院，青镇于乾隆末年创办了分水书院，玉溪镇于咸丰年间开设了开文书院，屠甸镇于光绪年间成立了崇道书院。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些书院大多被毁，地方读书人又能自觉地锐意恢复，其中尤以辞归故里的进士严辰最为热心。从同治年间起，严辰先后在青镇创建立志书院，在桐乡县城创办桐溪书院，在濮院镇倡建翔云书院，并亲自担任三座书院的山长和主讲。严辰是晚清时期自觉服务于乡邦文教建设成就最为突出的代表，受到当时和后世桐乡读书人的推崇。

    藏书与著述

    桐乡的书香底蕴之深厚，还可从桐乡人长久不衰的藏书与著述之风中看得出来。从六朝时期昭明太子在乌镇筑馆读书，到宋代诗人陈与义寓居青镇，构筑南轩，尽出所藏而读之，再到有明一代，王济所建之横山堂，杨恩所筑之嘉乐堂，均是颇有名气的藏书读书之所。进入清代以后，桐乡境内的藏书文化达到鼎盛，藏书家所取得文化成就亦更加为世人所瞩目。比如吕留良之经营天盖楼，不仅四处访书，搜求珍本善本，还自开刻局，刊印典籍，其所编刻之书远销南京、福建等地。再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多藏宋元古本和珍贵抄本。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传令天下献书，鲍氏所献精本多达六百余种，其数量之多、版本之精，居私家进书之首。乾隆皇帝不仅御笔题诗褒奖，还将内府一处书斋亦命名为“知不足”。鲍氏既受鼓舞，又立志刊刻《知不足斋丛书》207种，将私家秘藏公诸海内，嘉惠士林。此外，像吴之振的黄叶村庄、汪森家族的裘杼楼和古香楼、金檀的文瑞楼、金德舆的桐华馆，都是知名的私家藏书楼。

    以上所列如吕留良、汪森等都是学者型藏书家，不唯编刊前人著作，因读书日多，见识益广，学问愈深，亦多个人著述。古代以吕留良为例，其著述现存于世者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诗文创作，二是经典笺注，三是时文评点，四是医学、砚学等杂著，据俞国林编《吕留良全集》统计，总字数达600万字。现代以茅盾为例，据钟桂松编《茅盾全集》统计，共42卷，内容涉及小说、散文、诗词、剧本、文论、神话学、日记、书信等，总字数达1400余万字。

    桐乡人的著述中不乏名著和经典。比如宋代辅广以著述为己任，著有《诗童子问》《朱子读书法》等，因见解独到，广为儒家学者所征引。明代李乐的《见闻杂纪》和清代陆以湉的《冷庐杂识》均因文笔生动、史料丰富而被珍视。清代乾隆间的冯浩偏好李商隐诗而作《玉溪生诗详注》三卷，因“辨析入微，考订精细”，汇集众家笺注评论之长而有创新，自问世起即“海内风行”。现当代作家中，茅盾的《子夜》被誉为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而名列现代文学经典；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因文风恬淡、语言含蓄隽永而享誉海内外；木心的文学作品因迥然绝尘、拒斥流俗的风格，被视为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桐乡作为区区一个县级市，竟有五位乡贤的作品被后人编为全集，除上面提到的《吕留良全集》之外，尚有《杨园先生全集》《太虚大师全书》《茅盾全集》和《丰子恺全集》，就是放到全国而言，亦属罕见。

    东学与西学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桐乡人的读书观念也随之出现了从传统耕读相兼到东学西学并举的流变。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桐乡的读书人不甘于墨守成规，紧跟时代潮流，开始将视线投向日新月异的西学。

    正是由于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少年陆费逵开始自觉地阅读新书报，据他自述：“有点新思想了，和先父思想不免冲突，先母却赞成我的主张，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习算学，并读格致书了。”从14岁起，陆费逵开始自订课程，每天读古书看新书各两个小时，史地各一个小时。那时南昌新开设了一家阅读书报社，他便单日在家自修旧籍，双日往书报社研习新学。数年间，新旧书籍，遍览无遗，对《申报》《时务报》中的新知论说尤感兴趣。陆费逵后于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担任局长、总经理达30年之久。在他的主持下，中华书局不仅编辑出版了各类介绍新学的教科书，还出版了大量介绍西学的译著，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思想和科学名著，向中国读者广泛深入地介绍了西方文明。陆费逵为此也成为以书业进步推进国家进步的出版界先驱。

    清末的乌镇也有一批维新派读书人，其中就包括沈永锡、卢学溥、沈善保等人。沈永锡乃茅盾之父，其人对科举兴趣不大，却喜欢研究数学。又根据《申报》上的广告，购买了不少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和西医西药的新书。他不仅自己热衷于西学，还特别重视以新教材教育茅盾，为此他甚至没有将茅盾送入由其父亲坐馆的家塾，因为其父只会以传统蒙学课本教学。

    青少年时代的木心也领略到了乌镇浓烈的新学氛围。据他回忆，“小时候的小学教科书，有许多世界名著”。比如他曾就读的植材小学原名乌青镇中西学堂，该校以儒学为本，西学为用，除了传统经史课程，还开设了英文、数理化和体操等新课程。图书馆藏书亦富，其中就包括卢学溥捐赠的《万有文库》、茅盾捐赠的《小学生文库》等新书。木心自述自己年少时不仅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有系统地阅读古书，还“看一些世界性的书”，“是读着圣经、希腊神话、莎士比亚的作品长大的”。这其中就不得不提茅盾书屋对少年木心的滋养，其影响之深远，以致木心到了晚年仍念念不忘。他说，茅盾家“满屋子欧美文学经典，我狼吞虎咽，得了‘文学胃炎’症，后来想想，又觉得几乎全是那时候看的一点书”。木心晚年荣归故里，以“卧东怀西之堂”名其室，可视为是其一生所受东学西学浸染的一种写照。

    从民风与家风中可见桐乡读书风气的弥漫与渗透，官学与私学的交错并进则是读书传统得以历久弥坚的重要保障，对藏书与著述的热忱更是推进了读书向广度与深度的发展，而东学与西学的并举也成就了桐乡读书人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襟——茅盾、丰子恺、木心等现当代读书型文化名人的相继出现，就是生动有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