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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确实建构着客体，以自己的思维图式去把握世界，但这些建构又被人的实践活动所建构，为社会历史所建构，是一种被建构的建构。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即《思维的建构和反思：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陈志良教授生前出版的《思维的建构和反思》的第二版。
《思维的建构和反思》第一版出版于1989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风生水起、风起云涌、风云变幻的时代。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之宏广邃微，内容之博大精深，概念之洗练繁多，观点形成之层出不穷，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学术氛围中，陈志良教授出版了他的著作《思维的建构和反思》。《思维的建构和反思》以其宽广的理论视野、深刻的理论分析、独到的理论见解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壮阔画卷。你可能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燃起你探索的激情。
《思维的建构和反思》的主题是思维如何反映存在。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常新的哲学问题，实际上属于哲学基础理论问题。在我看来，越是古老而又扎根于实践中的哲学基础理论问题越有生命力。有时候，它仿佛被社会的发展所否定，实际上却是以更新的形式、更高的层次呈现出来。用石里克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从头做起”。
人类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要回过头去重新探讨自己的基础理论问题，而对于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来说，基础理论问题都是具有前提性、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哲学不仅如此，而且更为突出，石里克甚至认为，这是“哲学事业的特征”。陈志良教授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思维如何反映存在的问题就属于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是一个既有着永久魅力又不断更新自己形式的问题，它既导源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又是全部认识论的基础和前提，而当代实践、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重新探讨思维如何反映存在这一问题的新变化、新形式、新内涵。否则，我们就既不能理解当代实践、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也难以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论的自觉和自信。
围绕思维如何反映存在这一主题，《思维的建构和反思》从“从行为思维到概念思维”、“超前性和认识的本质”、“思维的内在矛盾运动”、“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建构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反思的历史形态和实践反思规律”、“知性思维向辩证思维‘复归’的现代运动”这七个方面展开了“思维的建构和反思”。
一是提出，对存在“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是认识的方向性，是思维对存在如何反映的历史展开的形式。思维确实建构着客体，以自己的思维图式去把握世界，但这些建构又被人的实践活动所建构，为社会历史所建构，是一种被建构的建构。同时，“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马克思语），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通过特定的主体坐标系进行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
二是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通过实践反思的方式不断发展的，实践反思规律是思维发展的根本规律。所谓实践反思规律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实践反思”说明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是通过“反过来思”这一中介环节进行、“从事后开始”的。
三是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通过“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形式进行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思维“没有历史”，即认识归根到底是实践活动的升华，思维结构是实践结构的观念升华；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思维自己构成自己”：“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马克思语）
四是提出，应采取马克思所说的“从后思索”法阐述思维如何反映存在这一问题。具体地说，通过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建构性思维与反思性思维、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这些主体的内在矛盾，揭示“概念的矛盾运动”，指出“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说明存在、实践对思维的决定作用是通过思维的内在矛盾运动，通过被主体坐标系转换，通过“反过来思”的过程体现出来的。
《思维的建构和反思》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新的天和地。你也许不同意这些观点，但你不能不敬佩陈志良教授在如此广阔的领域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不能不感叹陈志良教授敏锐的理论观察力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力。更重要的是，《思维的建构和反思》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具有强劲的穿透力和持续的影响力，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具有令人震撼的思维空间。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中国古代诗人虞世南的两行诗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1945年，陈志良教授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附中。1962年，17岁的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79年，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其专业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987年，毕业留校任教，专业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从196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算起，到2012年因病去世，陈志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时间整整50年。可以说，《思维的建构和反思》这部著作是陈志良教授50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我看来，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在总体上和根本上没有超出《思维的建构和反思》的问题域和研究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决定再版《思维的建构和反思》。这一决定本身就具有学术价值。
我与陈志良教授相识于1986年。那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生。尽管我们年龄、水平差异较大，性格迥然不同，但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相同的人格使我们成为忘年交。正是陈志良教授宽广的理论视野、高超的思维方法、敏锐的理论观察力促使我驶入哲学研究的“快车道”，并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哲学研究和学术生涯；正是陈志良教授宽厚的人格、乐观的态度、无私的帮助促使我“波澜不惊、荣辱不惊”。当我“过五关”、处于人生顺境时，他为我高兴与鼓掌；当我“走麦城”、面对人生逆境时，他给我安慰与鼓励……我深深地感激我的这位挚友、学兄、师长！
2012年12月14日，饱受病痛折磨的陈志良教授离开了他喜爱的朋友和钟爱的家庭，离开了他付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的哲学事业。在陈志良教授患病期间，我经常一个人面对他的病躯，握着他的手，默默无语；在陈志良教授的告别仪式之前，我一个人面对他的遗体，握着他的手，思绪万千……我深知，从此我将“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王绩诗）。
在《思维的建构和反思》第二版即将出版之际，陈志良教授的女儿陈科博士委托我写一篇“再版后记”，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这篇“再版后记”写完之时，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志良兄，你在“天堂”一切可好？！
（本文系《思维的建构和反思》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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