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文学研究的新成果

    数年前，忽然接到一陌生电话，自报家门，为我湖南师大学妹吴蔚，说她想做帝王文学的博士论文，这让我眼前一亮。毕竟自本世纪初，本人一直致力于康熙的文艺思想研究，虽取得一点小成果，但因为从事帝王文学研究的学者太少，难成气候。现在有一新生力量注入，特别是当提及她的同门也正在做乾隆文学研究，立刻精神抖擞，同时也极度敬佩二者的导师詹福瑞教授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

    吴蔚全面考察了雍正的文学作品和有关的谕旨、朱批等文献资料，对雍正的文笔交往做出考述，完成了《雍正皇帝的文学雅尚研究》一书，2016年6月由北京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雍正的文学思想及其清代文坛之关系，从整体上看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高屋建瓴，纲举目张。清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结，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这种繁荣，既缘于各体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也离不开清代皇帝，尤其是康雍乾三帝的文化政策。故研究清代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如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等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如桐城派、浙西词派、宋诗派等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帝王来讲都是支派的，康雍乾三帝总是站在制高点，高屋建瓴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符合封建统治的方向发展！雍正虽然在位时间仅13年，既不如乃父康熙，亦远逊其子乾隆，但是其对清初乃至请中期文坛生态的影响其实不亚于二人。他把文章作为驾驭政权的重要手段，以惊人数量的谕旨、朱批来加强对臣工的控制，并且创造性地使用以诗诛心、以文诛心的手段进行精神领域的统治。极端尚用的思想导致文化政策的进一步紧缩，文网严密，文字狱空前，文人创作主体受到打击和限制，文学生存的空间变得狭小。特别是其“雅正清真、理法兼备”的文论，被乾隆所继承，成为影响有清一代的文风。雍正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雍正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纲举目张。

    考论结合，评骘精当。作为皇帝的雍正，其精力当然主要不在文学，所以其相关的文学活动、文艺思想及政策，大多散见于起居注、实录、御制文集以及当时王公大臣、文学侍从的别集中。这一切都需要作者对浩如烟海的文献仔细爬罗剔抉，联想当年笔者自己搜罗康熙相关文艺思想资料时的或苦闷，或欣喜，我也自然能揣度作者的个中甘苦。由于学界对雍正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如第一章《雍正的文笔交往与文学影响考述》中，雍正与其父康熙的诗文交往，雍正与大臣张廷玉、鄂尔泰、蔡世远、蒋廷锡、汪由敦、众翰林词臣的文学交往之考证，以及第三章《“雅正清真、理伐兼备”的文论》中对“雅正清真”源流的梳理等极为精审。正因作者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才可能为雍正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雍正影响清代文坛之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故詹福瑞教授高度评价：“比较扎实地运用了文献分析的方法对雍正皇帝的文笔交往以及文学作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述，为文学史提供了之前未见的材料，不仅有文学的价值，也具有史学的价值；对雍正‘雅正清真、理法兼备’的文论进行了梳理，解决了它如何由康熙的醇雅之说到乾隆时期成为士子们衡文的标准中间的过渡性问题，尤其是厘清了清代桐城派代表方苞的‘雅洁论’与雍正的文论之间的关系；对雍正的文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当时文字狱空前，文人创作主体受到打击和限制，文学生存空间狭小的主要原因做出了新的探讨。”

    体系严谨，逻辑严密。作者通过这部著作，试图构建一种相对严密的理论体系。论著以雍正的文学交往开始，从雍正与康熙的文笔交往，或可以窥见雍正文艺思想产生之源；从雍正与张廷玉、鄂尔泰等群臣的文学活动，亦可以探寻其对当时文风的深远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雍正对身边的几个大臣的影响，而且通过这些士人之表率的知识分子，就可以影响普天之下的知识分子。然后着力于雍正的“诗集、选本研究，再到‘雅正清真’‘尚用为本’的思想，又单独分出了文学政策一部分置于最后，更加符合由现象到本质，由外而内的逻辑顺序”（詹福瑞序言）。因为“雅正清真”的文风也罢，“尚用为本”的文学功能也罢，其最终旨趣落实在文化政策。作者以《朋党论》《大义觉迷录》《硃批谕旨》为例释读雍正“以文驭政”的手段，并感叹道：“与前代帝王相比，雍正的‘以文驭政’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是高举文章大旗，认为文章可以经纬天地的康熙皇帝，也无法相比”，可谓持论公允。这种研究条分缕析，思路清晰，从而显示出作者较为深厚的学力。