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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更具中国特色、更加本土化的学术研究方向日渐明确。这一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样一个论断——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至少将大大放缓；而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
这一判断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学典教授作出的，他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在此之前，王学典这篇文章的要点以《儒学复兴，必须与自由主义对话》为名在2016年1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刊出。2016年9月21日，《中华读书报》再次发表王学典文章《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对上述论断做了进一步展开。
这一论断是在“中国学术本土化”的语境中展开的，但中国学术的本土化并非新命题，这是一个深深嵌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老命题。因此，理解上述论断及其所引发讨论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历程进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历史过程
历史上，中华文明曾多次面临外来文明的挑战，与此相应，中国学术也在外来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形成了本土化的命题。如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如何在佛教的冲击下完成本土学术的自我调适，就是几代传统士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而这一过程直到禅宗在唐宋时期产生之后才基本结束。
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术本土化的进程则更为复杂深刻。如在胡适“全盘西化”以及后来陈序经“充分世界化”的观点沸沸扬扬的同时，也有辜鸿铭、蒋廷黻、梁漱溟、林纾、吴宓、吴景超、杜亚泉、刘师培等一大批中学功底深厚的学人守持学术的中国立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梁启超1919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具有影响力的平台如吴宓等创办的《学衡》杂志、杜亚泉担任主编的《东方杂志》等。1930年代初，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就曾指出：“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图，下至拉斯基，都听过一遍；好一点的，还对某派某家下过专门的研究。至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普通不过看了梁启超先生的讲演集。”因而他主张中国大学应“为中国造人材”，去开垦中国问题的新大陆。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学术界相应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中国化运动”。1939年4月，《读书月报》率先开辟了“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发表了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和柳湜《论中国化》等文章；随后，《理论与现实》杂志在重庆创刊，创刊号刊登了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与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两篇重要文章；此外，千家驹、艾思奇、李达、沈志远、胡绳等著名学者也纷纷亮相，他们共同倡导重视中国古代的哲学、科学思想、史学等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阐发中国旧道德中诸如坚韧不拔、从善如流、知过必改等优良传统。与此同时，一批极具中国特色、至今仍具震撼力的思想理论在1940年代前后陆续问世，如梁漱溟提出“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完成《乡土中国》讲稿，“差序格局”“长老政治”等经典论断提出，这些虽然在学术上存在争议，但至今依然闪耀着中国光芒。
1952年，中国大陆仿照苏联学科建制进行了大面积“院系调整”，在俄文成为“第一外语”、苏联学术全面主导的背景下，依然有不少学者积极倡导学术的本土立场。如潘光旦就对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苏联教育理论持保留态度。更具代表性的，是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提出苏联学术注重对问题的“具体分析”，但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则需要对哲学命题进行“抽象分析”的观点；随后，北大哲学系发起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对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苏联学术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
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我国台湾学界开展了一场“学术中国化运动”。杨国枢、李亦园、文崇一等学者以心理学为突破口进行“中国国民性研究”，标志性的事件是1972年《思与言》杂志社举办“发展与展望”系列研讨会，并陆续在台湾学术界开展巡礼，使对西方学科以及方法论的警觉在台湾学界得以树立。而在这场运动之前，台湾学者的精神面貌则如杨国枢在回忆中提到的那样：“我回顾自己所做的研究题目，发现这些题目都是美国人做过的，我们根本没有思考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到底什么样的主题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在作一个题目的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的压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
198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文化热”，在全社会反思文革的历史背景下，拥抱科学方法论、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再次被提出。但与此同时，也还有庞朴、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余敦康等一批学者的也在各种学术争鸣和文化思潮中坚持本土化的学术立场取向。
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大潮，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带有明显西方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日益成为热门和显学，海归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管理学家也逐渐掌握了越来越大的学术话语权。但学术本土化的意识和警觉依然在学术界得以延续。如1994年，陈明教授创办《原道》辑刊，强调要从本土文化资源中为东方式现代化提供支撑；1995年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林毅夫教授提出了社会科学在加强规范化、国际化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本土化资源的挖掘；再如1996年苏力教授出版论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提到除了本国传统和历史典籍之外，“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2001年，吴重庆教授出版《本土情怀》，提出“希望从有系统地提炼、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概念开始，来一次观念上的沐浴清洗，荡涤‘西化’的层积”。此外，郑杭生、邓正来等不少学者也先后就各自学科如何重视本土资源提出了看法。
上述回顾不过是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几道剪影，远远不能涵盖这一过程本身。但不论中国学术本土化的“他者”是美国、欧洲还是前苏联，中国这一过程都是现代化的学习者、赶超者，实现现代化始终是大前提。
中国学术本土化的新时期、新特点
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趋势从青萍之末蔚然成风。2001年武汉大学设立国学试验班，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2009年清华大学重建国学院，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古典学实验班，2012年山东大学开办尼山学堂，提倡“继绝学、铸新知”古典学术研究，2016年复旦大学成立上海儒学院以及海内外不断发展的孔子学院、孟子学院等，这些都可以视为中国学术本土化趋势的表象。
表象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时代内容。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会上，一位80后学者提出：80后的中国学者，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代不需要仰望美国的学者。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扩展为“四个自信”，“文化自信”的提出对于学术本土化无疑是一种指引和鼓励。
的确，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强大了，积贫积弱的状况得到巨大的改观。历代学人在书房里呼吁学术本土化的同时，窗外也许正是敌人的枪声炮声和旁人的指摘讽刺，这种磨砺给一代代中国学人带来了文化心理上的矛盾、无奈、挣扎甚至是分裂，而这正是新时期学者所没有经历、也无法从历史学习中感同身受的，这未必是好事，但必须承认，时代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壮大以及开始对“现代性”存在问题的局部反思，将会给中国学术本土化的进程带来一些实质性的改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提到，“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即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只有在它已发展到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阶段时，才能准确理解前一个时代或前一个时期。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学术本土化必然与反思中国学术的现代化统一起来才能实现自身的突破。
而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能理解“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这一论断能够引发热议的原因。应该说，这一论断背后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学科之间简单的升降关系。
学术界正在回应——2016年9月24日，《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清华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江苏社会科学》《东岳论丛》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十多家学刊代表应邀参加《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名刊工程恳谈会。其间，《中华读书报》在3天前发表的《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一文被参会的学报主编们从会下议论到了会上。参会代表指出，中国学术本土化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经酝酿，《济南大学学报》决定于2017年第一期开辟专栏“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就此论断展开专题讨论。
在开设“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之前，济南大学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选题会，邀请相关学者对“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的内涵外延进行了论证、研讨。专栏开辟后，已发表两期共7篇文章，来自哲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领域的学者纷纷参与讨论，更可喜的，是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社科领域的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回应，使得讨论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与此同时，《济南大学学报》还将围绕这一专栏在济南、上海、重庆召开学术研讨会，向各界学者广泛约稿。《济南大学学报》主编武卫华表示，初步计划将此专栏开设一年，为各学科学者提供讨论的平台。
2017年1月18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王学典《儒家文化与中国改革》，对上述论断做进一步展开，随后《北京日报》《文摘报》分别以《对儒学进行社会科学化冶炼》《创造一个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为标题对该文进行了摘登。这些万字长文在微信上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关注，围绕这一论断的讨论也逐渐热闹起来。
在众多回应者中，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声音值得关注。2016年4月，陈平原教授在一次题为“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的演讲中提到：“近日读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感慨很深……‘以前光社会科学家忙，现在搞传统文化、搞儒学的人也非常忙，东迎西请，不亦乐乎！’这种描述也大致准确。”“只是人文学与人文学者的命运不是一回事，我关心的是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或者作为整体的人文学者的历史命运，而不是具体人物的荣辱与升降。”
陈平原教授的关切点在于学科关系背后的学人心态，这是更为深沉的问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去看看其他学者对于这一论断本身的讨论，即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为何会告一段落？人文学术又如何在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中从边缘回归中心？
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为何将告一段落
鉴于两方面理由，参与论争的学者对于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将告一段落的判断大多持赞同态度：第一，相对于“赶超”，中国学术更需要的是“看路”，而要想看得远，就得“眯起眼睛务务虚”，而社会科学实证主方法论的问题则恰恰在于把问题看得太细、看得太实。“科学无穷证据有穷”“大数据里未必有大方向”，这些观点在这次论争中被学者们多次提及。第二，社会科学出现了“唯学科化”趋势，学科间条块分割，用一些莫名其妙、故作高深的“进口术语”高筑学科门槛，淡忘了学科分类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现实、回馈社会的初衷。虽然分科学治学有其合理性，但用学科去切割现实则无异于本末倒置。有学者把学科比作“手术刀”，而现在的学科建设则越来越“沉溺于对手术刀的打磨、把玩和观赏，而忘记了手术刀的用途，是为了解剖，是为了救死扶伤”。
方法论和学科设置的缺陷，不可避免地带来“理论的贫困”，而中国学术的当务之急正是从现象层面的描述向理论层面的创新转型，从出材料、出文献、出数据、出案例、出调研报告，向出思想、出概念、出话语、出方法论转变。对此，不少文章分析道，这种理论的乏力导致中国思想界很容易受到外来理论的冲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给中国学界带来的震荡，再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等都给中国思想界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虽然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已经被实践证明存在很大的漏洞，就连福山自己都对“历史终结论”进行了反思，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被这些外来理论“折腾得不轻”“害得好苦”。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在回应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对于自身“理论的贫困”还是清醒的，也做出了高水准的理论建树，如金耀基先生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一书中对香港“政治吸纳行政”的概括就凸显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政治学在某些领域的理论焦虑；再如“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政党调试”“项目治国”“增量民主”“公司化地方政府”等从中国特色实践中抽象出的理论成果，都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对于遏制西方理论对中国实践的误导和切割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理论成果多是针对西方的回应，其态势是防守性的，甚至有时会显得疲于应对，缺乏标识性成果，更罕见理论集大成者。这些理论可以对“中国特色”进行局部的解释，但却很难去概括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因此，更多学者在这次讨论中将目光投向了理论建设的策略层面。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在2017年第1期《济南大学学报》“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发表文章《加强实证研究，建构概念体系：试论中国政治学术话语的发展策略》，将中国政治学学术话语的理论建构概括为“引进—变形”“套用—延展”“局部创新”三种路径，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遵循着“中层理论”的发展策略。所谓“中层理论”，即一种“既有较高的抽象、概括和普适性的内涵，又能够直接联系经验事实、为实证研究提供受检假说的理论建构工作……既要求立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而非焦虑于理论争论和价值表态，又要求着眼于理论概括的‘抽象阶梯’而非归结于宏大叙事和思辨取向”的理论发展策略，它的特点在于“既可以容纳特定对象的具体属性，同时也可以兼顾可能生成的抽象比较”，因而是“可以串联起可靠的实证研究与扎实的理论思考的策略方法”。
其实，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呈现的“中层理论”特点，在较早之前就被一些敏锐的学者提出了，如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在2001年出版专著《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则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论文《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都对“中层理论”做出过阐发。在杨、徐那里，“中层理论”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克服“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问题，旨在恢复中国学术的理论维度，但在这次论争中，“中层理论”能够多大程度地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抽象能力似乎也成了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引进变形的、套用延展的、局部创新的和具有折中取向的理论建构策略如何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顶层设计”贡献资源？而“中层理论”所要回避的“价值表态焦虑”不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焦虑本身么？
总而言之，社会科学不仅需要在方法论和学科转型上全面升级，还需要在理论定位上更为宏观，而这一过程至少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因而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将告一段落，至少是大大放缓”这一论断表示认可。此外，在指出社会科学存在问题的同时，不少学者还同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欧洲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从古希腊、古罗马获取营养，从而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桎梏，因此，山穷水复疑无路时，中国学术应回到“郁郁乎文哉”的先秦、回到孔孟、回到老庄、回到法墨，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那种未经规训、未经分门别类的磅礴之势中获得想象力、创造力。
传统人文学术如何向今天开放
台湾学者王汎森曾发此感慨：“为何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大量学科的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一个中国传统人物的名字？”
中国古代有《资治通鉴》，因此我们常说历史具有“资政育人”的功能，而以现代社会科学为支撑的智库则扮演着“咨政启民”的角色，那么“资政”与“咨政”是什么关系？古籍如何向当代开放？文气又如何接上时代的地气？或者说，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如何为社会科学贡献理论资源？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必须直面的问题，也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题中之义。
此次讨论中，不少文章提出这样的疑问——大家都期待人文学术可以更好、更快地发展，但一来卷帙浩繁的经史子集令人望洋兴叹，二来传统人文学术经典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其中纵使有“造物者之无尽藏”的智慧，但对于解决现当代社会碎片化、商业化、娱乐化等问题又多少现实意义？
2017年第一期《文史哲》发表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文章《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兼论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应：“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单一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2017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发表陈来文章《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回应：古籍文本“意指的东西本来就远比作者之意更多，后来时代的解释就是把其中包含的更多的东西展开来，结合时代之所需，故文本语句作者的原意在这里并不重要。由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语句是开放给理解者的，从而文化的继承就是要通过每一时代自己的理解赋予或揭示其中适于今天的意义。继承的本质在于，真正的真理是文本的过去意义与今天的理解的结合。因此在继承上，要尽力不去执着文本语句的具体历史性，而着力阐明其中的普遍意义、普遍真理性。对诠释学而言，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是最重要的。每一时代的人们都面临着自己新的问题，由此不断更新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这才是继承。”总之，要想建立起古代文本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与连接，“建构性地把古代文化中原有语句或命题解释为另一种积极意义，扩大了原语句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以适合当代的需要。”
可以说，这一回应触及了人文学术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阅读文本。中国传统学术不同于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可能通过实验、田野等方式去实现传承发展，其最重要的载体只有文本，而中国自近代以来经历了数次语言革新，因此，如何对待文本、以什么样的理论去指导文本阅读，就成了影响着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继承发展的重大问题。
对此，不少学者在这次讨论中提出了与陈来教授相似的观点，如上海社科院王光东教授在2017年第2期《济南大学学报》“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中发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一文，就指出“文学研究者应有‘超越文本’的研究视野，在理解‘文本’的同时，深入地把握中国问题并对文本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批判”。王光东教授所要“超越”的虽然是西方文学的文本，但其对待文本的态度却值得借鉴：“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仅仅从文本出发，就很容易在西方的理论中找到可以顺理成章的阐释方法，把西方理论套用到文学作品的分析中，这样的研究可能由于‘文本’自身的局限，而导致研究成果与‘文本’现实生活的不协调。”此外，很多学者也对近三十年来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史料即史学”、妖魔化“宏大叙事”、过分重视考辨订补的治学倾向进行了反思，指出历史研究者要正确认识史学与史料、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史学研究中恢复理论维度。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讨论中很多学者所关心的另一个趋势——相对人文与社科关系的变化，中国学术界更需要重视的一个现象则是在“发现中国”“发现传统”的学术工作方面，西方学者似乎比中国学者又快了一步。如美籍学者黄宗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中国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华北小农经济的开创性研究就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学界克服了西方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近代资本主义出现”这一理论带来的困扰。此外，贝淡宁、罗思文、安乐哲、谢文郁、吉尔·毕诺等国外学者也纷纷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营养，如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在2016年出版的《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一书，就集中讨论了选举民主制未必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治进步的标准以及中国的尚贤制能够给西方社会带来哪些启示等问题。再如美籍学者罗思文在2015年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的发言中就指出西方自由主义中“孤立个体”理论假设的局限，并提倡从儒家角度再思道德、政治、家庭与宗教的基础等等。
然而，中国学者对于这一动向似乎还不够敏感，正如美国学者柯文在其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所提到的：“真是怪事中的怪事：局外人向一种局内的观点靠拢，而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许只是一种“美国人的中国中心观”，或者说是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观”，但他的纳闷无疑给中国学者提了一个醒，即相对于客观地看待西方，我们更应该客观看待的也许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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