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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有一所“职工业余图书馆”，发起人是一些热爱文学和喜欢读书的钱庄店员和学徒，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为革命家，有的则成为出版家。
那是1917年前后，上海“福源钱庄”的店员应修人把收藏的书刊集为“修人书箱”，专供钱庄同仁（主要是无力借阅书刊的钱庄学徒）阅读。围绕这个“收箱”，不久即集合了一批同好的学徒。到了1921年5月1日，应修人又发起组织了一个“共进会”，会员须缴纳会费作为购书及馆务之用，从一个上海钱庄业和银行业青年职工互助性的读书团体逐渐扩大为一个对外开放、专门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图书馆”，因其可以用通信的方式借书，遂称“上海通信图书馆”，读者不须费用，也不须担保。
“上海通信图书馆”还有一个标记，是一个五角星（后改为五叶的梅花瓣），寓意它是“五一节”成立的，抑或最先是五个创办人的——应修人、谢旦如、沈滨掌、许元启、戚焕埙。
此前，由于上海的城市定位和功能，容纳了不少外地来求学和谋职的青年，其中不乏失业和失学人群，他们正在求知欲最为旺盛的年龄段，而上海并没有提供他们需求的相应文化馆所，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发起和参与了诸如“书报流通社”“读书会”等小组织。对此，应修人在192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的文章。
应修人在文章中首先谈到当时一般普通读者被轻视的状况，以及当时现有图书馆的状况：“知识谷里的甘美之泉，谁不想尽量吞喝？艺术园里的缤纷之花，谁不想恣情凝睇？”他慨然：“假使本地左近没一个完全公开的图书馆，我们要调一本心爱的书或者要参考一本翻一翻的书，而借没有地方，买没有钱，炽热的活力逼得终于在幽郁里冷却，这于精神有何等的损伤？于事业又有何等的打击？”于是他发愿：“在一九二一年的‘五一’，我们就有着本馆的创设。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辽远偏僻的地方，这是我们特用通信借还制的本意。以无猜忌的真情接待借书者，不收租费，不讨保证，也不希望任何的酬劳，以设身处地的用心为借书者着想，使不受路线限制。不受经济限制，不受职务限制，也不受早晚的时间限制：这是我们筹划进行的方针。”
果然，不同于其它图书馆，在这里提供的是“‘五四’以后的良书”，即其藏书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杂志，以及鲁迅的《呐喊》《野草》等，却排除了其它图书馆的“国粹”，更为突出的则是其作为晚近中国思潮史上一朵浪花的理想主义表现——“互助”“联合”，以及宣扬“一切是艺术的，烂漫天真的，一切是无阶级的，非个人占有的”，这与曾经一时南北共生的“工读互助团”等等彼此辉映，构成了一段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篇章。
“上海通信图书馆”成立后，宣布还参加上海学术团体一切对外联合的活动，不仅是单纯的一个喜爱读书的青年的“会所”，还是一个开展“运动”的团体，不能仅仅将之当作一个图书馆来看待。
1921年5月1日，随着“共进会”的成立，“上海通信图书馆”也正式成立了。馆址先是在“福源钱庄”的楼上，后来藏书增加，借书人也多了，遂迁至上海天津路44号的一间房子里。
“共进会”的宗旨等，在《洪水》半月刊第13期刊登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的“征求月”》广告中可以看出：该会意欲“联合各地爱读书而不能多买书的人们，以互助合作的精神，共同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收集并流通有时代思想的各种学术的文艺书报，使每人每年只出有限的会费，能随时随地读到无数的刊物；同时并推己及人，公之于社会，使各地有志读书而困于经济者，也能不离住所，不妨业务自由借读各种书籍。”
到了1925年8月，出版了《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共出有8期），期间还多次编印有《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至1926年10月，出至第6版）。此外，该馆的衍生产品还有“新书推荐社”，读者只要定阅《月报》（一称《出版月刊》）则即成为社友，可享受其所推荐的新书8折优待，其它新书9折优待，且邮费免收，等等。
随着业务的扩大，“上海通信图书馆”几度迁馆，后又迁至横浜路天寿里91号。到了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时，该馆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应修人等几位办馆骨干也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该馆的活动即在商务印书馆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为了实现“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的宗旨，加大业务量，遂再迁至宝山路三德里。
楼适夷生前有一篇《从三德里谈起》的回忆，他说：“是‘五卅’运动大浪潮过了不久吧，我们几个年轻朋友自己业余经营的一个小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业务越来越兴旺，（应）修人家隔壁一家小烟纸店楼上的房子，再不够我们回旋了，于是找到了这三德里的房子。整幢我们租不起，与‘中国世界语学会’，也是一个穷团体合伙，租了那儿A16号的小楼。”
不久，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团体——“创造社”也迁到了这里，正好就在“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隔壁，在它们的附近，则是当时中国出版的中心以及中国图书馆一大重镇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
三德里（上海闸北的一条里弄），就这样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商务”“创造社”“通信图书馆”，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济难会”（中共与“创造社”成员等发起），都聚集在这里。而三德里A16号和A11号的一班人马，便是一群江浙人为主的“小伙计”——前者有应修人、楼适夷等，后者则有潘汉年、叶灵凤等。楼适夷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图书馆干义务劳动。而对出版部又都是五块钱的股东身份，就常常上A11号去玩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帮忙。这些人个个都是小作家，写文章，办刊物，各有特色，又都爱聊天，叙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所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处得非常愉快。正不愧为‘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
“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们都是“文化志愿者”，他们分别支撑着各自的团体活动。如“创造社”的周全平，就是这样记着当时“出版部”的日常活动：
新生活的开始也可以说我们的‘商人化’。除叶灵凤，他是依然继续着学校的生活，此外，都成为处理簿籍的商人了。起初是想不到事情曾这般麻烦的，尤其是我们都是毫无商业经验的，便格外忙得厉害，东一本，西一本，左一本，右一本的大小中外各式账簿，把我们几个人弄得‘神魂颠倒，手足无措’，外表上看来已很有样子了，翻着爬满了红蓝数字的簿子，滴搭地打着算盘，然而事情是这样可等，往往打了半天的算盘还打不出一个得数，结果依然用笔算把一个个的加起来——，现在可是不同了。
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到了1928年，它的藏书由创办时的138种增加到5000余种，读者也达到二、三千人，且读者群由上海逐渐扩大到了国内20多个省市，并远及日本、美国、法国等地。期间，其在图书馆管理方面也有建树，如应修人和许元启曾试行以汉字拉丁化拼音组织著者号，并自编了新的图书分类法，于1929年经“新书推荐社”修订，正式定名为《S.T.T.图书分类法》，该分类法对当时盛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体系持批判的态度，在类目设置上突出了中国的国情。
至于其内部的发展，也是灿然可观。当时“共进会”的会员，济济一堂，如恽代英、应修人、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楼适夷等；而其与新文学史上的一些社团也有关系，除“创造社”之外，还有杭州的“湖畔诗社”，以及革命史上的“互济会”等。它还参加了一些进步团体，如“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出入其间的则有“左联”人士冯雪峰等。
今年是“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前身也即其雏形——“修人书箱”问世整整一百年，让人不由不分外感怀“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三杰”，即应修人、楼适夷、谢旦如。
应修人，浙江慈溪人。祖父在上海当学徒，后开了一家绣花店经营，父亲原先在宁波当店员，后在上海一家旧书店当职员。应14岁小学毕业后，迫于生计，也去上海“福源钱庄”当学徒。其自述云：“我小时没受完全教育，到上海来又不曾利用余暇补足智识。到今年二十岁，还是个常识未备的人，真惭愧。”学业中断并没有影响他对读书的渴求，当年他省吃俭用购书、读书，学徒期满已收藏了近300本书，又为了“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辽远偏僻的地方”，将这些书集中在一个订做的大木箱里，即“修人书箱”。
应修人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接触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青春》和《今》两篇文章，对他影响甚大。“五四”期间，他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后来他离开钱庄，到“中国棉业银行”担任出纳股主任，随着收入增加，他买的书也越来越多，发现许多青年职员也都喜欢读书，便倡议把书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小图书馆，这就是“上海通信图书馆”。
楼适夷原名楼锡春，浙江余姚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他1919年随父赴沪，在一家钱庄里当学徒，后在《创造日》和《洪水》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据其后来的回忆：“1924年，我参加‘通信图书馆’。经过情况是偶然的。这年春天，有一次去‘大光明’看电影，碰到一个青年说话是家乡口音，两人一谈气味相投，认了同乡，互留了地址。他叫戚焕勋，在日本洋行中当小职员。第二天他来找我，说是现在他们办着一个小图书馆，今年五月是这个图书馆创建三周年纪念，正在募捐、征集会员、扩大组织，他约我参加，我就参加了。这就是‘通信图书馆’。”楼适夷后来成为资深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与当年的这个小小图书馆自然不无关系。
谢旦如又名淡如、澹如，上海人。其家族世代经商，父亲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不仅酷爱字画，藏书也极为丰富。谢旦如幼读私塾，受家庭薰陶，也喜爱文学，13岁时父亲故世，乃遵遗志和奉母命在钱庄当学徒，遂与应修人、楼适夷为同事。
谢旦如早年曾先后就读于上海惠灵英文专科学校、南方大学、国民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其受应修人等的影响，阅读了大量新文化书刊，至1921年乃与应修人等创办了“上海通信图书馆”。1924年底，又经应修人介绍，加入了由冯雪峰、潘谟华、应修人、汪静之发起的“湖畔诗社”，出版有诗集《苜蓿花》。后来谢旦如与人合伙，又先后在上海老西门、静安寺等处开过“西门”、“金星”等几家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并推荐进步书籍，书店被查封后，其又单独开了一家“公道书店”，经营旧书，这里也是中共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处。
谢旦如后来迹近湮没而不为人知，当年他曾参加过“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并与友人合编有《出版月刊》，还曾在寓所里掩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并与鲁迅有过交往，甚至曾冒着危险保存鲁迅手迹、烈士文稿以及革命文艺刊物等。抗战期间，他还参加了救亡文化活动，并协助许广平编辑出版鲁迅《译丛补》及《鲁迅全集》，参加《鲁迅风》的编辑工作。后来他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第一任副馆长。
说到“上海通信图书馆”的结束，楼适夷在《从三德里谈起》一文中回忆当年的三德里情景：
小伙计们有几位坐过一回牢，孙传芳封了门市部，把他们带走，幸而当淞沪督办的是学者丁文江，由谁走他后门，放出来了。等到来了蒋介石，出了‘四一二’事变，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为‘江南书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图书馆’则依然尚在，关了一阵门，又开张了，直到1929年给封门，捕人，没收，遂告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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