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大卫·柯鲁克

    每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来临了。这一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大卫·柯鲁克离我们而去的日子。

 

    我们十几位中外老朋友陪同大卫的夫人、101岁高龄的伊莎白来到位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校园一处绿树环绕的大卫半身铜像前，与远去十六年的老友再共聚一下。

 

    伊莎白和她的二儿子柯马凯带来了两瓶当年他们的亲人爱喝的酒，十几个小杯子，放在了铜像面前。只见伊莎白掏出了一方白手帕，轻柔地用左手扶着大卫的头，右脚踏上旁边的一条花园长椅的一头。还没等到大家尖声齐喊“小心！”时，她已经站到了椅子上。这时才有个站在近边的人跑过去扶住她。

 

    伊莎白先将白手帕放在嘴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就轻轻地慢慢擦去了大卫头上和脸上肯定会有的一些尘土，脸上泛着动人的亲情。这时，带着手机的几个人纷纷对好镜头拍下了这个感人的场景。而后，大家把伊莎白小心翼翼地扶下来，坐到了长椅靠近大卫的一头，才松了一口气。接着，柯马凯为每个人斟上一小杯酒，大家举杯向大卫默默致意。我一向是“滴酒不沾”的，就按照中国民间的习俗，把酒洒在了大卫铜像的座前。

 

    几个岁数更长一点的人就在铜像两边的长椅上分别坐下，其余人站在后排，请路边走过的好心人拍了一张集体照，留作纪念。

 

    那么，大卫·柯鲁克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为什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里树立了他的铜像？

 

    大卫于1910年生于伦敦。他的祖辈原是波兰犹太人，因逃避沙皇当局的宗教迫害，移居英国。他父亲曾经营皮货生意，起初还小有收益，但在1921年的萧条年月里破产。这使大卫十五岁时就辍学做工。

 

    1926年英国工人大罢工运动时，大卫在亲戚办的一个工厂工作。他的父母为了他能逐渐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设法送他到伦敦技工学院学习，并安排他到巴黎学习法语。

 

    那时，大卫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富翁，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并能有钱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因此，他设法远渡重洋，只身去到美国。但是，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我选择的时间大大错了。我在1929年10月开始的美国股票大跌之前6个月来到美国。”

 

    大卫不得不在一个最底层的毛皮工厂干活，处理臭得使人窒息的生毛皮，每周挣15块钱。

 

    当时正值美国大萧条，满街的乞丐和排队等候发放免费面包的长长的队伍，使得大卫开始接触进步书籍，阅读有关“工人阶级的天堂”的苏联的报道。他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并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那里，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兴趣大为增长。为了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他到肯塔基州的哈兰支持那里的煤矿工人罢工运动，并遭到当局的审讯和驱赶。

 

    1935年，他从哥大毕业，回到英国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为一位工党议员干秘书工作，同时参加了一个左翼学生刊物的编辑事务。

 

    1936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发起军事政变，企图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共和国政府，施行法西斯统治。大卫以他国际主义者的良心到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共同奋战，正好赶上著名的保卫亚拉玛山谷的战斗。这也就是日后在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中流传的《亚拉玛》一歌所歌颂的。它的第一节的英、汉语歌词是：

 

    There’savalleyinSpaincalledJarama.

 

    It’saplace thatweallknowsowell.

 

    It was there thatwe gave offourman⁃hood,

 

    And so many ofourbravecomradesfell.

 

    西班牙有个山谷叫亚拉玛，

 

    人们都在怀念着它。

 

    多少个同志倒在山下，

 

    亚拉玛开遍鲜花。

 

    但不幸的是，大卫在参加战斗的第一天就腿股部两处中弹，被送到马德里的一家白求恩所在的医院养伤。养伤期间，他从白求恩那里借到一本《西行漫记》，对中国革命发生兴趣，敬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了解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壮举和延安红色根据地的情况。这本书奠定了大卫日后数十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解放斗争的敬慕和热情。他通过多种途径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抗日活动和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的斗争。

 

    不久后，大卫在医院里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参加工作。在培训期间，他在进步电台上以英语向英国老百姓广播西班牙战况，其间认识了许多西方进步记者，包括美国左翼作家海明威（ErnestHemingway，《老人与海》及其后关于西班牙战斗的《战地钟声》的作者）。伤愈之后，他重返前线，在一次敌军的猛烈进攻中活了下来，被派到国际纵队军官训练营工作。

 

    1938年苏联情报机构将大卫派到上海工作，安排他在当时的圣约翰大学任西方文学教师。但实际上，这是他的情报工作的掩护。但不久苏联情报机构解除了他的工作。

 

    此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大卫决定离开上海，到中国的大后方，接近投身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他于1940年来到四川成都，在华西大学任教。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到一些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西方传教士，共同研讨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他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一位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伊莎白（Isa⁃belBrown）。

 

    这期间，在大卫和伊莎白的共同战斗生涯中的一个插曲，也可看出大卫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感情：1941年大卫邀约伊莎白一起到红军长征途中进行过激烈战斗的大渡河。在那里，他们站立在泸定桥头，眼望着横跨大河的铁索桥下奔腾的浪花，大卫向伊莎白提出了订婚的请求。在那个中国革命圣地，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布朗举行了他们的红色订婚仪式。

 

    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虽在刚刚订婚后的幸福日子中，但大卫决定要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他重新回到英共的组织并志愿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被分配到情报部门，专门搜集日本方面的军事情报，共三年之久。这期间，大卫和伊莎白在伦敦结了婚。之后，伊莎白报名参加了驻欧洲的加拿大女子军团。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卫到伦敦大学继续学习，同时从事英共的活动。

 

    1947年是大卫和伊莎白一生中的另一个重大转折点：两人持英共介绍信和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一起来到了中国河北太行山下的解放区十里店村，调研正在进行中的土地改革工作。这一重要经历日后被写进了他们夫妇共同执笔的几部著作中：《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等。

 

    1948年，在全国解放即将来临、中国人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即将建立之际，党中央决定在河北省南海山成立外国语学校，培养日后需要的外交和外语人才。为此，由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邀请他们俩担任英语教师。经过慎重的考虑，基于国际主义精神，在征得英共领导同意后，他们决定留下来任教。按照原计划，他们应在中国呆18个月。但是，对大卫来说，他在中国呆了53年，而伊莎白至今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顾问，继续发挥余热并安享晚年。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是不分国籍的。

 

    我同大卫和伊莎白相识、共事并结成同志和好友是从1949年开始的。大卫和伊莎白这对革命夫妻对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尤其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所作出的贡献是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今天，在我们为大卫的忌日而相聚纪念之时，我只想从我在与他们共同工作和生活相处中所记忆犹新的一些往事中，审视一下大卫和伊莎白的革命情怀和为人处事。

 

    这对革命夫妻的三个孩子柯鲁（Carl）、马凯（Michael）和鸿冈（Paul）都是在北京诞生的。我还记得1950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在西苑的外国语学校是利用清朝时慈禧太后的御林军营房的三栋旧楼做校址的。因为条件简陋，没有礼堂或较大的教室，有些学生较多的课不得不在广场上讲授。一次，学生们用小马扎围坐一圈，中间立着一个老式麦克风。当时已经怀孕的伊莎白走到近前，刚刚用手一扶那个麦克风的铁立柱，立刻后仰，一个跟斗倒在了泥地上。大家一阵恐慌，围上去探视情况。一个女工作人员赶紧给伊莎白“掐人中”，让她苏醒过来。很快，伊莎白慢慢抬起头，说“I’mallright”，并挣扎着站起身来。众人要扶她进屋休息，她坚持说，“I’mOK.Ican go on with the class.It’sjustashock.”工作人员早已将电拉了闸，就搬了一张椅子让她坐下。学生们都把小马扎向中心挪动，靠她近些。她就开始讲课了。很快，学校派车拉她到协和医院检查。幸好对胎儿没有造成伤害。但是，学校上上下下都为这件事担心，会不会因为这个电击使腹中的孩子生下来有什么畸形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对伊莎白这位即将做母亲的外国同志倍加关心。那时蔬菜不多，学校里几位从老区来的女同志发挥自力更生精神，在学校的一些空地种些萝卜、青菜，专门拿给伊莎白吃。伊莎白坚持教学工作一直到临产的前一天。当大家从电话里听说伊莎白生下来一个白白胖胖的、一点没有缺胳膊少脚趾的大儿子时，才松了一口气。这对都是共产主义者的父母，决定给儿子取名“卡尔”（英文是Carl，不同于德文的Karl），以纪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一个外国孩子出生在新中国首都北京，这在学校里也是一桩大事。好似Carl是学校全体人员的孩子一样。而卡尔也长得特别好玩，几个月后，就长得很像父亲。我记得，我时常抱着他到校园里晒太阳，把他放在背上，两腿跨肩，像骑马一样，他很喜欢这样的活动，我也似乎十分骄傲。

 

    另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大卫和伊莎白作为革命伴侣相濡以沫的感情和坚持原则的关系。

 

    在建国初期，由于还没有许多西方国家的党员朋友在我国工作，又考虑到大卫和伊莎白二人是由我们与英国共产党正式协议留在中国工作的，因此，学校党组织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安排大卫和伊莎白二人与我学校英语系的党小组一起过组织生活，并参加中国教职员工的政治学习。对这一安排，他们二人感到非常幸福和快慰，觉得我们党把他们完全视为自己人。因此，他们在党小组会和政治学习时，也完全像中国同志一样，积极参加讨论国家大事、政治生活以及学校里的重大事情，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有一次讨论会上，主题是如何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如何更有力地做好统战工作。大卫提出，我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职，完全可以推选宋庆龄同志来担任。他说，一是宋庆龄继孙中山先生之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许多工作，团结了许多外国友人投身到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事业中来，在中国人民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请她担任国家主席，必能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争取到更多的友情支持。然而，就在会议上，伊莎白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她认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当然必须由久经考验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来担任，并且直接批评她的丈夫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两个人在会上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记得，多年之后，在宋庆龄同志晚年时，我国政府授予宋庆龄同志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并在她临终前完成了她多年来提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为此，大卫和伊莎白都感到十分欣慰。据他们的孩子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平日在家中有关国际问题和中国国内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时，也都会进行讨论，切磋琢磨，有时也会热烈争辩，但从来不面红耳赤。

 

    进入50年代后期，西方共产党陆续有党员到我国工作，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党组织，也定期一起过组织生活。从那时起，他们二人也就不再参加中国同志的党小组和政治生活讨论了。我记得，他们二人还曾为此闹过好一阵情绪。

 

    大卫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属于那种“择善固执”的人，但同时，他又是在知晓了自己的错误时勇于自我批评的人。在他的自传《从汉普斯泰德荒原到天安门》（写成于1993年，但未出版）中，他记述了当年在河北省解放区南海山的外事人员培训班教英语时的两件事。

 

    其中一件，他写道：

 

    当伊莎白和我开始在南海山教书时，我们同时也准备将我们在土改中获得的资料整理成一本书。可是，在中国农村生活中，“个人生活”（privacy）是谈不到的。学生们可以在一天的任何时间完全不客气地闯进我们的房间来问问题。我的关于土地改革文章的思路常常被“who和whom的区别”打断了。为此我很恼火（英文原文是Ifounditmadden-ing.）。于是，我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我们房间的门上：“上午是上课时间，欢迎来提问。但下午是我们的写作时间，请勿打扰。”这件事引起了批评：一个解放区的教师是应当“全心全意”地为学生服务的。后来，我们把那张纸条撕了下来。

 

    大卫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听他打趣说笑话是我们的一大享受。而且这些笑话常常是他在课堂上结合学习内容而发的。

 

    他特别重视对学生讲解西方文化习俗，因为学习语言和了解文化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将来做外事工作的人，更需要丰富这方面的理解。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所讲的一个有关西方习俗的笑话。有一次，他讲解英语中的euphemism（委婉语）的重要性。他说，有一次一位英国外宾来中国参观访问，由一位年轻英语翻译陪同他参观一个工厂。由于地方很大，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走了许多车间、机房等。忽然，这位外宾想上厕所，他就对那位翻译用委婉语说：“Excuseme,butI’dliketogosomewhere.”我们这位翻译为了表示我们对外公开的政策，不对外国友人隐藏什么，就一片好心地对他说：“Oh sure. Youcangoanywhere.Wehavenoth⁃ingtohide.”（您去哪儿都行，我们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弄得那位外宾十分尴尬，而且还不敢笑出声来。

 

    说起大卫和伊莎白二人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一件重大的事情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大卫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造反派指控是“外国特务”而抓起来，在北京的秦城监狱度过整整五年的时光；伊莎白被“校内拘留”了三年半。直到1973年，他们才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干预下，与其他许多被错误对待的外国朋友一起被释放出狱。六个星期后，三月八日，周总理离开病房，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他们，并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他们公开道歉。

 

    关于之后的事，我曾在1995年出版的《柯鲁克夫妇在中国》一书中写过一篇短文，现在把它转载于此：

 

    仲秋往事

 

    记得那是1972年秋天。

 

    我从驻北外的8341部队一个干部那里听说，因为柯鲁克“身体不好”，准备让他回到学校家里来休养。

 

    说这话的时候，柯鲁克同志已经在“四人帮”的监狱里度过了五个年头。

 

    那天下午，是教学小组的政治学习时间。当时伊莎白同志已经被解除了“群众监督”（其实是拘留），恢复了教学工作。大约到3点钟，伊莎白请假提前离开，因为那是一个月一次可以探视柯鲁克的日子。她走到走廊时，我跟了出去，向她说，“替我问大卫好。事情有转机。”我希望她能了解其中的含意。伊莎白显得有些惊讶不解，因为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人敢和她提起过这些事。

 

    过了约四个月，柯鲁克同志被释放回家。8341部队的负责人向大家宣布，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对他的照顾。但大家心里明白，肯定是“上面”有了话，否则是不可能的。

 

    柯鲁克同志回家的第二天，1973年1月27日，我和两三个“顾虑”少一点的老师去家里看望他们俩。我们坐定之后，柯鲁克沉静地说：

 

    “我在中国的监狱里呆了长长的五年，日子是漫长的，现在看起来可能是结束了；当然，我还不敢肯定。假如说我对这件事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没有能工作，我没有能教书——五年白白地过去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这五年时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自我反省的机会。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的闲暇来回顾自己的过去。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有许多固有的缺陷需要改造。这五年中，我常常忆起我如何从英国到了美国，希望找到一个黄金铺地的乐土。然而，残酷的现实把我一步一步引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这条路最终把我带到了中国。是的，五年的监狱生活对我是不轻松的。许多事使我困惑不解。但是，当我问自己，是否后悔来到中国并且定居了下来时，我的回答始终是明确的：我不后悔。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无论我曾被投入怎样的困境，我从不后悔来到中国。倘若能够给我机会，我仍然要像过去一样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献出一份力量。其实，我这五年也并没白过——我利用这个机会最认真地学习了四册《毛泽东选集》。”

 

    我现在已不记得我听了柯鲁克同志这段自白之后说了些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被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远比柯鲁克少得多，然而，一段时间里，我是有许多怨气和愤懑的。在那件事以后的20多年中，在周恩来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向所有在“文革”中受委屈的外国朋友表示歉意并为他们平反之后，我也从来没有听到柯鲁克或者伊莎白有过一句怨言，只是间或用幽默的口吻一语带过而已。近50年的相交使我深深感受到，这一对老人，虽说是金发碧眼，却已经把自己最完全、最充分地融合在中国人民之中了。他们无论是对中国人民生活中取得的进步充满激情和欢欣，还是对当今中国还存在的丑恶和不公表示愤懑和痛恨，他们都是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来和我们分享这些的，而不是局外人。在他们的胸膛中跳动的是中国人民的心，或者说，是两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心。

    写到此，让我们再回到本文一开始所描述的今年十一月一日我们在大卫铜像前聚会一事。在铜像石座正面，镌刻着几行纪念文字。那是按照大卫去世七年前（1993年）留下的遗嘱中所表达的愿望而写定的：

 

    大卫·柯鲁克（1910—2000）英国人 犹太人 共产党人

 

    中国人民的朋友

 

    是的，大卫·柯鲁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