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疯癫：爱伦·坡的推理小说

    如果我们要为文学大师爱伦·坡（EdgarAllanPoe）寻找一种略微确定的风格，或许，我们可以在他钟爱的经验“理性”与“疯癫”中找到。坡的一生都对理性与疯癫的经验抱有浓厚的兴趣，以文本的方式对这两种经验进行探寻似乎是他所迷恋的研究方法。巴黎是坡探寻理性之途正式开始的地方，他最经典的“推理小说三部曲”都以巴黎为场景，除了1841年的《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intheRueMorgue），还有1842年至1843年创作的《玛丽·罗热疑案》（TheMysteryofMarieRoget），以及1844年的《被窃之信》（ThePurloinedLetter）。然而在坡发表了最后一篇与巴黎有关的推理小说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远离了推理题材。那么，坡是缘何开启了理性之途，又是缘何与理性彻底决裂的呢？

    从伦敦到巴黎：推理小说的诞生

    坡的第一部推理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发表于1841年。不过，坡在1840年发表的一篇小文《人群中的人》（ManoftheCrowd）曾引起了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浓厚兴趣，在他看来，这个故事虽然没有推理小说所热衷描写的犯罪行为，但是已经包含了一个完整的推理小说框架，即“追捕者、人群和一个总是步行在伦敦人群中的不知身份的人。”那么，坡的这部作品与他的推理小说系列有什么关联呢？

    《人群中的人》讲述了一名大病初愈、无所事事的男子在伦敦的一间咖啡厅里观望窗外的街景和人群，从过往行人的衣着、面相和姿态去判断他们的职业和个性本质。正当他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辨识混杂的人群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一个无名老人的神情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为了“从那种神情中分析出某种意义”，这名男子卷入了一场侦探式的跟踪，在狂热追逐老人的过程中失去了理性的判断，由此，24小时的跟踪并没有满足这名男子的好奇心，因为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弄清楚这位无名老人四处游荡的企图。

    在这部作品里，叙述者因为过于投入而使理智和情感、想象与分析纠缠在了一起，从而无法真正读懂无名老人的行为，情感的炙热导致理性判断发生了偏移，致使叙述者无法破解神秘莫测的城市现象，继而又因无法解密城市谜团而心生愤懑之情和敬畏之心。在此，坡意识到了现代人阐释城市现代生活能力的局限性，或许，只有找到一种新的阐释方法，才有可能破解城市生活的秘密从而走上通往真相的途径。布兰德曾经指出，“《人群中的人》为阐释方法的改进打下了基础”。就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正是为了超越这名男子阐释方法的局限性，坡迫切地寻找着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去彻底地发掘出城市的魅力，与此同时，他更需要创作出一位可靠的都市阐释者去有效地解读现代生活的秘密。

    在坡的时代还没有侦探小说（detectivestories）这个术语，由此，坡把他找到的新型文学形式称为推理小说（talesofratiocination）。A·E·默奇在《侦探小说的发展》里曾经这样解释：推理小说感兴趣的是“通过推理的方法，对某一个神秘事件或者是一系列神秘事件发生的那些现场进行有条不紊的解密工作”。坡以三部巴黎推理小说为基础，塑造出了业余侦探迪潘（C.AugusteDupin）这样一位人物形象。迪潘酷爱读书，迷恋黑夜，不仅“阅读面之广”让人惊奇，而且他“炽烈的热情和生动新奇的想象”也足以让任何与之进行过深度交谈的人在“心中燃起来一把火”。那么，迪潘侦探的都市阐释方法如何能够有效地解读城市秘密呢？

    在坡的笔下，《莫格街凶杀案》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密室作案”（locked-roommurder），在位于巴黎圣罗克区莫格街的一栋公寓里，一对母女被残忍地谋杀。面对这桩异乎寻常的案件，巴黎警方马不停蹄地传讯各种证人，却依然毫无头绪，只得草草地将一位曾陪同老夫人取款后回家的银行职员勒邦逮捕入狱。勒邦无疑只是一个替罪羊，而这个案件似乎也将成为巴黎一个神秘莫测的不解之谜。不过，迪潘却对这个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之被捕的勒邦曾帮过他一个忙，他开始关注整个案件。通过怀疑、观察、归纳、推理和判断，迪潘发现了很多超越常规的线索，“惊人的矫捷、超人的力量、残酷的兽性、毫无动机的残杀、绝对不符合人性的恐怖手段，再加上一个分不清音节、辨不出意义、在几个国家的人听来都像是外国话的声音”。最终，迪潘揭开了整个案情的谜底，为无辜的勒邦洗清了冤屈，找到了这桩“密室作案”的真凶——一只被法国水手从婆罗洲带到巴黎的大猩猩。在这部作品中，迪潘揭开“密室作案”谜底的关键正是在于他建立了一种通过理性和逻辑对城市环境进行推测和判断的方法。在同一个现场，凶案超越常规的残忍特性让巴黎警察陷入了一种谬误，“错把异常混同于深奥”。然而，这种异常却成为迪潘通向真相之途的密门。当巴黎警方关注其中“出了什么事”，迪潘却转向了“出了什么从未出过的事”，由此将巴黎警方视为不可解的谜团轻而易举地解开。

    《玛丽·罗热疑案》是坡根据发生在美国纽约附近的一桩年轻女孩遇害的真实命案改编而成的。玛丽·罗热疑案发生在莫格街凶杀案两年之后，案发现场是人迹罕至的巴黎郊外。在这个故事中，巴黎警察依然不乏苦劳却一无所获，不得不求助于因成功侦破莫格街凶杀案而名声大噪的迪潘。在迪潘看来，不同于莫格街凶杀案的超乎寻常，这桩看似平淡无奇的案件极为棘手，因为司空见惯的常态和众多的可能性恰恰就是案件难以侦破的信号。莫格街凶杀案容易侦破是因为案发现场所显露的超乎异常的残忍特性，“异常对一个思维精密的智者来说，却能提供最确切的成功之兆”，可是对于这桩玛丽·罗热疑案，“同样的一名智者说不定就会完全丧失信心，因为满眼皆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情况……”。不过，同样是借助归纳和推理，确切地说，借助各家报馆所刊登的有关这桩凶杀案的描述、揣测和讨论，迪潘对悲剧发生的现场环境进行了重组，对警方疏忽的“那些间接的或伴随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真相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往往存在于表面上与它无关的事物现象中”，正如《晚报》提到的罗热小姐的前次失踪，《信使报》提到的前次失踪前陪伴她一周的海军军官，《晨报》登载的与罗热小姐毫无关联的强奸案，《晨报》和《晚报》收到的几封与案件有关的知情人信件以及塞纳河上一条神秘的空船。正是在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现象中，迪潘获得了追查凶手的线索。

    《被窃之信》是巴黎推理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故事讲述了法国皇宫内发生的一件看似简单却令警察束手无策的案件，王后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件，正在细细阅读的时候，国王出现了，王后不想国王看到这封信，慌忙之中把已经拆开的信件放到一旁。大臣进来了，当他发现了王后的秘密后，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用一封相似的信调换了王后的信件，当众将信窃走。其后，王后托付巴黎警察局长去大臣那里把信找回，警察局长花了三个月彻底搜遍了大臣家中每一个角落，结果仍然毫无收获，只好求助于迪潘，迪潘也去大臣家中寻找这封信，两次拜访终于让他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将王后失窃的信件调换回来，保护了王后的名誉和地位。在《莫格街凶杀案》和《玛丽·罗热疑案》中，真正的罪犯要么是一个外来的动物，要么是“中产阶级的普通市民”。然而在《被窃之信》里，罪犯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巴黎上层人士，不仅比巴黎警方更加老谋深算，也同迪潘一样具有诗人和数学家的推理才能。由此，在这个推理故事中，迪潘的方法是准确地估量对手的智力水平和心理状况。迪潘发现，正如在地图上玩的找字游戏，有经验的老手往往指定用大号字印的地名，因为它们往往过于明显而被忽视，“视觉上的疏虞和心智上的失慎完全相同，那些过份彰明较著、不言而喻的考虑往往会被智者所忽略”，由此，迪潘不仅顺利找到了大臣放在显要位置却屡屡被忽略了的信件，还巧妙地将信件掉包。

    作为理性之光的推理小说

    在坡笔下，三部与巴黎有关的推理小说成功地对城市生活进行了阐释，无论是在巴黎城内的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其中发生的一切神秘事件都能通过观察和推理进行掌控。在这三部推理小说中，无论是巴黎的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似乎都笼罩在一片理性之光中，在理性的光芒中，一切黑暗的秘密无处遁形，不得不大白于众人面前。不过，从《莫格街凶杀案》到《被窃之信》，理性的光芒似乎日渐微弱。在坡那里，理性与数学所代表的分析能力联系密切。在《莫格街凶杀案》中，标题的眉注引用了托马斯·布朗爵士的话语“塞壬唱的什么歌，或阿喀琉斯混在姑娘群中冒的什么名，虽说都是费解之谜，但也并非不可揣度”，在某种程度上，这段大气磅礴的话可谓寓意非凡，或许，在坡那里，他即将展示的正是如何在费解之谜的道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在故事的开篇，坡就表现出了对逻辑分析的无限推崇和对感官直觉的无情贬抑，他指出“善分析者……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他甚至能从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感到乐趣。……在他对一项项疑难的释解中展示他那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聪明程度。他凭条理之精髓和灵魂得出的结果，实在是有一种全然凭直觉的意味”。在坡看来，直觉对善分析者解决问题毫无益处，因为在解决费解之谜的道路上，只有心智的分析才是最可靠的。同时，坡指出，善分析者所擅长的解难释疑的能力可以“凭研究数学而大大加强”。接下来，他又反复强调“分析能力不可与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因为虽说善分析者必然足智多谋，但足智多谋的人却往往出人意料地不具有分析能力。……足智多谋的人总是沉湎于奇思异想，而真正富于想象力的人必善分析”。在此，不难发现，在坡看来，若想解开一个个费解之谜，真正的侦探应该将想象力与分析力齐聚一身，这听起来就像“那门有关双重灵魂的古老哲学”，而侦探迪潘也似乎应该是“一个双重迪潘——有想象力的迪潘和有分析能力的迪潘”。当然，坡笔下的迪潘的确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推理能力，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能力也极为自信，曾夸口“大多数人在他看来胸前都开着一扇窗户”。

    其后，在《玛丽·罗热疑案》中，有想象力和分析力的迪潘将他的侦破手法运用得愈发纯熟，他对案件中众多细节的考量以及对城市整体环境的考虑更为周详，在想象与推理所形成的张力之中，在诗歌与数学的矛盾之中，解密一个个案件的真相成为迪潘的最终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从迪潘对于巴黎诸多未解之谜的好奇心以及在解谜过程中出色的解谜能力那里，我们不难发现坡对于理性的钟爱和推崇。不过，就在这篇故事里，迪潘对理性的分析力开始产生了某种疑虑，虽然他“不能自称能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将其揭穿，而且明智达观地看也无须揭穿”，但是却由衷地感叹，由于“理性”不厌其详地求真，或许会导致其推理过程产生许许多多的谬误之处。

    再后，到了《被窃之信》中，面对同样具备超凡推理才能的对手，他声明“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历来善于推理；若仅仅是个数学家，那他压根儿就不会推理”。的确，作为数学家，他深谙逻辑推理与寻常现象的关系，前者往往可以从各类现象中抽丝剥茧，发掘到事件的真相；作为诗人，他明白逻辑推理并非绝对真理，人类经验的悖论往往使得貌似寻常的事件比超乎寻常的事件更难以解释。所以，在坡看来，作为一名智者，数学家所具备的分析能力与诗人所擅长的想象能力都必不可少。与此同时，坡对数学所代表的纯粹分析能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他指出“我尤其怀疑由数学研究演绎而出的推理。数学是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数学推理仅仅是用来观察形式和数量的逻辑推理。世人之大错在于竟把那种所谓的纯代数之真理视为抽象真理或普遍真理。这种错误是如此荒谬绝伦，以致它被接受之普遍性着实令我惶惑”。由此，迪潘在巴黎的最后一次成功破案似乎更像是在讽刺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理性自我。

    从理性到疯癫：作为临界之园的推理小说坡曾经在信中如是说，“这些推理小说之所以大受欢迎大概是因为它们是一种新生事物，我并不是说它们不精巧——但是人们实在过高地评价了它们所具备的精巧——因为它们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所呈现出来的魅力”。或许，坡已经意识到，作为新生事物的推理小说尽管已开始深入人心，然而，它依赖理性对于现代生活中诸多费解之谜的推理却日益凸显出古板、肤浅和机械。或者，也可以说，坡在创作推理小说的道路上，逐渐发现了“知识与控制这一主题的另一面，即对控制城市生活信心不足”。在坡的眼中，城市生活中的诸多费解之谜恰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这样的困境又如何仅靠推理而能得以摆脱呢？即便是如《被窃之信》D大臣那样有着卓越推理能力的天才，终有一天也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如果说《人群中的人》预示着坡义无反顾地走上理性之途，《被窃之信》则意味着他赞颂理性的天鹅之歌。至此，坡放弃了推理小说的创作，彻底与之决裂。

    放弃推理小说的创作无疑是坡深思熟虑的结果，但是他却从未做出过任何明确的解释。然而，他这种决裂的姿态很容易引导我们发现他对理性的疑惑，对理性本质的质疑，在这个层面上，以巴黎为背景的“推理小说三部曲”相互关联，形成了一种看似无意识但却是必然背弃理性的逻辑。或许，在坡看来，现代巴黎因飞速发展而逐渐变得面目全非，喧哗忙碌的城市已经跃出理性的边界，越来越远离一个可以凭藉理性而预知的世界。正如熵所传达的信息那样，理性巴黎伴随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从系统性到无序性的转化，已然走到了尽头，未来的结果只可能是一种无序状态。对此，推理解决不了无序状态下任何有关人类希望和恐惧的费解之谜。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的名诗《雪夜林边小驻》（StoppingByWoodsOnaSnowyEvening）所传达的情绪一样，坡也试图以巴黎推理小说为契机，为自己搭建了一座理性花园并曾驻足于此，期望暂时逃避现代性的步步紧逼。然而，坡并未在此驻足良久，因为他终究意识到，即使是如救世主一般的迪潘侦探，他也无法摆脱现代社会带来的未知恐惧。在坡给友人的书信中，他曾经提到疯癫与人类最高智慧的联系，或许，在他看来，只有在疯癫之中，人类才可以真正揭示已呈疯癫之状的现代生活的秘密。由此，坡用推理小说搭建的这座理性花园更像是一座临界之园，让坡在疯癫的经验之余得以小憩，让语词在其中喃喃细语。巴什拉曾经指出，坡是“一位用散文体写作的诗人，在恰当的时刻，诗歌将主导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坡的推理小说曾经恰到好处地创造出了一种理想的临界状态，这种状态正如弗罗斯特的诗歌所言：

    ……

    这树林多么可爱、幽深，但我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睡觉前还有许多路要走呵，睡觉前还有许多路要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