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春秋繁露》

    董仲舒（约前179-前104），为有汉一代儒宗，亦是汉初最重要的《公羊》学大师。自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其中，《春秋》唯立《公羊》，此后三百年间，皆董氏弟子及其后学世代立于学官。其所著《春秋繁露》，乃董氏发明《公羊传》之“说经”体著作，自民国以降，经学废坠，历来研究《春秋繁露》之现代学者，虽不乏其人，然多据西方之哲学范式以治其学。正因如此，今人研究古代学术，多不得其门而入，而《春秋繁露》乃其中最受人误解、最不得其法的著作之一。故论其根本之误，实在于今人不通《公羊》，不知从《公羊》学的角度去研究《春秋繁露》，反以哲学裁割董氏思想所致。

    一

    董仲舒少治《春秋》，景帝时已为博士。武帝即位，仲舒以贤良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先后为江都相、胶西相。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颇称述董子之学，其《史记·儒林列传》又云：“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五行志》则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氏之学既传在学官，故极得汉人推重。其后，刘向谓“董仲舒有王佐之材，是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其推挹董氏竟如此。其子刘歆宗古文，虽以刘向之说为过，犹谓“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至东汉，班固谓仲舒“谠言访对，为世纯儒”（《汉书·叙传》），又谓“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诸如此论，足见董仲舒对两汉政治与学术之影响，实属深远。

    关于其著述，《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又，《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即本传所言“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汉志》又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殆本传所言“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后人辑佚关于“《春秋》决狱”者数条，即此书之阙遗。至于本传所言“说《春秋》事得失”者，即今所见《春秋繁露》。许慎《五经异义》又载有《公羊董仲舒说》。此外，本传中尚录其举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至《五行志》《食货志》《匈奴传》等诸志传中，犹散见其议论。然至《隋志》始著录有《春秋繁露》十七卷、《春秋决事》十卷，而集部类则著录有《汉胶西相董仲舒集》一卷。可见，无论今所见《春秋繁露》及已散佚之《春秋决狱》，皆《公羊》学著述，故不通《公羊》，焉能入董氏之门耶！

    然董氏之书，皆非注经体裁，大多以推衍《公羊》义理为主。其后立于学官者，如严、颜二家，虽出于董氏之门，然用章句之体，为两汉学者治经之主流，殆不同于董氏诸书。汉末何休攻严、颜二家，乃专修与董子同时之胡毋生，而无一语及董子。魏晋立十九博士，《公羊》用颜安乐、何休注。故汉以后，治董子学者寡少，其书亦渐散佚，而其从祀孔庙亦晚，迟至元末至顺元年（1330），其不如何休远矣。虽然，宋程子犹称许“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朱子则谓“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又谓“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殆以仲舒明道正谊之说，与宋人诚意正心之学不无契合。然朱子颇以史书视《春秋》，故其论《公羊》，尚不脱宋人习气，多诋以穿凿附会，失圣人本旨，可见，宋人非真能通董氏之学者。唯至清中叶以后，《公羊》学复兴，刘逢禄倡之于前，而凌、龚、魏、康等，莫不兼治董子之学，且以为驾于何休《解诂》之上，至此，董氏遂为世人推重至极矣。

    二

    《春秋繁露》久不行于世。汉末何休治《公羊》，唯据胡毋生，而不及董氏。《繁露》非解经之书，唯因唐、宋人征引其书，故宋人得从中辑录而成此书。据考，其时有四种刊本，然多有讹脱。南宋楼钥校其书，始为定本，凡十七卷，八十二篇，阙文三篇，实为七十九篇。明代翻刻楼钥本，又谬漏百出。乾隆间，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收楼本对勘，补订删改，稍还旧观。是书后世褒贬不一，如宋欧阳修尝读此书，以为“董生儒者，其论深极《春秋》之旨。然惑于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牵于其师之说，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楼郁序则以汉儒治经，“多病颛门之见，各务高师之言”，而谓是书“视诸儒尤博极闳深也”。四库馆臣论是书曰：“《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盖病此书非注经之体也。凌曙为《公羊》颛家，其《繁露注》序谓是书“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制礼作乐之原”，又谓“浅尝之夫，横生訾议”。皮锡瑞则曰：“汉人之解说《春秋》者，无有古于是书，而广大精微，比伏生《大传》、《韩诗外传》尤为切要。”可见清人之尊董也。

    虽然，后世颇有以《春秋繁露》为伪书者，其依据有五：其一，是书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题为《春秋繁露》，与《汉书》所言“《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不合。其实，《繁露》本一篇之名，后人取篇名以总全书，实古人名书之常例。苏舆疑今《繁露》首篇《楚庄王》，其本名即《繁露》，后人以避总书，遂改为今篇名。其二，《繁露》“辞意浅薄”，宋程大昌即持此说，然楼钥誉其文词“非其后世所能到”。其三，散见于他书之部分逸文，不见于《繁露》。其四，《繁露》有大违义理处。其五，《繁露》中部分内容与贤良对策不符。前三说出于程大昌，第四说乃黄震所持，末一说则为今人戴君仁的观点。四库馆臣则曰：“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殆为折衷之论。

    就《繁露》之内容而言，四库馆臣曰：“其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王鏊曰：“《繁露》说《春秋》，宛然《公羊》之义、《公羊》之文，虽或过差，而笃信其师之说，可谓深于《春秋》者也。”然《繁露》非尽为论《春秋》之书，故胡应麟曰：“今读其书，为《春秋》发者，仅十之四五。”苏舆亦云：“《繁露》非完书也，而其说《春秋》者，又不过十之五六。”此种说法，殆将《繁露》内容分为《春秋》类与非《春秋》类两截。

    《春秋繁露》晚出，且多讹谬，且与当时宋学之义理系统不合，故后世治《繁露》者寡少。至清代，始有卢文弨校本，然以校订为主。嘉庆、道光间，《公羊》学勃兴，而董氏之学亦盛。其时凌曙治《公羊》，兼有《繁露注》，苏舆称其书“大体平实，绝无牵傅。惟于董义，少所发挥，疏漏繁碎，时所不免”。至此，可谓始有学者得窥董学之门径。同时又有魏源，亦以《公羊》名家，尝撰《董子春秋发微》七卷，欲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毋生《条例》、何劭公《解诂》所未备”，惜乎其书不见，惟存一序而已。至康有为治《公羊》，则专修董氏之说，有《春秋董氏学》，然苏舆诋其“割裂支离，疑误后学”。宣统年间，苏舆兼取卢校与凌注，并明天启时朱养和所刊孙鑛评本，成《春秋繁露义证》，其书不独校订为最佳，且以发明董氏义理为主，尤针砭康有为推衍经说之谬。

    三

    今人治《春秋繁露》者，多取哲学视角，故仅注意其中有哲学特点之篇章，如《仁义法》《深察名号》《实性》《阳尊阴卑》《基义》《人副天数》及《五行》等，不过十余篇而已。至于《春秋》类篇目，则占十之五六，其中，尤以《楚庄王》《玉杯》《竹林》《玉英》《王道》《十指》《俞序》《三代改制质文》《爵国》等，皆在《繁露》前半部，实为了解董氏思想之最重要篇目。然近百年来，历来研究其学者，少有论及此者，大都游走于高墙之外而不得其门者也。

    上世纪90年代，我读中国哲学研究生时，就已粗涉《繁露》，但因受当时流行见解的影响，自然撇开有关《春秋》类诸篇，直接选取哲学的部分来读，即以有关仁义、人性、阴阳、感应、五行的内容为主。十余年前，我开始研究《公羊传》，此间亦重读《繁露》，乃由首篇《楚庄王》开始，顺流而下，而无不豁然贯通矣。譬如，《楚庄王》取《春秋》宣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徵舒”与昭四年“楚子、蔡侯等伐吴，执齐庆封”两事相比，而明《春秋》用辞之尚“比况”，此即《春秋》书法之根本，故其文虽约，而其旨常博矣。又举昭十一年“晋伐鲜虞”事，以明《春秋》之“婉辞”。又举如昭二年“公如晋，至河乃复”事，以明《春秋》之“微辞”。婉辞者，所以讥恶也；微辞者，所以讳尊避祸隆恩也。此篇进而发明《春秋》之旨，既以《春秋》当“奉天法古”，又谓《春秋》有“王者改制”之义，前者守常，而后者通变，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可见，《楚庄王》一篇，总括《春秋》之书法与大旨，故居全篇之首。又，何休论《春秋》有“三科九旨”，此《公羊》释经之不同于《穀梁》《左氏》者，后儒诋《公羊》者，乃徒目以“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然其说已先发于《繁露》，如“通三统”见于《三代改制质文篇》，“张三世”见于《楚庄王篇》，“异外内”见于《王道篇》。魏源于《繁露》，尤重《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以为“上下古今，贯五德、五行于三统，可谓穷天人之绝学，视胡毋生《条例》有大巫小巫之叹”，至于后来之康有为，因据以发明孔子改制为旨，实得魏源之心传矣。

    今日所存研究《春秋繁露》之著述，当首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读之既熟，则可参以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及其余阐发《春秋》诸书。然读《繁露》，须有《公羊传》以为根柢。故不先通《公羊》，乃遽尔先下手读《繁露》，则虽劳神费日，穷年累月，亦绝无可能入董氏之门。

    推荐读者可读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及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