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读书会始末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公布了宣言和简章。在《简章》中，文学研究会宣称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这是宏观的战略设计。具体到操作层面，规划的事业分为二种：研究和出版，前者又分为组织读书会和设立图书馆。今日看来，文学研究会的出版事业无疑成就更大，不仅编辑《小说月报》《文学旬报》《文学周报》等期刊，而且出版“丛书”一百多种。研究事业却“雷声大，雨点小”，图书馆无疾而终，被列在研究第一位的读书会虽说成立，却存在时间短暂。那么，读书会如何组织，如何分组，为何未能长期坚持，这些问题需要仔细还原和分析。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对于读书会有规划：“决议分为若干组，以便进行，并推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许地山四君为读书会简章起草员。”（《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很快，《读书会简章》由上述四位撰成，并登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2.10）。至于具体由谁执笔，因史料不足，难以确定。《读书会简章》对于读书会人员构成、组织形式、活动内容等都有具体的规定。人员方面，“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入本会为会员”；组织结构方面，以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文学种类分为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活动形式，“每月开会一次，由上列八组轮流担任召集，时间及地点均由担任召集之一组决定之”；活动内容，“须由担任召集人之一组报告本组各组员于两次会期间所购及所读之书，并由各组员简单报告其所读书内容，并宣读其研究所得之论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别文学分组之所以只有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文学四组，是与12位发起人的知识背景有关系的。不过，国别文学分组办法还补充了一条说明：遇必要时增设组数。以文学种类分组，小说、诗歌、戏剧是常见的三类，那么为何设立批评文学组呢？文学研究会重视文学批评对于创造新文学之意义，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就提倡“批评主义（Criticism）”。本年第二号上，沈雁冰致信郑振铎，就谈到设立批评专栏的想法。不仅如此，郑振铎还认为，批评文学是文学之一类别。至于活动内容，主要是报告读书内容、宣读研究所得。

    1921年3月21日下午，文学研究会在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大堂召开临时会。大会主要讨论“丛书”的编写计划，此外朱希祖还提议大家以后对于读书会“应该极力注意”。之所以提出“极力注意”，可以推测读书会组织活动并不太理想。此会散后，小说组趁此机会开会。讨论的结果除了每月开会两次以及在前一次会时指定一人担任第二次会的召集外，就是每次开会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讨论：把各人对于小说的见解互相讨论研究；2、批评：每次批评本会员创作一篇，翻译一篇；3、读书：关于小说原理、小说史及小说名著等书，各组员读完一册后，应将其内容报告给大家。（参见《三月二十一日的临时会》，《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既然此时小说组召集开会，说明小说组成员基本已定，只是不知道有哪些人，只知道下次召集人是耿济之。而且，小说组商议的开会内容包括讨论、批评、读书，比《读书会简章》中的规定更具体，可谓有的放矢。至于其他分组情况，不得而知。

    1921年6月10日，《读书会各组名单》终于公布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有趣的是，公布的名单只有文学种类组，取消了《读书会简章》中的国别文学组。或许因为国别文学组和文学种类组同时运转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同时存在，必然成员彼此交叠，比如一会员同时加入了中国文学组和小说组，若二组同时开会，该如何选择呢？读书会文学种类组共有五组，除了之前《读书会简章》中公示的四组外，还增加了杂文组（包括论文及传记等）。

    且看读书会各组人数及名单。小说组最多，22人，诗歌组次之，15人，戏剧组7人，批评文学组6人，杂文组最少，只有2人。其中，不少人都选了两组。比如，周作人选了小说组、诗歌组，许地山选了小说组、戏剧组，郑振铎甚至选了小说组、戏剧组、批评文学组三组。除去各组重复的名字，可以计算出，参加读书会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共33名。由此推测，并未如《文学研究会简章》中所说，所有文学研究会会员必须入读书会。因为1921年3月3日郑振铎致函周作人，声称文学研究会会员已有48名。（参见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

    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文学研究会公布读书会名单之后，就未见有相关的记载了。

    文学研究会读书会之所以成立与发起人成立文学研究会的目的有关。《文学研究会宣言》把“增进知识”列为发起目的之一，但“研究一种学问，本不是一个人关了门可以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文学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更非互相补助，不容易发达。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靠外国的资料；但是一个人的见闻及经济力总是有限，而且此刻在中国要搜集外国的书籍，更不是容易的事”。

    既然“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必须采取“同业的联合”，那么为何读书会未能持续下去？其中有多层原因。首先，文学研究会会员分散各地，无固定会址，集会比较困难。文学研究会成立时未设立固定会址，计划借书记干事寓所为接洽一切会务之所。无固定会址，读书会就没有地理上的便利。文学研究会原初定在北京，后随着郑振铎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重心转移到上海。于是，北京、上海成为两大集中地，如12位发起人，周作人、朱希祖、王统照在北京，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在上海。此外，还有一些会员在北京、上海两地之外，并且有一些会员时而出国。别说读书会召集，就是文学研究会召开常会就十分不易。《文学研究会简章》一开始规定每月召开一次常会，成立时改为每三个月一次。书记、会计第一任是郑振铎和耿济之，第二任是唐性天和许地山，改选第三任时，尽管兹事体大，但因难以召开常会，只好通信选举。维持运行的常会尚且如此，更何况属于兴趣范畴的读书会呢？

    其次，文学研究会负责人事务繁忙，对于读书会的关注精力和热情有限。文学研究会负责人不是一种职业，只是兼职做事务性工作，他们大都有本职工作，编辑或教书。这就注定着他们倾注于读书会的时间十分有限。通过编辑出版会报一事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负责人因时间有限无暇顾及本会事务。成立大会上，决议每年出版四册会报，材料取给于读书会及各种记事。1922年7月8日，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召开“南方会员年会”，也曾讨论会报征稿办法。那么，结果如何呢？直至1923年12月10日，第一册会报《星海》才贴出《发刊缘起》，并宣称：“文学研究会会刊，将来尚拟出第二册，第三册以及无穷；但系不定期的，大约每三个月刊行一册。”但直至文学研究会终止，会报也只出版《星海》一册，还是为纪念《文学》周刊百期而编辑。没有负责任的召集人，读书会也就难以持续。

    再次，读书会办法繁冗，欠缺合理。《简章》规定召集人报告各组成员所购、所读书目，工作多么繁重！各组成员报告读书内容，时间多么冗长！小说组扩增为讨论、批评、读书三项，内容更为分散。其实，还不如指定专人专题演讲来得有效。由于上述原因，依附于社团的读书会或研究会大多形同虚设，难以真正运行。

    上文通过钩稽原始资料还原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成立的缘起、分组以及短暂的组织运行。虽然因为会员分散、无固定会址、负责人事务忙、读书会办法繁冗等，读书会存在时间很短，也未见有实在的工作，但可以看出成员们除了致力于社会运动之外，对学术专业化的追求以及当时的文学志业兴趣。文学研究会读书会作为历史存在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