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泽先生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修订本）主编吴泽先生，作者袁英光、桂遵义两位教授，都是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老师。因袁英光先生、吴泽先生先后仙逝，桂先生不辞辛劳，独自对全书进行了较大修订，在保留全书整体风格不变的前提下，改正了鲁鱼亥豕之类的错误，另外还增补了不少新内容，使本书更加完善。

    《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编撰始于1961年，当时，吴泽先生接受中宣部文科教材办公室的委托，准备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为此还专门成立编写组。可是，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编写计划中断。粉碎“四人帮”后，吴泽先生再次将这项工作提上日程，先后选编并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论集》(上、下册)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这两部文集的出版，直接导致80年代史学史热潮的兴起。1989年，吴泽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的出版，是当时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的专著，其学术地位自有公论。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的眼前时常浮现出吴泽先生的音容笑貌。

    记得是在1992年的金秋，我拿着硕士导师仓修良教授的介绍信，第一次敲开吴泽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寓所的大门。吴泽先生已经80高龄，虽满头白发，但红光满面，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先生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不仅了解我硕士论文研究的方向，而且问起我的家庭和学习情况，我则表达了想进先生门下学习的强烈愿望。告辞时先生和师母一起送我到门前，先生对师母说：“你看他虽出身农家，浑身却透露出书卷气。”

    通过博士学位入学考试之后，我顺利进入吴泽先生门下，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学史。刚入学不到一个月的一天下午，吴泽先生在回家探亲儿子的陪同下，亲临五号研究生公寓来看我，就治学方法等问题和我谈了很长时间，这让我感动不已。他说：“博士论文打天下，选题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选题太大，不易把握；选题太小，不利于今后的发展。论文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吴泽先生治学主张通古今经纬天地，无论何时，他总特别强调理论为现实服务。先生常和我说：“我是什么学派？我是马克思主义经世学派。不关心现实的学者不配称历史学家。”先生书桌玻璃下，压放着他手书的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著名诗篇《马上作》：“南北驱驰报主恩，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想来先生特别向往戚诗的意境吧。

    吴泽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以大海潮音，作师子吼，有时讲得兴起，欲罢不能，我们因此多次误过食堂就餐时间，但听课回去之后，又觉得余音绕梁，欣欣然，收获颇丰。

    当时有家刊物约吴泽先生撰写《我的历史观》一文，先生遂口述其生平经历，叫我整理成文，因为这个原因，我得以较全面地了解了先生的生平经历和治学旨趣。

    吴泽先生生于1913年，江苏武进人。在中国大学读书时，受李达、吕振羽的影响，走上学术研究和革命道路的。读大学期间，吴先生即发表《殷代经济研究》《奴隶制社会论战总批判》等论文。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后，吴先生从中国大学毕业。10月，辗转到达重庆，在吕振羽、翦伯赞、华岗等人的领导下，一边在高校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一边在青年学生和朋友们中间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和《中国历史简编》便是先生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1946年10月24日，经翦伯赞与华岗介绍，吴先生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作为地下党员的吴先生在党的领导下，坚守教育、理论阵地。

    新中国成立后，吴泽先生担任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受教育部委托，先生招收了新中国第一批中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前后三届，共30多名。吴泽先生的治学重点也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来，曾就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等发表一系列论文，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理论体系。

    正当吴泽先生在学术上成就累累之时，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先生被诬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号“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横遭批斗，受尽凌辱，但是在“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淫威面前，先生毫不畏惧，依然豁达乐观，一有机会就继续读书思考。

    粉碎“四人帮”后，不白之冤得到彻底洗刷，年近古稀的吴泽先生重新焕发学术青春，先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80年代初，吴泽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双学科博士生导师。

    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吴泽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依然笔耕不辍，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论著，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本书既是为了弄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深入研究、正确揭示中国的国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其二，关于华侨史和客家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吴泽先生较早从事华侨史、客家史的研究，著有《华侨史研究的对象、课题和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论华侨》《建立客家学刍议》等论文和讲义，将华侨史、客家学的研究推向深入。其三，关于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的研究。代表性著作就是主编本书和《史学概论》等著作。其四，吴文化和常州学派的研究。

    吴泽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但岁月无情，在我毕业前夕，吴泽先生就因病住进医院，从此不再指导博士研究生。

    作为先生的关门弟子，博士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少了，但每到重要节日，我都会打电话或写信向先生和师母请安。在给我的信中，先生一直鼓励我努力工作。2004年冬，我带着年仅5岁的儿子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先生，可是此时先生已经不认识我了！任凭我和师母在先生耳边喊话，先生却无一言赐教，我心中一酸，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2005年8月6日，吴先生走完他92年人生，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