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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钢筋水泥和马赛克的挤压下，人们心中的故乡之火正在大面积熄灭，《山河万朵：中国人文地脉》为读者唤回一片野云，让更多的人在日月临身的感恩中，亲临脚下的大地。
（本文摘自《山河万朵：中国人文地脉》（白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南方卷／68.00元、北方卷／68.00元）
千山千水千才子，在时光漫长的缥缈中，与山水为伍的江南文人，消逝于一片金黄乡愁。
公元353年（永和九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书法史上至高无上的神品《兰亭集序》问世了。这件“天下第一行书”的诞生同一件优雅的闲事有关。
这年三月三日“上巳节”这天，按照江南古老的风俗，人们将在踏青之余到水边去洗涤污垢，并举行消灾避邪求取吉祥的“修禊”仪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茂林修竹，映带左右。在绍兴西南25里处的兰渚山，东晋王羲之、谢安、孙绰、谢万、庚阐等42个墨客雅士聚集一堂，曲水流觞，畅饮赋诗，清谈情志。这次风流雅会的重大成果就是《兰亭集序》，当时出任绍兴地区最高长官（会稽内史）的王羲之神思缥缈地完成了这一千古绝唱。兰亭所在的兰渚山上，遍山兰草，幽香袭人，史料里记载，这些兰草是春秋时期酷爱兰花的越王勾践命人种植的。
“身在魏阙之下，心在江海之上。”对山水的神往与愉悦，保持任情适情、闲云野鹤式的生活心境，几乎成了千百年来江南文人世代相袭的传统雅道。这种传统最突出的地方是自然和人文水乳交融，构成同一灵和的世界，通过皈依无限的自然，从而个体敞开的心灵获得赏心悦目的自由生活。
记得晚唐诗人司空图曾旷达地说：“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江南流丽高华的土地上，山水清旷，花木幽美，到处是崇丽的园林馆阁和散发着古典诗情的景物。远处海天富艳，近处花光妍人，青山妩媚水波盈盈，如此迷人的良辰美景，令文人雅士纷纷像终日纵情山水的黄莺沉浸在温暖的碧云天里。
明朝高濂《遵生八笺》这部养生专著，其中十四卷《燕闲清赏笺》说得最清楚：“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榻排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江南文人是中国人中最具闲适雅致的群体，他们的三大珍宝是黄酒、昆曲、园林。他们能从平常悠闲的琐事中嚼出非常美好的感觉来，散怀山水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大事。就算他们不去登山临水，等手头的银子变成了雕饰精美的园林，也尽可以整天躲在园子里，徜徉于清泉、回溪、水碓、鱼池、茂林青竹之际，玩些喝茶、谈玄、吹箫、赋诗之类的雅事。或于梅枝搭成的篱笆下饮酒一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跑到菜田里呼吸新鲜空气，唱一句“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在自得其乐这一点上，江南文人的花样多得不得了。
气夺山川，色结烟霞。江南文人心目中的一大偶像是东汉初年的严子陵。这位满腹经纶的老爷子年轻时候是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对他的才学人品佩服得五体投地，做了皇帝后派人四处打探他的下落，后来终于在富春江畔的茅屋里找到了。然而高官厚禄丝毫没有动摇严子陵放浪山水的人生理想，他把脚搭在光武帝的肚皮上与他同枕共眠了一夜之后，便匆匆返回富春江做与世无争的隐士去了。云水中载酒，松篁里煎茶。这是一位高尚的人，对世间浮华一无所羡，他像云中之龙一样出没于秀山明水中，使我们只能一鳞半爪地了解到他的生活。我们只知道他如同屈原笔下的那位渔父一样长期耕读行吟于美丽温情的富春江畔，最后无疾而终，活了80岁。后来，苏州一代名臣范仲淹在他的墓前留下了著名的挽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子猷参加兰亭雅会的时候还非常年轻，这位风骨爽迈的名士一生是在寻幽青山、垂钓水滨中度过的。关于他雪夜访戴的故事历来脍炙人口，被视为千古美谈。王子猷居住在山阴（绍兴）的时候，有天晚上雪后新晴，一轮皓月下，四周玉树琼枝一片银白，明月照着积雪，朦胧玲珑的世界无比圣洁灵柔。王子猷独自在清澈的雪地上喝着酒，并且高声吟咏诗人左思的《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忽然，他想起好朋友戴逵来了，一时觉得非常思念他，想与他把盏共享白雪妙景。于是他连夜驾着小船在明月雪光中前往一百里外的剡溪去找戴逵。王子猷兴致勃勃地顺水漂流，神采恍同仙人，整整辛苦了一夜，黎明时分才赶到剡溪。眼看就要到戴逵家门口了，然而子猷觉得自己兴致已尽，没有必要再见到戴逵，于是重又驾着小船返回。有人听说了这件事，觉得很难理解，王子猷便对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
这位极富情调的王子猷除了是个山水迷外，还是个竹子迷，他在茅屋周围种了大量翠竹，雪白的纸窗都被绿色浸透了。他整天在美丽的竹林里转来转去，竟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常常指着身边匀称飘逸的绿竹对来访的友人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与王子猷同时代的江南名士大都对山水情有独钟、深情难禁，山水成了他们南渡之后消除亡国之痛的良药，山光水色净化了他们的心灵并开辟了一条艺术化的生活道路。江南山水是一座殿堂，或者说是精神的家园，没有了这个，也就没有了所谓的“魏晋风度”。文人官僚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赴任、谪迁、调职、述职、从幸、迎驾、祖道、省亲、求仕、游学、漫游的机会去亲近山水。以会稽郡为例，这儿有会稽山、四明山、富春江、浦阳江、曹娥江等佳山丽水，重峦叠嶂与明水丽屿相映，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支遁、谢灵运、谢眺、沈约、范云、何逊等人长年栖身在这里，流连忘返感物吟志。葱郁的乔木，彩云簇拥的青山，清水激扬、白石闪烁的河谷，江南文人在闲情逸志里找到了现实与理想的结合部位。而求仙、泛海、采药、隐逸、闲赏、宦游、宴饮等等是他们擅长的以山水情怀为主题的具体实践。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山水迷是北宋隐士林逋。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出现隐士最多的一个朝代，林逋是这一时期与陈抟、魏野、种放齐名的四大隐士之一。林逋隐居的地点位于西子湖的孤山，在记载中他像一只洁白清高的天鹅，翩跹的身影由于沾染了太多山水灵气的缘故显得出奇的空灵。孤山与杭州近在咫尺，然而林逋却20多年从未涉足这座华丽富有的城市，他在西子湖畔结庐而居，种植梅树，饲养白鹤，或头戴斗笠身着蓑衣在细雨中驾一条小舟扮演烟波钓徒。这是一位在书法与诗歌创作方面有着卓绝才华的世外高人，是一位洁身自好、特立独行的隐逸高士，他在与山水的交往中孤独地度过了一生，当别人问及他为什么不娶妻生子的时候，他就笑着戏言道：我把梅树当老婆，把白鹤当儿子，怎么能说我没有妻儿呢？他的生活让人想起晚明陈继儒在《小窗幽记》里写到的高士之操：“累月独处，一室萧条；取云霞为伴侣，引青松为心知。或稚子老翁，闲中来过，浊酒一壶，蹲鸱一盂，相共开笑口，所谈浮生闲话，绝不及市朝。客去关门，了无报谢，如是毕余生足矣。”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从林逋优美的句子中我们嗅到了梅花那清冷的芳香。日本人斋藤绿雨说：“风雅乃清冷之物。”林正是将崇高的梦想和山水融贯为一的风雅之士。
风流才子唐伯虎遍游江南名山胜水之余，在姑苏桃花坞自己家门口种了半亩牡丹。每当春夏之交，粉艳的牡丹花开了，他便叫来祝枝山、文征明等好友在花丛中饮酒作诗，一醉方休。唐伯虎高兴了就对着牡丹花纵声大笑，悲伤起来就对着牡丹花放声大哭，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等到花落了，他便神情严肃地把落花一一拣进一个锦囊里，埋在干净的地方，然后写作“落花诗”以示哀思。后来，唐伯虎葬花的事被曹雪芹加以改编，写进了《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说的是贾宝玉在大观园沁芳闸桥下读《西厢记》，见落花遍地，于是触景生情，怕被人践踏，就捧来抖入流水中，过了一会儿林黛玉也来扫花，说抖入水中不好，流出去被各种东西糟蹋了，不如扫起来装在锦袋里，埋入土中，日久随土而化，方是干净。
明末的张岱在其性情之作《湖心亭看雪》中说：“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雷酒人”雷万春在江南文人中是非常刚烈的一个。明朝灭亡以后，他万念俱灰，跑到风光绝代的桂林山水里躲起来，在酒壶山下建一茅屋，房前屋后遍种桃树，他老兄每天独往独来躺在桃林里喝酒，终日酩酊大醉，最后死于饮酒过度。
元朝善于画梅花的王冕，在极度清贫的生活中撑着一把硬骨头。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他赤着双脚爬上高山，激动地在山顶挥动着手臂大呼道：“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
铁脚道人生平一大爱好是赤脚在雪地中行走，一边兴致勃勃地朗诵《庄子·秋水》篇，一边大口地嚼咽伴有梅花的白雪，说：“我一定要让寒香沁入我的心骨。”
晋朝的时候，有一年的冬天下了场大雪。王恭披着宽大的鹤氅在低垂的湖色云天下踏雪而行，孟旭见了，不禁由衷地赞叹说：“这个人真是神仙中的人啊！”
人生是洗心之旅。杨恽的《拊缶歌》唱道："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需富贵何时。"
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访谒古墓，湖头泛舟，醉卧菊丛，空山寻幽。这是一种被拓宽了的诗化生活，对于山水，这些文绉绉书香气十足的文人是认了真的，每当外出游览之时，他们随身携带的游具多得不得了，乱七八糟一大堆：竹冠、披云巾、文履、道扇、拂尘、竹杖、瘿杯、瘿瓢、斗笠、葫芦、药篮、棋篮、叶笺、坐毡、夜匣、便轿、叠桌、提盒、提炉、诗筒、葵笺等等。
深怀江南三昧真气的白居易，替众多江南文人亮出了隐藏于肺腑的底牌：“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山月江烟，铁笛数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的长期熏陶下，江南文人普遍拥有知足常乐的恬淡心境。不论口袋里银子多还是银子少的文人，都是生活的欣赏者和享受者，他们如林语堂说的：“希望房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若地位狭窄，则天井里种上一株枣树也足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道胃口大开的菜肴才好，假如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上一名上好的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侍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儿，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自己的太太，不然的话，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若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在市尘之内，则也不至于悲哀忧思，因为他至少可以养得起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另外还可拥有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是本来就可以大家得而有之的。他将尽情地享乐。他有着强烈的决心去摄取至善至美的人生，而决不怨天尤人。”
千山千水千才子。波德莱尔的哀歌道：“他生下来。他画画。他死去。麦田里一片金黄，一群乌鸦惊叫着飞过天空。”在时光漫长的缥缈中，与山水为伍的江南文人，消逝于一片金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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