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觉醒就在寻找中发生

    我努力把“我”和张展的父母写成同一代人立体的两面，当在寻找中发现，“我”原来和张展父母一样，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老虎，觉醒也就在寻找中发生了。人生就是这么残酷，不落入深渊，就不会有本能的求救需求，从而也就不会在滑落中升飞，最终抵达精神高地。

    孙惠芬的诸多作品，以故乡为原型，精心构建起丰富的乡村世界，又因触及到时代的神经，有别于以往的农村题材。从早期的《小窗絮雨》《闪光的十字架》，到中期《伤痛故土》《伤痛城市》，再到后期的《天窗》《致无尽关系》《歇马山庄》……她越来越深地体会到，我们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涛之中，怎么都无法脱离与时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能不能打通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能力，是对写作者的考验。当把对家庭、亲人、故乡的敏感扩展出去，去用心体会他们的血管和神经如何在洪涛里奔涌跳动，作品也就通向了相对开阔的地带。

    在新作《寻找张展》中，那些“血管神经”通向了人心的黑暗处，孙惠芬努力发现并塑造了一个在黑暗的深渊里以不同的方式自我超拔与救赎的心灵。

    这或许正是这部作品对她的意义所在。

    中华读书报：在《寻找张展》的结构方面，是如何考虑的？在阅读中，感觉上部拖沓、节奏缓慢，下部紧凑，情节紧张，似乎所有的包袱全在一瞬间打开了。

    孙惠芬：记得第一稿写出后，发给周晓枫等朋友征求意见，大家都提到这一点。可是改过几稿，都没能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当我再也改不动了时，就接受了这属于每一部作品的宿命。我只是期待，读者诸君千万别因为“寻找”部分的缓慢而失去耐心，万一后半部“张展”部分有金子般的光彩呢？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寻找,“我”的儿子对张展的寻找,是一个原因，即“为什么找”；“我”对张展的寻找,是“怎么找”，最后却落足到“寻找谁”的上面，变成了张展对父母的寻找。您的“寻找”路线是如何规划的？

    孙惠芬：谈到寻找，不得不追溯一下创作灵感降临的一刻。2014年11月，和一个从国外学习回来的朋友会面，期间她带来一个朋友，说读过我的小说《致无尽关系》。他说，他大学最要好的同学也读过我的《致无尽关系》，可他在法航447空难当中去世。我当时惊得头皮发麻，因为我知道他！我震惊，一是就像小说里写的，当你发现一个空难去世的人和你有关系，仿佛从某个已故人身上翻出与你有关的遗物，但重要的是，就在那一瞬，我感到我的生命正在发生一桩奇遇，我的有关“90后”一代人的小说来了灵感，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大学生的命运深渊——他父亲遭遇空难，而他，之前好多年一直叛逆父亲……

    这就是没有道理的道理，灵感的种子一旦跌落土地，完全由不得你想象。这也是道理背后潜藏的秘密，你从没想写“90后”，可是当一个深陷命运深渊的大学生尾随一个读过你小说的人向你走来，你不得不向他一路追去，去追溯、发掘他出生成长的这个年代。在时间的历史上，我循着改革开放后出生的这代人的踪迹；在心灵的历史上，我循着这代人与他们父母、老师、同学、学业等关系的踪迹。

    中华读书报：写完后，您觉得为“寻找”找到答案了吗？

    孙惠芬：去追寻改革开放三十年里父母与子女两代人，不由得会想到一个镜头，就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里那个在船上与老虎搏斗的少年派。我们这代父母，其实和我们的子女同在一条船上。有时候父母就是老虎，让弱小者与之搏斗，可当时代的惊涛老虎一样逼近，父母又和子女一样成了弱小者。而最为可怕的是，做父母的往往容易畏惧，因为望子成龙的心愿往往会成为我们随波逐流的借口。这就是时代之船的整体氛围。在这条船上，两代人都需要对抗考试、分数、攀比、升学、成功等时代风暴，当单纯的儿子和异化的父亲在不同的观念里对峙、搏斗，谁也不可能试图了解谁，只等有一天，父亲突然消失，儿子才开始了对父亲的寻找。

    在写作过程中，我努力写出三个层次的寻找：一是叙述者儿子对张展的寻找，这是同代人对同代人的寻找。他和张展，我努力把他们写成一个立体人的两面；二是叙述者“我”对张展的寻找，我也努力把“我”和张展的父母写成同一代人立体的两面，当在寻找中发现，“我”原来和张展父母一样，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老虎，觉醒也就在寻找中发生了；第三，就是张展对父母的寻找，如果父亲活着，张展无法走上寻找之路，这是残酷的，可人生就是这么残酷，不落入深渊，就不会有本能的求救需求，从而也就不会在滑落中升飞，最终抵达精神高地。

    一块贫瘠荒原上的精神高地，也许这就是最终找到的。

    中华读书报：《致无尽关系》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也是小说叙述的背景。尤其是在下部“我的无尽关系”一章中，张展在信中说：“找开一层层关系，没有哪层不是错综复杂，挖出一条条根脉，没有哪一条不是剪不断理还乱……”写张展的寻根，暗含了怎样的意味？

    孙惠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90后”这代孩子的父母所拥有的无尽关系，多半牵连了乡村关系，可“90后”这茬孩子，多半没有乡村经历。是与乡村的深切关系让父辈们奋斗、追求，也是与乡村的深切关系让父辈们羞于向儿女坦露真实的自己。张展父亲活着的时候，从没用心去打量自己身后的关系，也不让儿子打量。父亲去世，乡村关系向他一层层打开，将叙述从世界的外部引入内部、底部，从表相，引入实相、内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是无尽关系的打开，成就了张展灵魂的觉醒，也是无尽关系的打开，成全了他对父亲一代人的理解和了解。

    中华读书报：作品不但呈现了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药家鑫、李刚事件等在小说中都有涉及，而且也触及官员腐败，对于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端，都有很多深刻的描写。

    孙惠芬：如果说小说真的有深刻的笔触，我想首先因为我本身就是“90后”孩子的母亲。写作中，伴随儿子成长的母亲角色起了很大作用，或者可以说，没有这些年来与儿子搏斗的疼痛和与周边环境搏斗的切身感受，根本就写不了它。然而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这次写作中，我常常能感受到上天的赐予。每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就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帮我解决，有如神助——我一直觉得，张展的形象原本就在那，在一块岩石下面，而某种神秘的契机让我来开掘他。

    中华读书报：在阅读下部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就是张展的来信。显然您在写作中代入了，“我”即张展，张展“即”我。可是，为什么阅读中感觉不是特别像一个“90后”孩子的表现呢？即使他经历了亲人生离死别之痛，这种深刻的追问仍然显得过于成熟。很抱歉，也许我的疑问只是个人化的。

    孙惠芬：动笔之前，我倒是担心在语气、思维方式上是否能够真正贴近“90后”，但在思想上我还真的没有做更多考虑。第一，艺术真实不等同于生活真实。第二，从跟儿子和一些年轻人交流中发现，“80后”“90后”这茬青年，绝对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思来想去，觉得在语气上与其模仿得不像，还不如就老老实实地写。

    中华读书报：下部的故事发展一波三折，尤其是结尾，张展的来信分明是揭开真相了，却瞬间又消失了。是真的电脑操作失误，还是冥冥中无形的力量？这一情节的展示，让我对真相产生了怀疑。

    孙惠芬：这个结尾，只想表达一个信息：怀疑。怀疑构成了小说的张力：张展到底是确有其人还是虚构？怀疑也向读者提出警示：在这条时代之船上，当真会有人驶出所谓“爱”的泥淖？

    中华读书报：这部小说充满了悬念。您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似乎也有一些技巧上的变化？

    孙惠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讲故事，喜欢讲好一个故事。讲好一个故事，考验的就是讲的形式。我说过，最初写作只为倾诉，也说过，我喜欢朴素的力量，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能够体会到形式本身的力量。这是一种很妙的感觉，它发生在我不把写作看成生命的全部之后，当开始注重生活本身的意味，写作便有了“把玩”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您特别注重实地调查采访，而真正采访来的《生死十日谈》也还是写成了小说。您如何看待虚构与非虚构作品的差异，如何看待想象力之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孙惠芬：我这些年经常往返乡村，包括几年前回乡村挂职，只为想象的翅膀在土地上飞翔。因为我了解自己，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能够天马行空的作家。

    《寻找张展》和《生死十日谈》不同，《寻找张展》是完全的虚构，是把虚构小说做成一个非虚构的感觉。而《生死十日谈》是把一个非虚构故事做成一个虚构的小说。《寻找张展》里写到的四处寻找，在生活中从未发生过。也不曾有张展那样一个孩子的任何原型。

    中华读书报：您对小说创作还有怎样的期待？

    孙惠芬：没有期待，灵感来了，就接住它，没来，就用心地过日子。用心，这或许算我对自己最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