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本色”略说

    “当行”是在行、懂行的意思。这个“行”即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行”，本义指行当、职业；而“当”是“当得”，符合、胜任的意思。“当行”合在一起，意思是很适合、能胜任某一行当、某一专业，熟练掌握某一行当、某一专业所需要的专项技能。“当行”用于文学创作与评论，意思是懂得诗歌及戏曲创作的规律与技巧，是做诗、填词、作曲的行家、高手。

    而“本色”一词原指本来的颜色，引申指本来的样子、原本该有的面貌。民间有句谚语，叫“唯大英雄能本色，真名士自风流”，这里的“本色”就是指本来的样子、面貌。

    南宋的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最先将“当行”“本色”用于诗歌评论。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妙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严羽所说的“妙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创作灵气、灵性，其意是说诗歌的创作真谛与事理及个人学问之高下没有关系，而与诗人能否“妙悟”有关，犹如禅宗之“顿悟”。按严羽之意，诗歌的创作得须遵守体式的要求，不能模糊诗歌不同体式之间的界限。诗应有“别材别趣”，不要在诗歌中卖弄知识、堆砌辞藻和典故，如此，方为“当行”“本色”。清代的大学者黄宗羲对严羽的思想做了很好的诠释：“诗降而为词，词降而为曲，非曲易于词、词易于诗也，其间各有本色，假借不得。”所谓“各有本色”，指的就是诗与词曲在体式上的本质区别。

    但严羽没有说明何为“当行”、何为“本色”，也没有指出这两个术语究竟有何不同。自严羽之后，这两个术语被广泛应用于词曲的创作与评论，明清有不少学者想给这两个术语下出定义，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给它们划出界限，比如明冯梦龙《太霞新奏序》说：“词家有当行、本色二种。当行者，组织藻绘而不涉于诗赋；本色者，常谈口语而不涉于粗俗。”又谓：“当行也，语或近于学究；本色也，腔或近于打油。”冯氏主要从语言风格上区分“当行”“本色”，意思是，“当行”偏书面语但不涉用典，“本色”近口语而无粗俗成分。另一学者吕天成则曰：“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若组织，正以蠹当行。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语言……若摹勒，正以蚀本色。今人不能融会此旨，传奇之派，遂判而为二……殊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曲品》）吕天成认为，“当行”兼论创作技法但不限于技法，“本色”偏重“家常语言”但不限于模仿口语，“当行”与“本色”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出彼此。只是就最终的结果看，“当行”表现为一种“境态”，包括了语言风格、创作技法及整体意境的营造；而“本色”则主要体现为“句调”（即音律）的谐合和语言的自然。这两个术语不仅在意义上难以切割，在实际语用中也是常常连在一起使用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强为分辨、强作解人。关于这一点，郭绍虞先生的论述最为精当：“本色、当行义似无别，总之都是说不可破坏原来的体制以逞才学。但就字义言，本色、当行，亦有出入。本色，指自然之色；当行，犹言内行。”（《沧浪诗话校释》）

    其实，就诸家对“当行”“本色”二术语的使用看，尤其自诗词曲（含散曲和剧曲）的创作方面言，大体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按诗词曲的体式要求特别是格律、音律进行创作。诗就是诗，词就是词，曲就是曲，不能将诗写成文（文章），也不可将词写成诗或曲写成词。这方面，后人最推崇的是大诗人杜甫，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六这样评价杜诗：“如老杜之入蜀，篇篇合作，语语当行，初学所当法也。”意思是老杜作诗，每一首都堪当典范，其于“安史之乱”以后创作的诗歌，每首诗都是不得不作（“合”，应当）的，其中每一句又都十分“当行”，只有他那样的大家才能写出。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文学批评史上一段有名的公案。北宋诗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在陈师道看来，文、诗、词各有界限与分工，体式不同，表达的内容、文学风格乃至用语特点自应有所区别。“文”是用来阐发“道”特别是儒家的思想的；而“诗”应该言“志”，表达个人的志向及对社会人生的种种看法；“词”则重在言“情”，抒写纯粹个人的内心情感。从“诗”的角度看，韩愈的诗读起来像文章，是混淆了“诗”与“文”的界限；从“词”的角度看，苏轼的词无所不写，是混淆了“词”与“诗”的界限。还有一点，苏轼时常打破词的音律，不因律害意，也为陈师道等人所不满。尽管韩愈和苏轼的创作技巧都无可挑剔，就像当时的雷大使（中庆）的舞蹈虽极尽工巧，毕竟无法与女性之舞蹈去比谁的身段姿容更为柔婉优美，故而陈师道认为两人的作品都算不上真正的“诗”、真正的“词”，不是诗词的“本色”。陈师道的看法在当时就引起一片哗然。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当即站出来力挺老师：“东坡词小不谐律吕，盖横放杰出，曲子中缚不住者。”（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金代的王若虚也批驳陈师道“大是妄论”，不懂得苏东坡“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滹南集》卷三十九）。对于陈师道所特别推崇的黄九（庭坚）的词作，晁补之也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说：“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耳。”（赵令畤《侯鲭录》卷八）

    二是诗和词曲的语言清新自然、质朴无华，没有任何的矫饰或晦涩。清谢章铤说过：“自然高妙，词家最重，所谓本色当行也。”（《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冯金伯编纂的《词苑萃编·品藻》引尤悔庵语：“词之佳者，正以本色渐近自然，不在缕金错采为工也。”明黄周星《制曲枝语》说：“曲之难有三：叶律一也，合调二也，字句天然三也。”前两点都与音律有关，第三点强调的就是语言的清新自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不能雕琢字句、追求华丽。正如明徐复祚《曲论》所云：“愈藻丽，愈远本色。”凌濛初也说：“（曲）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其当行者曰本色。”（《谭曲杂札》）第二不能好用典故，语言晦涩。“凡曲忌陈腐，尤忌深晦；忌率易，尤忌牵涉。”（陈所闻《南宫词纪·凡例》）冯梦龙曾经严厉批评有些南派曲作家专事“使僻事、绘隐语，词须累诠，意如商谜”，指出“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遗，即人间一种真情话，埋没不露已”（《谭曲杂札》）。第三须贴近生活，摹写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直写出自己的生活所见、心中所思、情之所至，所谓“情文俱妙，允称当行”（黄周星《制曲枝语》）。要说最具“本色”的诗人应该首推东晋的陶渊明，李白和杜甫都对他十分推崇。陶渊明的田园诗，纯朴清新，毫无雕琢之迹，而且诗的意境冲淡高远，读来令人回味无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等名句，至今脍炙人口。大诗人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用来形容陶诗，很是贴切。

    三是戏曲的构造、剧情的推动与展开要贴近现实生活，人物的性格塑造与唱词、宾白应符合人物身份和人物心理的内在逻辑。这方面前人的论述很多。明王世贞评价高则诚的《琵琶记》之所以冠绝诸剧，“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模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艺苑卮言》）。清徐大椿《乐府传声》在谈到戏曲人物的语言时也说：“因人而施，口吻极似，正所谓本色之至也。此元人作曲之家门也。”说到底，核心在一个“真”字，贴近现实生活、符合人物的性格及心理发展，自然真实自然，与“扭造”之情、造作之语自无任何关涉，此所以“本色”略同于“本真”之缘故。诚如凌濛初所说：“文贵真，不贵深……夫曲随小技，实一致耳。”（《南音三籁》）

    前两个方面侧重于诗词散曲，后一方面主要为剧曲。但不管是诗词还是散曲、剧曲，其“当行本色”的含义及宗旨应该是一致的。

    谁算得上公认的“当行本色”词人呢？清代沈谦的说法应该最具代表性：“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填词杂说》）李煜自沦为阶下囚之后，其词一洗脂粉造作之气，摹写国恨家愁，哀婉凄切，感慨至深，如余怀所论，“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玉琴斋词序》），更兼李煜“精于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绝”（邵思《雁门野说》。据说李煜的国后周氏，小名娥皇，“善歌舞，尤工琵琶”，是当时著名的音乐演奏家。而李煜“因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废政事”，看来李煜通晓音律主要是受了周后的影响。事见陆游《南唐书》卷十六），故而得到后世的推许。李清照写词自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吴文英）之席，其丽处可参片玉（周邦彦）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其“以寻常语入音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能“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彭孙遹《金粟词话》），读来直如行云般“舒卷自如，人不觉耳”（王又华《古今词论》），确实高绝。清代刘体仁甚至将李清照推为古今“本色当行第一人”（《七颂堂词绎》）。这两人可谓词人中“当行本色”的典范。

    观上引诸家所论，看一个词人是否“当行本色”，主要看其作品能否谐合音律与用语造境能否真实自然，合乎这两条即为“当行本色”、称之上品。陈师道等人之所以不满意于苏轼的词作，一则因为苏轼大大拓展了词的表现内容，没有专写个人的情感；二则苏轼不肯因律害意，所谓“曲子中缚不住者”。其实这正是苏轼超凡杰出处，词自苏轼以后才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力，又岂后山所能知？

    “当行”一词后来也不限于戏曲的创作，但凡唱、念、做、打，无一不有是否“当行”的问题。戏曲中的行当分为生、旦、净、末、丑，生行又分老生、小生、武生等，旦行则有青衣、老旦、花旦、刀马旦、花衫等，每一行当的表演及角色创造都要真实传神，符合剧中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职业及剧情发展，唱腔、念白既要严格遵守戏曲的各种规范，也要符合人物内在的心理逻辑，才可谓之“当行”。臧懋循《元曲选序》：“行家者，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说的就是人物的表演与角色创造。“凡唱要稳当，不可做作。”（朱权《太和正音谱》）这说的是唱功。而“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不可做作”不仅仅是“当行”的要求，亦兼有“本色”之义。到今天，“当行本色”的用法就更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