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语境中认识林肯

    在美国学界，林肯研究被称为一项“帝国性事业”，意即美国学界关于林肯研究的著作浩如烟海，数不胜数。的确，作为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是最令美国历史学家痴迷的人物，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历史人物。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关于他的政治实践、种族态度、律师生涯、心理生活、婚姻情感以及他的每一个主要演讲，都已得到了详细的研究，甚至还有关于他的神话和恶作剧的著作。据说关于林肯的研究仅次于耶稣。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在林肯研究中取得突破，的确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所著《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一书2010年甫一问世，就斩获了包括普利策奖、林肯奖以及象征美国史学最高奖的班克罗夫特奖在内的7项学术大奖，成为“迄今为止讨论林肯废奴思想与政策演进的最详尽、最权威的著作”（王希教授语），受到专业史家和大众读者的广泛认可。

    本书并不只是关于林肯的个人传记。作者选取的角度是林肯与奴隶制的关系，集中考察了林肯成年之后关于奴隶制的思想与政策演变的故事。这个故事历来是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但又众说纷纭的课题。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著述和关于林肯的神话传说中，林肯的种族态度及他在废除美国奴隶制上的作用问题始终引起人们的极大争议，真实的林肯形象也在这种争议中愈加模糊。作为在19世纪美国史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半个世纪而且著述甚丰的学者，方纳对林肯及其生活对美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意义感到痴迷，同时对美国专业史家和公众对林肯的争论也了然于胸。作为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史家，方纳感到有必要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林肯形象。读者对《烈火中的考验》的认可表明方纳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与以往的同类研究相比，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语境主义”本是对史家治史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史家的学术修养、政治立场、现实关怀或治史能力差异甚大，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研究结论往往千差万别。以往的林肯研究之所以不那么令人信服，就在于大多数研究者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方纳指出，“如果有些林肯研究者无视林肯的具体语境”，只是“根据贯穿于林肯一生永恒不变的性格、心理、法律训练和政治哲学来解释林肯的思想和行动”，或者仅仅“通过引用一条语录、一场演说或一封书信来判断真实的或典型的林肯”，那么这种研究根本无助于理解林肯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意义。方纳在本书中坚持语境主义的治史规范，真正做到了“把林肯放入到他自己的历史情境中去”，“按照历史展开的方式……来考察林肯的成长”，力图还原历史上鲜活真实的林肯形象，既避免了以往林肯研究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也避免了为圣人立传或对伟人恶意诋毁的窠臼。

    比如，方纳对林肯研究中的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花费大量篇幅做出了语境主义的分析，即林肯长期怀有将黑人移出美国殖民海外的思想。方纳指出，林肯长期以来并不知道如何解决美国的奴隶制问题，他分享托马斯·杰斐逊和亨利·克莱等政治偶像和当时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黑人的偏见，即黑人不是美国的组成部分，解决种族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两个种族永久分开。林肯后来逐渐放弃这一思想并最终走向废奴之路，则是历史形势的发展以及他自己不断审时度势的结果，并不能脱离历史语境就认为将黑人殖民海外的思想是林肯一生中的“污点”。

    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作者丰富了政治史研究的题材和“政治”一词的内涵。方纳在本书中选取林肯与奴隶制政治的关系作为叙事主线，但他所理解的“政治”并不是狭义上的“选举活动和担任公职”，而是指最广泛意义的是政治，尤其指“在广泛的公共领域对公众舆论的塑造”。方纳从马克斯·韦伯对政治家的天命的社会效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深入考察了社会运动与政治行动、政治领袖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共生关系。方纳的研究显示，林肯关于奴隶制的思想与政策的演变，既不完全独立于社会运动与公众舆论潮流，也不是在社会运动和公众舆论的裹挟下失去自己的原则与判断。相反，林肯密切观察社会运动的形势，仔细倾听公众舆论的声音，但在关键时刻他则以精湛的语言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艺提炼和引导公众舆论，即林肯的思想与行动“既反映也帮助制造了公众舆论”。如1858年在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他们的辩题几乎全部集中在奴隶制和黑人权利的问题上，这其实反映了1850年代中期以来北部公众舆论的迅速转变和民众对奴隶制和黑人权利的基本态度。又如，林肯在正式发布《解放奴隶宣言》前后，他通过向国会写作年度咨文、发表公开演说、写作公开信函和接见持各种思想观点的代表人物等多种方式，倾听、判断和引领公众舆论的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优秀政治领袖的政治才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林肯也有误判。但他乐意倾听批评，坚持内心准则，力求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方纳认为林肯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反对简单地将他神化为“后世应当追随的伟大楷模”，而是认为林肯伟大的本质是他在政治和种族思想上的成长能力。

    本书的第三大特点是方纳的史学写作与他的个人现实关怀之间的完美平衡。历史学家的研究并不纯粹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都怀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同时，史家的历史写作也常常受到现实社会的影响，在强烈的社会政治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美国史学尤其如此，大多美国史家历来关注社会政治，“并希望自己的历史著述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李剑鸣教授语）。但不当的现实关怀往往会损害史家的作品和判断，致使史学研究沦为现实关怀的牺牲品。以往不少林肯研究作品都犯有此类弊病。

    作为独树一帜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方纳怀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并将他的这种现实关怀反映到本书对林肯的解释之中。与过去几十年里方纳出版的众多著作致力于挖掘“一种具有激进意义的美国政治传统的形成和变化”这个主题一脉相承的是，本书也意在向人们展示一个与传统上将林肯描述为“实用主义的楷模”或“保守的政治家”截然不同的林肯形象。为此，方纳在书中尤其注重考察林肯与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共和党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方纳提醒读者林肯从来都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但在方纳笔下，林肯关于奴隶制的许多思想和行动都具有深刻的激进意义，如他的总统就职演说、内战期间致力于推动在边界州废除奴隶制的举动、他几乎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所有事关奴隶制的法案、发布《解放奴隶宣言》、在白宫接见黑人代表、呼吁至少将选举权赋予部分黑人等等，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都是相当激进的行为。方纳的研究不仅在于纠正专业史家林肯研究方面的偏见，也意在为公众提供准确的历史知识，并力图改变美国当代社会对林肯的误解，尤其是奥巴马总统对林肯的误解与利用。但他的现实关怀丝毫无损于其著作的专业规范，他始终保持着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的严谨、冷静与清醒，在论述中做到言必有据，研究详实，令人信服。方纳笔下的林肯，是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有深刻洞察力也有错误判断，但始终是一个乐意倾听批评和具有成长能力且不断成长的“伟人”。

    因此，本书既是语境主义史学的典范之作，也是现实关怀与专业规范完美平衡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