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兰大“奇人往事”

    2017年是我上大学三十周年，三十年岁月磨灭了许多当初的记忆。中国的大学经过多年扩建、扩招，现在也都非复旧观，即使故地重游，亦难拾旧梦。如今回首当年，诸事多已模糊，但有那么三个人，始终在我脑海中保持着清晰的记忆。他们不是什么专家学者，也未曾身居要津，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兰州大学校园里举止多少都有点另类。其中一个人，甚至使我回想起当年的学校生活来多了点温暖的感觉。

    大学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进入紧张的复习阶段。那时兰州大学校舍比较紧张，每到自习的时候，大家就挨着教室到处找座位，有时甚至为此发生争执。有天晚上，我在旧文科楼一层南头的教室找到个空位。教室里很安静，偶尔有人出入，都尽量轻手轻脚。大约晚上九点多，教室前门突然被推开，一个老人快步走上讲台。他个头不高，穿深蓝色中山装，留着中分，显得很威严。此人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外文，然后转过身来，快速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稍作停留，又飞快地跨下讲台离开教室。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我以为是哪个系的老师来上辅导课，要临时占用这个教室，不由得心生怨意。但很快就发现，教室里刚刚掀起的一点骚动不久也平复了，大家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那时进校不久，看着周围同学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十分不解。这个老人在黑板上写了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不是汉字。这表明他曾受过专业训练，有过教授外语的经历，可能有精神问题。但他写的那行外语，又使我觉得他可能是个身怀绝技的高人。那时校园里学外语风气刚刚兴起，而曾经读过的一些伤痕文学作品，又给我提供了往这方面联想的样本。

    自那以后，我每走在校园里，都希望能再见到他。遗憾的是，永远没再见到这个身影。大概过了一年多，偶然听人说跃进楼里死了个老人，他独居在那座筒子楼中，死后多日才被人发现。我马上想到了那个一直未再见到的老人。我知道这样的联想没有依据，但它给我心中存在已久的疑问画上了句号。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不久。一些曾经的才俊，青春岁月被消耗在了无休止的运动或劳动改造中，等到平反时，许多人已风华不再，个别人则因不堪折磨而出现了精神问题。这个像旋风一样倏来倏往，又像蒸汽一样消失于无形的老人，应该有过很不平常的遭遇。

    相比之下，有个人我几乎每天都能碰到，因为他的出现有规律。每天早饭后、午饭前和午休后，在羽毛球场上都有他活动的身影。一开始，我没太在意，经同学们提醒，才发现了他的特别之处。大冬天的早晨，他常穿一条大短裤，抱个录音机跳迪斯科。呼啦圈流行的时候，他玩呼啦圈。再往后，他弄了一把崭新的铁锨，常常拿着在那挥来挥去。这些行为常常会引起过路的同学围观，但他不在乎。

    时间久了，我渐渐看出，他其实是需要观众的。他选择的活动地点和时段都是人流最集中的。每当我们早饭和午休后去教室，或者上午下课回宿舍的时候，路上都能看到他的表演。有一天早晨，他的健美操招来了掌声，紧绷的脸上突然绽放出笑容，跳动的节奏也提高了一倍，引得围观者的掌声更响。

    提到这个人，有认识的老师称他为“杨疯子”。他身材高大，留着爱因斯坦的发型，白发衬着黑红的面庞，看上去很健壮。令我佩服的是他玩自行车的功夫。有一天晚饭时分，我从图书馆出来，意外地碰见他骑一辆二八式自行车，双手不扶车把，一掠而过。此后，就经常能在这个时段看到他在这条路上骑自行车，都是大撒把。不知从何时起，他对自己的车技进行了升级，已能直立着站在疾行的自行车座上了。他也有失手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夏天，在校园迎面碰见，发现他双臂、双腿和半只脸上都有大片的擦伤，显然是半侧着扑倒后造成的。

    “杨疯子”其实叫杨振中，他还有一个爱好是书画。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从新文科楼靠北的窗子望下去，看到他正往排球场西侧的围栏上挂字画。等第二节课一结束，我飞快地跑下楼去观赏。球场上已聚满了人，杨振中则高扬着他的脑袋，远远站在一旁听收音机，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毫无关系。我泛泛看了一圈，都是在半成品的卷轴上直接下笔创作的，全是绢质材料，这样虽省却了装裱的麻烦，但也没有宣纸的墨色效果。坦率地说，他的字并没有临帖的基础，但写得比较熟。画则完全是初学水平。

    自从那次见了他的字，我才知道家属院进门东西两侧楼旁的黑板报都是他的杰作。有了这个发现，我路过时会格外留心看那两块黑板。板报更新得很勤，每次更新时黑板都要重新刷墨。有一次正巧看到他在往上抄东西，每写一行字，都歪着脑袋端详半天。报头、报尾的空白处，还画了不少花卉图案。更令我意外的是，有一天出家属院后门，抄近路从一个栋楼前穿过，发现最西头门前的水泥地上，也写满了整齐的粉笔字，明显是杨振中的笔迹。我据此推断他可能就住在这里。杨振中是干什么的，我始终不清楚。

    杨振中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可算是兰大校园里的一道风景。有一年毕业季，我曾见有即将离校的女生拉他照合影，他很配合。虽然他不被许多人理解，但一直自娱自乐，似乎过得很充实。遗憾的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前，他因一次意外突然去世了。

    大概从本科三年级开始，我常去学校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看书。当时管理阅览室的人叫赵君圭。他身高大约一米七多一点，面色红润，一头雪白的短发，走路身板笔直，步履轻捷。说话有较浓的湖南口音，总是慢悠悠的。这个阅览室的读者不多，赵先生对人很热情，总是问一答十。

    相处得久了，我慢慢知道了一些他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他本人讲的，有从别处听来的。赵先生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革”前跟随刘绶松先生读研究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刘绶松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他也跟到了北京，见过许多名人。他曾绘声绘色地给我说，在社科院他写过很多大字报。“灭四害”那阵子，他随大家一起驱赶麻雀，中间休息的时候，钱锺书先生曾拍着他的腿说：“小赵，你可真能写啊!”“这话让我很惭愧。”他补充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派到兰州大学中文系教现代文学。那时从各大名校分来的年轻教师虽然比较多，但赵先生这样的研究生则属凤毛麟角。据他说，自己当时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对后来的遭遇，他很少提及。但从中文系别的老师那里，多少听说了一些。

    “文革”期间，赵先生被打成“右派”。据说隔离审查期间，他曾翻窗逃跑，被抓了回来。再后来，又被遣返回乡参加劳动改造。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可以想象此中的人生况味，磨掉了这个青年身上所有的棱角。我注意到，他后来和我这个晚辈聊天，出语是比较谨慎的，谈到人事时会有吞吞吐吐的现象。而对看管阅览室这个差事，他非常负责，很注意领导对他的印象。

    “文革”结束后，赵先生获得平反，回到兰大。他的业务已荒废，不能再上讲台，学校给他安排个看守阅览室的闲差。他孤独一人离开，又孑然一身回来，始终没有成家。据我所知，他对组建家庭一直怀着期待。有一次学校调整住房，他说自己想换个大点的房子，“将来说不定还要结婚呢。”

    赵先生喜欢和我谈学术，他节衣缩食买了很多书。有一次见到我，他很开心地说：“前几天晚上，刘文英还到我屋里来查过书呢。”刘文英是当时哲学系的主任，治中国哲学史有一定影响。每次聊天，只要谈到学术，他都说自己有很多东西想写。我忍不住问：为什么不抓紧动手写写呢？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痛苦和无奈的表情，仍是慢悠悠地说：“不行啊，好多书都还没看，有些书根本就买不到。书没看，怎么能写东西呢？”一开始，我真以为他在等待所需要的资料，但渐渐地发现，他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别处。他订了好几份报纸，每天上午从收发室取回来后，就坐在办公桌前，从头到尾把每一版都要仔细看完。他还集剪报，到手的报纸看完后就分类剪贴，弄了好几大本。

    有一年暑假，我在校园碰到他，一手牵着个小女孩，一手拿着饭碗往食堂走。他说那孩子是他侄孙女。孩子还小，见了陌生人很拘谨，紧紧地依在他身旁，装束上能看出是刚从农村来的。他们走过以后，我从背后看了一眼，一老一少甚是亲密。我顿时觉得赵先生其实很寂寞，这孩子大概就是他主要的亲人了吧。

    后来学校调整住房，赵先生终于在家属院二号楼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这房子是厕所和厨房得两家共用，所以不具备基本的私密性。此时他已经退休，但还接受返聘，继续看管那个阅览室。有次周末，邀请几个相熟的学生到家里聚餐，他负责采买，我们一起动手做菜。

    硕士毕业前，有一次周末去爬皋兰山。下来的路上，意外碰到他正在一个拐弯处休息，陪伴他的是两个我不认识的女生，他们还要继续上山。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下来了。印象中，这似乎是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我离开兰大去了济南。

    多年后每当想起他来，心中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向兰大的熟人打听他的境况，许多人都不知道，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知情人，则说他已早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