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与《小雅》诗刊

    《小雅》诗刊1936年6月创刊，和稍后在苏州出版的《菜花》（出版一期后改名《诗志》）、上海出版的《新诗》，三个诗刊，相互刊登广告，声息相通，作者的重叠范围也很广，被半个多世纪之后诗人路易士所写的回忆录中称为“三十年代诗坛”代表：

    “象征南北诗坛友好合作，在编辑方针上作明确表示的，应以《新诗》、《诗志》和《小雅》这三大诗刊为代表。……总之，大多数《新诗》的作者，同时也就是《菜花诗刊》和《诗志》的作者；而给《诗志》写稿的，同时也经常给《小雅》写稿。所谓‘三十年代诗坛’，我想，即以此三大诗刊为代表亦无不可。”

    那个时候，李金发已是成名的诗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象征派诗歌的鼻祖，但令人不解的是，《新诗》和《诗志》上竟然找不到李金发的诗作甚至是翻译作品。这个问题，似未见研究新诗的专家关注，其实完全可以挖掘一番。就我所知，台湾诗人痖弦先生曾写有《李金发先生答我二十问》（《文学研究》2007秋之卷），其中有多个问题提及戴望舒，甚至问题中有“我认为戴望舒等人的现代派，是先生象征诗（或称神秘诗）主张的延长和发展”，但李金发1974年12月写于美国长岛的答复里没有提及戴一个字。据台湾师范大学的博士生许舜杰先生给我提供的资料，李金发所著《飘零闲笔》（台北：侨联出版社,1964）在回忆他的两本诗选《微雨》及《食客与凶年》出版之后时说，“象征派的作家亦多了，有戴望舒出有《望舒草》，听说很不错，可惜我始终没有读过”！

    好在既给《诗志》写稿又给《新诗》写稿的吴奔星所主编的《小雅》诗刊上有李金发的作品。除了创刊号的《上帝之死》《偶感》，就是第四期的《清晨》。《上帝之死》署名为“邓南遮著，李金发译”，《偶感》署名为“前人”，根据当时刊物的惯例，应该也是李金发的作品。许舜杰先生告诉我，“前人”可确定就是邓南遮，因为李金发的诗选《微雨》，有好几篇译诗，都是用前人称呼同一位作者，这应为李金发习惯。查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1月影印的《微雨》，在署名“PaulFort"的诗作《我的欢乐消失在在草地里》后，是一首题名为《你可以去》的译作，署名即“前人”。《清晨》一诗则署名“法国诺阿夷夫人著金发译”。遗憾的是，李金发其人其诗至今尚未得到符合新诗发展历程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海峡两岸至今没有一部《李金发全集》或《李金发诗全编》出版，而就我目力所及，这三首没有书录进诗人生前生后的任何选集。

    李金发在《小雅》上发表的作品看起来不多，只三首而已。不过，如果对上个世纪30年代诗坛熟悉的专家学者，或者有兴趣翻阅一下那个时代文艺刊物的读者，会发现李金发1936年之后的诗歌创作确实已经不多，甚至连译诗也很难得了。

    陈厚诚著《死神唇边的笑：李金髮传》（修订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有如下一个统计：

    1931至1937年间他还分别在《小说月报》、《前途》月刊、《东方文艺》、《矛盾》月刊、《文艺》月刊、《人间世》半月刊、《诗林》双月刊等刊物和他自己主编的《美育》第四期上发表了不少诗作。

    据笔者统计，李金发自1925年回国起，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止，共发表新作五十多首。与作者写于留欧期间的三本诗集相比，这些诗虽然“已非当年气概”，但仍构成他诗歌创作上一个有成就、有特色的新的时期，值得重视和研究。（P136）

    对于一个活跃的诗人而言，这一数量确实是比较少的。当然，上述统计确实也不够全面。其实，李金发和《小雅》主编吴奔星的交往，早在1935年5月后者为《北平新报》主编副刊《半月文艺》时就开始了，曾在6月15日的《半月文艺》第4期“诗的创作专号”上发表过新诗《有题》，同样是一首未收入到诗人任何选本的集外诗作，照录如下：

    欢爱的美味：/无主的秋叶，/随风消逝于人所忽略的洼地。/剩下的悲愤：/十字架上的金属，/永钉在你的掌心，/有已干的黑血胶着。

    吞噬吧，不稀罕这盛年，/希望衰老的阴险之潮，/冲洗聪明自误的心头石块，/无稽的永远未淘的知识之金沙，/化成颓暗的灰烬。

    诗料等候诗人动笔，/车儿不来，马儿酸了腿，/一枝多年相伴的手杖，/打着清晨送（疑为道之误）旁的疑（疑为凝之误）露，/那时将有人歌唱这不幸。

    二十三，六，金沙井旧作。

    值得指出的，此诗署有“二十三，六，金沙井旧作”字样，表明诗歌写于1934年6月。查1934年7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刊》6卷1期，李金发发表“诗选”三首，其中就包括“有题”，只不过第三节“月刊”版本开头多了“林泉的一角”，不知“报纸”版本是诗人抄写时遗漏，还是工人排字时失误。此外，“报纸”版本的诗作后“二十三，六，金沙井旧作”，也是“刊物”版本所没有的，无疑是作者抄写时增加的。金沙井，是南京城南的一个地名，李金发1934年到南京制作蒋介石雕像时曾一度住在附近。《世界日报》1934年6月23日第三版曾刊出报道《黄埔毕业生为蒋中正铸造铜像已聘李金发入京铸造》，云：“[本报南京22日下午10时专电]黄埔毕业生，聘李金发来京，为蒋（中正）铸铜像多具，一赠蒋，余赠各方。”当日《申报》也有相同新闻。李金发在1934年第13期的《人间世》发表的散文《在玄武湖畔》中，在提到朋友愿意把别墅分一部分给他住时，有“我于是遂从不脱南京旧日本色的金沙井逃出来，好像舒了一口喘息似的”的句子，可以想见当年金沙井附近老房子环境的恶劣（当然，我最近曾专门去过南京金沙井，虽然还是老的地名，但老房子已经保存很少，不复李金发所说的“南京旧日本色”了）。他明确写明作于金沙井的诗作，除了上述《文艺月刊》上“诗选”里的另一首《错纵的灵魂》，尚未见过其他。

    吴奔星一年后在北平创办《小雅》诗刊，甫一创刊，就得到李金发的支持。从《半月文艺》“诗的创作专号”来看，吴李之间早就有交往。看来，对于作为诗坛的一个后起之秀的吴奔星，已是名家的李金发是不吝伸出扶持之手的。承许舜杰先生赐教，李金发曾对自己诗歌创作减少有如此表述：“最可惜者，是人事纷繁，诗已少作，间有一二小篇为应征求者而作，然已非当年气概。”（见李金发《中年自述》，原载1935年10月1日《文艺》第2卷第1期），此或可作为李金发后期诗作（包括译诗）减少情况的一个参考。

    1940年10月28日，吴奔星应湖南省立衡阳乡村师范的邀请，“给初学写诗的朋友”作了一次演讲，题目为《诗的认识与写作》（家中存有此文演讲后的油印稿和发表稿残篇，无法确定发表刊物），明确提出以李金发为中心的“法国诗风派”，并把自己纳入此派：

    法国诗风派———此派作风为缥缈。以李金发为中心，与之作风相近者，有戴望舒、废名、何其芳、施蛰存、卞之琳、路易士、吴奔星、李白凤、李章伯、林庚、伍蠡甫、水天同等。中心刊物，有施蛰存所编之《现代》、吴奔星李章伯合编之《小雅》、路易士所编之《诗志》，及戴望舒等所编之《新诗》月刊等，活跃时期约自“五卅惨案”，直至今日，犹方兴未已。

    后人因为《现代》杂志的缘故，把以戴望舒为主的一些风格相近的诗人划为现代诗派，而把李金发等人归类为象征诗派。以被列入现代诗派的吴奔星为例,他的很多诗歌似更接近于象征诗派,因此“法国诗风派”的分类,可能更加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实际。诗人路易士在2004年12月7日发表于《中央日报》“中央副刊”的《致诗人吴奔星》的“后记”里有“吴奔星的诗风，采取象征派与意象派的表现手法，大体上也和戴望舒、路易士等‘现代诗人群’的抒情诗颇为相近”的描述，这一点新诗研究专家孙玉石先生已经注意到，并在《吴奔星与一九三零-一九四零年代现代主义诗潮》（《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一期）一文中提及，而专治诗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的许舜杰先生，以笔名“秀赫”在《印刻文学生活志》2016年4月号发表长文《我紧扼着“现在”之喉——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之父李金发》，也把吴奔星列为受到李金发诗风影响和启发的诗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秀赫在该文对李金发作出了迥异于一般新诗论者的高度评价：

    李金发的诗作深受法国象征诗派，以及二十世纪初期欧洲诗坛的影响。他是将汉诗接轨全球化的第一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缔造者。……可以说胡适开创了白话诗，而李金发则开创了现代诗，他是中国现代诗的Game-Changer，现代诗今天的样貌，就是在他手中定型，彻底改变了胡适的白话诗路线。此次重大的范式转移一直持续至今，不管是外在形式以及内在境界两方面，今天“现代系”（包含现代与后现代）的汉语诗歌写作范式就是李金发式。

    不知研究新诗的专家学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