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怎样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一

    2013年，当我在曼彻斯特大学周围的书店看到《工业启蒙》一书时，立刻被“工业启蒙””这一词组所吸引。我隐约感到这一词组可能为解决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关系问题带来新的变化。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是一个迷人且非常复杂的话题。很多学者如罗伯特·E.斯科菲尔德（RobertE.Schofield），A.E.穆森（A.E.Musson）和埃里克·罗宾逊（EricRobinson），玛格丽特·C.雅各布（MargaretC.Jacob）等都尝试通过探讨工业革命早期的科学、技术与工业的关系，探讨科学文化与工业革命的关联，来寻找工业革命兴起的智识根源。工业启蒙这一概念及《工业启蒙》这本书，无疑为这种探讨与寻找提供了新颖的理论重构和较为精致的史料论证。

    工业启蒙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乔尔·莫基尔（JoelMokyr）所提出，工业启蒙是两种有用知识——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及其二者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化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孕育了工业革命。“有用知识”（usefulknowledge）的提出，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命题（propositional）知识是关于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指令（prescrip⁃tive）知识是可以由命题知识生成的知识。命题知识与指令知识的划分不同于科学与技术的划分，命题知识中有非科学的部分，例如民间谚语等，也可以包含相互冲突，对错并存的内容，例如燃素说。工业启蒙特指那些作用于技术生产实践的有用知识的扩散。工业启蒙作用的过程，即这种有用知识促进生产创造的过程。莫基尔预设新的指令知识的产生（可以表现为发明和创造）是以已有的命题知识为前提的，即技术的创造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知识基础。指令知识的复杂性与命题知识的丰富性成正比，命题知识越丰富，指令知识就可以产生越多的扩展和创新。莫基尔坚信，工业革命的时机是由有用知识进步的程度所决定。知识发展引发了局部环境中创新技术活动的激增，工业革命的兴起最终必定会在有用知识发展的层面得到解释。他设想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之中，特定社会中可得的有用信息的存储达到一定水平时，足以触发知识的更新周期，形成“是什么”的知识与“如何做”的知识之间的反馈回路，形成技术阶段性变化的最佳条件。

    工业启蒙论题的关键基础必须是有用知识得以产生的交互式进程，这一进程被莫基尔表达为“学者（savants）与制造商（fabricants）之间的交流”。然而，他承认这个交互式进程并不容易理解，他将之描述为“一个更为难以捉摸的历史现象”。部分原因无疑是因为缺乏用以展现命题知识的潜力如何被转化为发明和创新性的技术应用的案例证据。如果学者的角色与制造商的角色是同一类，那么通过接口进行交流的问题就会大大降低。莫基尔毫不犹豫地给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Wedgwood）提了一个“工业启蒙的化身”的标签，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这位斯塔福德郡的陶工同时也是一位熟练的化学家。这一交互式进程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结合史料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琼斯教授的《工业启蒙》一书为我们开了一个头。同样，对于科学与技术的接口中的默会知识，对于书信共和国（Re⁃publicofLetters）的概念，对于非国教徒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知识基础的扩展上所做出的超出自身人口比例的贡献这样的断言，工业启蒙都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切入口，琼斯教授在书中也做了详细的分析。

    二

    《工业启蒙》一书探索了英格兰在1760-1820年期间变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过程，重点关注科学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尝试探索18世纪英格兰经济变革的动力学。本书主张，在某些特定的适宜区域，英格兰经历了一个有用知识与“技术诀窍”相融合的进程，这种融合进程产生了工业启蒙所描述的环境。在这一进程的前期，自然哲学家与技术专家、企业家形成了一种亲密和高效的关系。西米德兰兹郡是这种交互关系最为适宜的区域。本书使用的诸多证据来源于记录马修·博尔顿（MatthewBoulton）的活动以及他的索霍工厂的特别档案——索霍档案（Ar⁃chivesofSoho）。“天才和艺术家主导之地”的索霍是英格兰工业启蒙的重要地标。2003年，伯明翰启动了一个大范围的重编和保护博尔顿与詹姆斯·瓦特的商业伙伴关系的档案整理项目，从而使索霍档案更易于被研究者利用。重编的索霍档案内容十分庞杂，就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现在已充满了一个小网球场面积大小的藏室。本书作者是伯明翰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亲身参与到索霍档案的重编之中，他依据丰富的索霍档案，来为莫基尔教授所提供的工业启蒙概念提供史料支撑。

    本书第一章“18实际的知识经济”探索了启蒙运动的编史学，列举理由来支持科学探究的实践，不仅对那些自认为已经被“启蒙”的人重要，而且是通向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连接环节。“工业启蒙”是我们的概念工具包中新增的一个有价值的工具，无论它被理解为一种特性描述，用以描述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间隙中孕育出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学会，还是被视为一个模型，用以描述经济增长的技术前提。

    第二章“伯明翰和西米德兰兹郡”进行了案例研究，也就是说，通过区域设置为工业启蒙的概念进行了辩护。西米德兰兹郡作为以伯明翰为中心的高度一体化区域，它的增长有助于促进启蒙运动的进程。伯明翰作为一个运输枢纽的发展，逐渐开始与黑乡（BlackCoun⁃try）的金属加工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伯明翰在英格兰郡县版图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工业存在，驱使商业的中产阶级和专业阶层的中产阶级从1760年代开始在伯明翰建立相应的文化组织。一段时间中，他们成功地引进启蒙运动，并作为一种优雅文化的形式，即使1791年的骚乱最终暴露了这种引进的某些局限。

    第三章“实验科学的传播和验证”论述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扩散，考察了18世纪下半叶在协助生产和管理实验科学知识总量的过程中伯明翰学者所发挥的作用，探索了科学成果、发现和发明的繁荣市场，自然哲学家的月光社团体，以及知识供应的更广泛的国际网络三者之间的连接和重叠。索霍工厂和马修·博尔顿对于礼仪责任的理解可以作为解释表面上管理书信共和国行为的正式规范的参考。

    第四章“科学和技术的接口”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知识到底怎么被引导为实用导向。在本章中可以看到，学者之间的知识传播不同于将知识植入技术或者工业生产过程之中。正是在实践应用方面，而不是知识传播方面，欧洲的科学文化被认为离理想状态相距甚远。本章是本书所呈现的最长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调查。自然知识的拥有者和技术诀窍的拥有者之间的交流机制将受到仔细审视。这种审视的结果相当复杂。交流障碍和知识“秘密”的刻意不交流是一个始终受到不断抨击的问题，甚至在欧洲启蒙运动最高潮的数十年间也是如此。像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这样宣称自己是学者兼制造商的人，可能被置于一种摇摆的，虽说不上矛盾的处境。一旦出现从启蒙运动的热潮所关联的价值退却的声音，这种交流的困难就会变得非常尖锐。通过渗透和遮遮掩掩的模仿而进行的知识转移，以及更具侵略性的工业间谍行为将会代替文雅的知识收集活动。

    第五章“工业，启蒙和非国教徒”回归案例研究。探讨了伯明翰和西米德兰兹郡的宗教形势，特别是不遵奉国教的新教教徒的力量，是否可以用于解释整个地区所形成的有利于工业启蒙的先期准备条件。工业启蒙的要素在伯明翰和黑乡地区要比在其他地方更为丰富，原因是不是因为非国教徒？非国教徒对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知识基础的扩展，做出了超出自身人口比例的贡献，这一断言却需要史料论证。然而，关于科学与宗教相互作用的一般命题，在使用案例研究证据进行检验时实际上非常难以得到证实。但是无论如何，伯明翰在各个社会层面上都保持了对自然哲学的专注。

    第六章“混乱的书信共和国”将关注点又一次转移到知识经济的国际影响之上，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知识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混乱。知识和技术诀窍的自由流动在18世纪晚期的中断，刺激了英格兰地方性的科学转向一种比之前更加实用的风格，同时，这种中断也迟滞了欧洲大陆的发展。结果是，在1814-15年英法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来到伯明翰和索霍的海外访客，可能会发现他们在知识和技术诀窍方面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最后一章是结语。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三

    《工业启蒙》一书以索霍档案的详尽史料深入分析和精致描述了“工业启蒙”这一理论概念。在译者看来，相比描述18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史的科学文化的框架，工业启蒙可能带来如下突破：借助于有用知识的概念，打破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无用纷争，采取对工业发展有用的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的概念，着力突出两种知识的相互作用和默会知识的编码情况；借助于工业的视角，打破科学文化以自然哲学家为主的编史路线，采取工匠和制造商的编史纲领，着力突出了“学者-制造商”概念；借助于知识获取成本降低的概念，打破科学文化框架下知识向中下阶层中扩散的居高临下的视角，采取更为符合经济发展和中下层民众实际情况的需求视角，着力突出知识获取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借助于启蒙运动的理论视角，打破科学文化理论资源不足走向自我封闭的倾向，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整合启蒙运动已有研究成果，着力突出工业启蒙运动作为英格兰启蒙运动再发现过程的重要研究支撑。

    当今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在各种喧嚣议论中走向强盛的大变革时代，有如英国在近60年长足发展准备走向最辉煌时期的1820年代。国家崛起离不开经济的转型与持续发展，离不开有用知识的创新驱动。通过翻译再次回顾英格兰这段工业启蒙之路，既有学术研究求新求进步之本意，也有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之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