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胡希明》节选

    交换老花镜

    1974年10月13日，母亲前往中国前夕，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和她见上一面。“无论如何，我求你来北京见我一面，我知道这对我们双方都会很痛苦，但是我无论如何必须见到你。也许见了你之后，我才能平静地度过我的余生。不要忘记，我还得为了孩子们活下去。”

    这个时候，父亲获得了外事办的许可，同意他去北京。但是，一位官员提醒他不要伤害母亲的感情。当时“四人帮”依然当权，政治气候十分敏感，阶级斗争还很普遍。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又和西方有关联，因此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担心不知何时又会成为下一次的攻击目标。

    他感谢官员给他的建议，但内心却愤愤不平：“你怎能了解夫妻久别的痛苦？”他心里想：“她已经承受了够多的痛苦了，我伤害她太深，我此行只想减轻一点她精神上的创伤，怎么可能再去伤害她呢？”

    第二天，那位官员陪着父亲一同乘坐火车从福州前往北京。他们一抵达北京，父亲就被送到预先安排好的旅馆过夜，已有人安排好父亲第二天早上去民族饭店与母亲会面。

    父亲躺在床上一夜没合眼。内疚和期待折磨着他，他无法入眠。天终于亮了，父亲前往会面的酒店，母亲和其他中美友好代表团的成员都住在民族饭店。不久，接待处的人带他去见我的母亲。父亲很熟悉民族饭店，因为那儿离新华社总社很近。1953—1958年，他在福建分社任记者时，多次来北京总社学习、开会。

    父亲到了民族饭店，推开饭店的旋转玻璃门，一位衣着整洁朴素的女服务员就上前问候：“您是郑汀先生吗？”父亲点点头，跟着她到了电梯旁。“您要找的客人在743号房间，您自个儿上去，我就不陪您了。”

    父亲走进电梯，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到了七楼，他踉踉跄跄地跨出电梯，脑子一片混乱。费了点功夫，他才找到743号房间。

    他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开了，房间里射出了一片刺眼的阳光，刺得他眼前白花花的，一时看不清任何东西。母亲一把把父亲拉进了屋里。

    四目相对，两人目不错珠地打量了对方许久许久，就是说不出一个字来。他们拼命想寻找往日熟悉的影子，但却吃惊地发现彼此都已改变。

    我的母亲先开口：“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她的声音颤抖着：“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尽管父亲平时口才还不错，但此刻他完全无言以对。他们一起静静地啜泣着，就像在梦里一般。

    那时，“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地搞阶级斗争。父亲已经遭受了够多的身心打击，他知道只要走错一步，就有可能被送进牢狱，因而他说话很小心。父亲简要地告诉了母亲他的家庭现状。母亲听到这些显然很痛苦，但她似乎能理解父亲。

    离别在即，他们追忆起难忘的濯田之行。难得的是，他们俩都还记得那么清晰。最后，我的母亲泪眼含笑，伤感地说：“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深爱是多么美好。”

    我的父亲吃力地咽下口水。母亲声音中饱含着委屈和痛苦，父亲此刻已完全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伤，他坐在母亲对面的沙发上，任泪水倾泻！

    除了几串冰糖葫芦和一袋烤栗子，父亲没有什么东西好给母亲的。临走前，两人交换了老花眼镜作为纪念。母亲从未告诉我这件事，是多年后父亲告诉我的。

    每次脑海中浮现出那时的情景，我的心都隐隐作痛。母亲那枚普通的订婚金戒指象征着他们的梦想与未来，然而老花眼镜却代表了两人二十五年来的折磨，暗示着他们注定一辈子要分离的命运。

    母亲在北京停留了四天。分别逾四分之一个世纪，相聚却没超过二十四个小时！父亲说他想送母亲到机场，母亲拒绝了。

    那一天，父亲独自走到天安门广场，在人群中他翘首蓝天，祈祷母亲安全归家。下午他到国际旅行社查询多年失去联络、家住北京的大姐的住址，然后，直奔姐姐家。

    姑姑一打开房门，父亲就紧紧抱住她，再也无法抑制内心深藏的悲伤、内疚和痛苦，嚎啕痛哭起来。

    开往福建的火车

    父亲安排我和许义在我们住的酒店见面，他没有来火车站接我们。我明白父亲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那个年代情况复杂。我们打算在酒店吃饭。父亲告诉我们他的继女建美也会来。他没有提到他的妻子。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见面。我和父亲尴尬地握手，然后彼此对视很久，都没有说话。父亲身穿陈旧的衬衫和简单的灰色裤子，脚上穿着布满尘土的塑料凉鞋，头发灰白。我惊奇地发现，与我的大骨架相比，他显得如此瘦小。

    饭后，父亲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抱歉地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自从当上记者，我便养成了这个坏习惯。”我仔细研究了他的五官，发现除了眼睛以外，他与母亲床头柜上照片中的男人一点也不像。他是我的父亲吗？

    建美递给我一大袋荔枝，打断了我的思路。她轻声说道：“这是本地土特产，是从我姐夫工作的果园里采来的，爸爸说你可能会喜欢。”

    我转过身来看她，她已低下了头，躲避着我的目光。我感到建美也许对我的出现感到不安。我是父亲亲生的女儿，他的第一个孩子，而她是继女。当我父亲与她母亲结婚时，她只有十岁或十一岁。虽然如此，她熟知父亲，而我对父亲很陌生。她很自然亲切地喊他“爸爸”，而我这一辈子从未喊过任何人“爸爸”。她一定以为我憎恨她，但事实上，我羡慕她。

    建美饭后先走了，因而我有机会与父亲单独相处。他低声说道：“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在这里！”他的表情掺杂着内疚与高兴。内疚的是多年来没有在我身边陪伴我，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团聚，而且知道我很好。

    随后，他哭了。我想安慰他，但找不到适合的字眼。我能说什么？近二十五年来我头一次见到我的父亲，我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擦拭了眼泪，递给我一张小照片。“这是你的照片，不管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无数的图钉洞布满了这张旧照片的四角。它是我六七岁时拍的。照片上的我，梳着两条粗粗的系着缎带的大辫子，我穿的毛衣上面绣着“郑”字。这是我的姓。母亲在毛衣上绣了这个字，似乎要向全世界宣布，我是父亲的女儿。

    我凝视着父亲，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海洋、距离和时间也许使我们分离，但是他从来没有离我们太远，因为他始终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我需要知道的太多了。不仅仅是为了了解父亲母亲以及他们之间不平凡的经历和感情，更是为了帮助我自己认识我是谁。不巧的是，1976年不是问这些问题的适当时候。虽然“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但是父亲仍然顾虑重重，害怕说错话。因此，我想知道的答案，只好等到他以后再说了。

    虽然不容易，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接受这个面容憔悴的男人为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说父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说话时精力充沛、充满激情，他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母亲把父亲吹嘘得像是一个巨人，可我从父亲身上一点也没感觉到。

    傍晚，父亲主动提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他激动地告诉我，他是如何等待了我们十七年，可是在一次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一位孀居母亲帮助了他。终于，他们越走越近，最后结了婚。“她有两个女儿，她们让我想起了你和你的妹妹。”他慢慢说道，眼神里充满了恳求，恳求我的谅解。

    我很感谢我的继母救了父亲。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由于是贫民出身，父亲与她的婚姻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我送给父亲一些从美国带来的维生素，送给他的妻子一瓶洗发精和润肤露，并向他保证这些东西价格并不贵，不是奢侈品。对我的父亲来说，有海外关系已经很糟了，我不希望他因有来自西方的礼物而惹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