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

    “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西安事变第二年，张学良的秘书王卓然就写过这个题目。其实所有张学良传记，包括一些文章，都在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可人们仍在千百次的问。不是问者心中没有答案，只是总觉得张学良这个人太难理解、太难概括了，以至于怎么理解和概括都感到有点差强人意。这也是张学良持续受到关注和史家不断有新著推出的原因所在。

 

    就人物研究而言，面对难以理解和概括的问题，唯有找到新史料、新方法、新角度，在此基础上得出新结论，方可称为有价值的新著。

 

    王海晨教授的《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就是这样一部书。书中引用大量国内外档案资料，从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历史观、两岸观、宗教观等六个方面，展开传主的传奇人生。正如张学良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友坤研究员在序言中所论：“如果说过去的不少专著，只讲是什么，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那么该著的独到之处则是史与论、情与理、叙与议紧密结合，从思想层面深刻地阐明了张学良的人生。该著既是风格别具的传记，更是思辨色彩浓郁的思想评传，具有视角新、史料新、观点新之特征，填补了张学良研究领域的空白。”

 

    张先生的上述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本文要强调的是作者将“历史上”“人们眼中”和“传主心里”的张学良放在同一框架内考察，可谓前无先例。我读过作者的一篇文章，他自己说是创作本书的体会，实际上是对本书缩写性的总结，简洁地回答了“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在历史上，他是颗‘流星’，亮过，但一闪即逝；在人们的评价中，他是座‘箭垛’，是之者过，非之者也过；在传主的口述里，他是块无色‘水晶’，语坚辞利，晶莹剔透。”文笔简约而清新，比喻形象而贴切，“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目了然，令人耳目一新，且过目难忘。

 

    他是颗“流星”，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中国的夜空。

 

    就亮度而言，唐德刚先生有一段评价：“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张学良这一记杀手锏，也使自己由一位中国最年轻的一级上将军成为了政治流星。

 

    “仰望20世纪星空的人们，多数人看到了这颗流星滑落时放射出的那条光束，将积聚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内战阴云划开了一道缝。”一些有良知的人们，怀着感恩的心看到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星”骨铮铮，“却很少有人能听到，一个壮怀激烈、炽热燃烧着的生命个体与冰冷的民国政治大气层摩擦时发出的苦痛呻吟。”

 

    在20世纪政治星河中，“流星式”的人物不止十个百个，但如果按“流星”的传奇色彩、滑落时的痛苦、隐身后的凄惨程度来综合考量，张学良“无疑可称为最孤独的那一颗”。

 

    张学良自己说，他的政治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作者写道：“只要是正常人，36岁，无论对从事什么职业的人来说，都是生命中最绚烂的佳期。政治生命夭折了，自然生命延续着，这对一个对政治本不感兴趣或善于放弃和转弯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一种解脱，而对一个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又以靖耻复仇为毕生使命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被迫中断，延续着的自然生命就变成了对灵魂的一种折磨。生命延续得愈久，灵魂被折磨的时间愈长。张学良活了101岁，在他101岁的人生中，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被黑’的长夜中度过的，其间的寂寞、孤独，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想像。”

 

    人们可能会问，张学良被囚之后，说他孤独是可以的。被囚之前，他曾是“东北王”、北洋政府“末代元首”的长子，民国初年公认的“四大公子”之一，怎能说他孤独？他由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晋升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地位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来孤独？张学良研究会前会长胡玉海教授读了此书后说：“如果从张学良显赫的家庭出身，不凡的社会地位，形而下地去看，他没有理由‘孤独’，也不可能‘孤独’。但是，当你如作者一样走近张学良，特别是走进张学良心灵，就会发现，他不仅‘孤独’，而且是‘百年孤独’。”那什么是张学良的孤独？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孤独是流星划破夜空时无人能懂的执着，是闪亮时没有回应的尴尬。”可见，作者说的孤独是心灵上的“求而不得”和思想上的“高处不胜寒”。

 

    在笔者看来，此书是作者对张学良进行“心灵考古”的记录。心灵是神秘的，可思想是心灵的窗口，唯有通过对思想的考察，方可探索到心灵的模样。只有走近张学良，走进张学良的心灵，才能对他的思想人生做出客观的评价。但不是谁想“走近”就能“走进”的。王海晨教授既具备这样的勇气，同时又具备这样的学术水平和思想底蕴。

 

    国内第一部张学良译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是他领衔翻译的，出版于1987年，据出版部门统计，现已累计发行30余万册；第一部张学良全传《世纪情杯：张学良全传》是他牵头完成的，这部近百万字的专著于2001年底一经推出，就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普遍好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荐文，中央电视台作了新书推介，2011年入选“人民·联盟文库”第一辑；第一部张学良口述全集《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7卷本，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系统性和研究价值的第一手资料，2012年作者作为主编之一参与其整理和统稿；为走近张学良，作者在30余年间，陆续走遍了张学良在大陆、台湾的囚禁地。当看到这些具有开创意味的学术成果和作者所走过的足迹，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何以能轻松地“走近”张学良了。

 

    张学良确实是位难以概括的是非人物。一生虽足百年，但他的执政生涯只有8年，8年之中，他亲身经历了数次重大历史事件，并在这些历史转折关头，挺身而出，而且不需要同情，也不惧怕单枪匹马，只要他认为有益于天下，他就舍得一身剐——毅然易帜、调停中原大战、辞职下野、“剿共”“通共”、临潼捉蒋、送蒋回宁……。书中分析，思想是促使他“不按常理出牌”的动力和“之所以成为张学良”的底色，底色之中最醒目的色彩是“孤独”，而这种“孤独”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超出普通人的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张学良不需要同情，也不怕单枪匹马，为何还说他孤独？作者做了如此表述：“英雄也是常人。他对他被囚五十余年，嘴上说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但内心是企盼人们的理解的；他‘易帜’、‘兵谏’时，不惧怕单枪匹马，但他多么渴望人们的回应啊。可他在世时，在民国政坛的同僚中，他得到过几人的理解？有多少人给了他所渴望的回应？真正能洞明他精神世界的又有几人？直到今天，人们对他仍然误读多多。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他能不孤独？”

 

    纵观全书，作者立意“孤独”，并非只是匠心独具，而是他“走近张学良”后的准确把握和定位。正如作者所言：“孤独不是慎独，慎独是一种自我约束的状态，而孤独的人是想摆脱他人的约束而无方，寻求他人的理解而不可得”。这样定位，是对传主深层次的理解，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种理解是走进张学良心灵的一把钥匙。

 

    他是座“箭垛”，是之者褒之甚，非之者贬之过。

 

    “流星式”人物多传奇，“箭垛”源于传奇。这是作者的观点。“大凡称得上传奇的人物，差不多都具备以下三个特点：（1）他们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所做的事情，被一般人认为不可能，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却做了，而且做到了，而且惊天动地，可称之为奇迹；（2）他们的人生轨迹曲折复杂，而且大起大落，特立独行，超然无侣，不被当时主流价值观所认同、所理解，但他们总是执着不改，奋然前行，可称之为奇特；（3）他们的周围好像罩着一层雾一样的谜团，这谜团藏有许多机关，每一个机关都被一把锁锁着，只有打开这一把把锁，才能走近他，可称之为神秘。”因为“奇”，所以人们不仅喜欢读，而且喜欢在他们身上寻找自己所爱所憎的影子。因为“神秘”，所以人们不仅愿意在他身上搜神猎奇，更愿意把所搜到的“神”和“奇”写得更“神”更“奇”。“因为流星陨落了，敬他，憎他，爱他，恨他，捧他，骂他，他都不会有什么反应。于是，流星式人物就成了‘箭垛’”。

 

    “箭垛式人物”的提法，最早由胡适先生发明。依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所论，箭垛式人物如同诸葛亮草船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胡适说，能够称得上箭垛式人物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福之人，一类是无福之辈，两类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传说多、传奇性强的人。而这类人最容易中箭。

 

    有福之人，平生说过一些好话，行过一些好事，后人听了心生爱意，心有所爱，“爱则加诸膝”，便把能贴上点边儿的美言、美事、桂冠式的美标统统加在了他的身上，就如同把所有的“金箭”都射到“干草人”身上，“干草人”便成了“金光灿灿”“宝物满身”的“圣诞树”。如关公、包龙图之类的人。

 

    无福之人，平生曾经恶语伤人，也做过一些人们认为不好的丑事，后人闻之心生嫌厌，心有所恶，“恶则坠诸渊”，便把想吐的口水、想丢的馊饭、想倒的污物一鼓脑泼在了“干草人”头上，“干草人”便成了“脏兮兮”的“泔水缸”。如商纣王、秦桧一类。

 

    张学良属于哪一类？在作者眼里：“张学良是箭垛式人物中的另类。在张学良身上可谓‘金箭’与‘污箭’同在，美言与口水相重，圣洁与浑浊相混，桂冠与罪顶相叠。正看是‘圣诞树’，反观则是‘泔水缸’。”

 

    是啊，世界上最好的“金箭”射在了他身上，如“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爱国狂”……。同时，人们最厌恶的“污箭”也射在了他身上，如“民族败类”“千古罪人”“花花公子”……。

 

    射“金箭”的人认为，箭箭有据。比如，他父亲张作霖被炸后，他可以选择接过父亲的权杖，让“五色旗”继续在东北飘扬，因为当时的东北军实力还在；他也可以选择关上山海关的大门，效仿他父亲当年的做法，“自立为王”，等待时机，重整“旧山河”；他也可以“挟冠自重”，按照外人的设想，当“满洲皇帝”。“但张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南京，不做元首做疆吏，不做皇帝做臣子，最后招致日俄南北夹攻。”张学良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民族情怀、一心促成国家统一而已。仅此一举，足可以和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一比高下，更不用说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和西安事变了。

 

    射“污箭”者认为，并非“箭”“污”，他本为“污人”。作者举例，“如九一八事变，他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麾下有数十万大军，面对万余入侵之敌，一枪未放，即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说他是‘民族败类’，何屈之有？”

 

    任何人身上都有亮点和污点，研究历史人物，亮点当指，污点当斥，“但说张学良是箭垛式人物的原因不在人们指其亮，也不在斥其污，而在于指其亮、斥其污时，将别人的亮点和污点移花接木般地嫁接在了他身上，或只指其亮，不指其污，或只斥其污，忽略其亮；或神化其亮，妖魔化其污。”

 

    箭垛式人物多争议，有争议的人物不好写。张学良尤其难写。

 

    作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民国历史上的箭垛式人物中，大概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有那么大的争议，被射中那么多来自不同方向不同颜色的箭，附会给他那么多互相矛盾又都好像有根有据的东西。弄得人们一时无法知道附着在他身上的东西哪些本属于他，哪些不属于他，这不仅指他身上的故事，也指人们加给他的那些思想、情趣、偏执和截然相反的评价。”这也怪不得忆者、书者、评者，他给人们留下的亮点、盲点、疑点太多太多。“谁说他、写他、议他都免不了有些控制不住的激动，难以做到不夹杂情绪的心平气和。”

 

    “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说他，有许多精彩感人的段子不能不说；写他，有许多值得深思的细枝末节不能不挖；议他，评他，又怎么议、怎么评都觉得有些不妥。由此，你说一点，他说一点，“就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你添一枝，他添一叶……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于是，他的故事越来越长，他的人生越来越曲折，因而引发的大段主观抒情和貌似客观的评论硬生生地射向了他，他也就成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式的箭垛”。

 

    他是块“水晶”，净处不着色，污处也自明。

 

    张学良轻轻地走了，却留下一堆重重的谜团。人走了不可复生，谁又能替他解开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究竟的谜团？谜团不解开，是非难断定，是非不断定，扎在他身上的那一团“刺猬也似”的箭又有谁能分辨出哪些为实，哪些为虚？

 

    幸运的是，张学良在走之前，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口述史料。本书值得称道的亮点较多，大量引用口述史料，并把创作过程写入书中，笔者印象深刻。“一边读他的口述，一边再仔细‘端详’其他书里、戏里那个箭垛式的张学良，至少能分辨出一部分箭只本属于他，一部分不属于他，剩下一部分模糊难辩的如果顺着传主的思路下一番功夫，也不难从中悟出一些如何分辨的方法和玄机。”

 

    作者通过爬梳张学良100多万字的口述，加深了对张学良内心“隐密”世界的了解。作者自己说，除加深了对“流星”何以亮、政治生命何以短、“箭垛”何以成为“箭垛”的理解外，还通过研读他的口述，对口述本身的价值和通过口述对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有了新见解：他还是个“水晶”式的人物。

 

    “他有水晶体的本色：透明。不护短，不掩污，不谤白，不辩诬。”许多人都想青史留名，为了青史留名，有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不谈走“麦城”，想方设法贴金表功。张学良不同，“他在口述里经常自揭他人不知之短，自去已被别人沾在他身上并已成定论的‘金粉’。如公开出版的论著、回忆录都写明，九一八不抵抗是因为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铣电’命令。他却说：我这人不像人家说话，我不推辞，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与南京政府无关。说是中央的命令，这是推测，是有人想替我解这个过，不，我的过就是我的过。”

 

    “他有水晶体的品质：锋利。针砭时弊，一语见的。”张学良在口述中说：“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因为国民党把老百姓逼得都投靠共产党了。”蒋介石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不用人才用奴才。”

 

    “他有水晶体的性格：坚硬。不屈不从，遇强宁碎。”面对强权，他不顺从，不屈从，不避让，不躲闪，怒形于色，剑拔弩张；面对强敌进攻，他不讲策略，不懂迂回，也不会借力打力。“因此，他被强敌打败了，他被强权毁灭了，他在官场失败了。而张学良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令如我这般长期关注张学良的人都大感震惊和叹服。如他在书中说，张学良是历史难以忘记的人物。“人们能长久地记住他，恐怕不只在于他把短短的执政八年演绎得如何风声水起，也不只在于他将‘花花公子’的情感世界弄得如何斗艳争奇，更在于他的失败。”

 

    关于这一观点，作者论述得尤为精彩。作者认为，第一，张学良是个失败者，因为他执着。“也正因为执着，他把自己心中的‘大道’融进了自己的生活，笃行信道，败而不悔，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仍然说，如果再让他活一次，他还会那么做。也正是因为执着，执着得有些偏狭，他才成了政治上的流星。因此，可以说他是个不成熟的政治家，但不能说他是政客。因为政客都是变色龙。”

 

    第二，张学良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多情。也正因为多情，他才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航向，他同情平民，反对内战；他同情“领袖”，出兵中原；他恨日本、钟情民族、同情共产党，才发动了西安事变。也正因为他多情，他才成了人们口中、笔下的箭垛。“因此，可以说他不是完人，但不能说他是庸人。因为庸人多自私，难有大真情。”

 

    第三，张学良是个失败者，因为他行狭仗义。“也正是因为行狭仗义，他把他的真性情一面展现得一览无余：肤施密谈，一诺千金重；送蒋回宁，轻信落囚笼。也正是因为行狭仗义，他才在官场里显得格外简单、率性、透明，个性似水晶。因此，可以说他不是伟人，但不能说他是孬种。”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此书，我说，这是一部思之沉重，读之轻松的“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